1月28日為國際資料隱私日，今天我們希望能重申台北通過去的問題，並且釐清今年台北捷運AI影像辨識可能帶來的風險。幾天前台北市議會在林亮君、苗博雅等議員的努力下做出決議，停止台北市眾多公共服務要求加入台北通會員的亂象。過去半年中，許多人經歷必須加入台北通會員，否則無法取得服務的怪現象，包括臨櫃辦理借書證、預約親子館。甚至在台北市就讀高中的學生，其數位學生證加入台北通會員的資料，並不會在學生畢業後刪除，在未釐清資料儲存期限的狀況下，極可能讓未成年人的實名資料再添一鍵恆久遠，資料永留存的弊病。而在實聯制上，也出現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要求使用台北通或身分證條碼的狀況。
擁有數位身分，不該成為近用公共服務的前提
我們不會預設每個人都必須持有，且隨身攜帶手機，(還必須是能上網、容量足夠下載app的手機)，那就不應要求每個人必須先同意擁有數位身分，才能使用基本的公共服務。國家數位身分制度在國際間被利益團體鼓吹，以行政效率包裝，掩蓋中央集中的數位身分制度出現單點故障，將帶來的巨大破壞。疫情下，興起減少接觸的「新常態」論述，加速數位轉型的討論。但數位轉型是為了補充、豐富我們能取得服務的管道，而不能取代或限縮其他非數位渠道。強制持有數位實名身分，是無視不同族群需求與資訊自主的社會排除。
別無選擇的同意不是同意，應主動提供替代方案供選擇
不論是討論社會包容，還是數位包容，都不是要求人去配合使用特定工具，而是理解不同的需求，使更多人得以近用公共服務。以台北市推動無紙化簽到為例，我們獲悉至台北市政府開會，需下載台北通方能簽到，為了說明台北通下載流程也附有紙本公文；當事人向承辦人反應後，才在基層人員的努力下，爭取到觸控螢幕簽到。近期報導指出，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要求使用台北通，是因為該系統可掌握座位。然而早在2020年，台中國家歌劇院的紙本實聯制就能個別填寫座位號碼，或是撕下票券入場聯寫上姓名與電話亦可達到同等效果。流程簡化不必然要數位化，數位化也不必然能解決原先的問題。
嚴防公共場所淪為企業測試大數據、影像辨識的實驗場
除了台北通外，我們還需留意企業與政府分享用戶資料，以及佈建影像辯識系統。去年11月媒體報導，台北捷運與數間企業合作，將在今年試辦智慧監控，搭配AI影像辨識偵測乘客行為。每天通勤的市井小民，怎麼會知道今天用來監測爭執、鬥毆行為的技術，會不會成為步態監控的孵化器？企業與政府合作，是否可方便其取得公共運輸的監控資料，甚至乘客行為資料？無論監控技術是花納稅錢採購，抑或由廠商無償提供，都不可規避在公共場所大規模分析旅客行為資料需要經過法律保障，並且盡可能事前評估手段與目的是否貼合的基礎問題。勿強迫推銷數位工具，面對監控產業的推銷也需更加小心，更慎重看待每個來往奔波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