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大地震，晃眼是二十一年，那時我還住在以龍眼、米粉和菸草維生的彰化故鄉。只記得某一個熟睡的夜晚，在由遠而近的地鳴裡，書架跟床板漂浮了起來。爸媽拿著不太可靠的手電筒，匆匆地搖醒跟姑姑同睡的我，抱著弟弟、喚起爺奶，奔下老家昏暗的樓梯間，遙望著南投方向被火光染紅的星空。當年的中秋，有家歸不得的我們拿出平時露營才能用上的帳篷，趴坐在剛剛鋪好水泥的埕上剝著柚子、分切月餅度過。回到學校，大家紛紛議論著牆壁上幾道深深的裂痕，那是記憶所及跟地震最接近的光景。
對我們那個小村子來說，921大地震是一場又近又遠的地震。村裡頭幾乎沒事，但隔了一條溪流的小鎮、再過去的省府，以及住在小鎮西邊的親人朋友們，卻並沒有那麼幸運。光禿禿的九九峰籠罩下，我後來就讀的小學在震災中幾乎全毀，同年的學生全在組合屋裡上課。只是轉學過去時，學校早已得到宗教團體援助而重新落成，震災的物理痕跡多已弭平，小鎮的生活似乎也已步上常軌。
直到這幾年才慢慢清楚，那一陣土地上起的波瀾，並沒有那麼容易止息。地震來又去了，時間還是一直走，人們死死生生、悲傷依舊，而日子還是要過。我庄幸運逃過一劫，但幾公里外的人們，卻得暫時在積壓著親人遺體的殘屋敗瓦間吃住。而對那些1999年9月21日後出生的少年少女們來說，他們將帶著一段完全沒有經歷過921的生命活下去。在他們的人生中，苦難將變成課本上簡潔的敘述，傷痕與崩壞只剩模糊晃蕩的影像，活過來的人尚在餘悸之中，而死去的人只剩紀念碑上的一道名字。到時，我們該如何記憶下去？
出身台中石岡梅子社區的石岡媽媽劇團，是差事劇團的鍾喬、李秀珣在災區進行的社區劇場組織工作的部分成果。雖是劇團成立二十週年的紀念作，但2021年的《梨花心地》紀念的絕不只是劇團的成立。帶著震災的記憶，這群農家客家媽媽們堅持走了二十年，從素人到成為「有機劇場工作者」的這條長路，對她們來說也是一條從「災民」回返自身生命的療傷之道。
母親與大地的秘密感應
座落於台中北端的石岡以出產椪柑、梨子等水果聞名，也是大埔腔客家人的聚居地。大甲溪在此近乎垂直地衝向台灣海峽，堆壘出河階地的肥沃；東勢丘陵阻擋了冬日的雨水，讓梨樹得以順利寄接花苞。媽媽們在備受祝佑的丘陵間為農務和家庭勞作，劇中鮮活地展現了她們的勞動身體。混雜著河洛語、客家語的閒談間，她們有著對家鄉的自豪、對家庭的碎嘴或對宗教的虔誠。如果視劇場為有意識與自我控制下的演出，生活也可以說是無意識的表演。仿似鄉間此起彼落的應答與吆喝，看起來之所以沒有刻意演出的不自然，正是媽媽們長久以來練習調度身體所得到的柔軟。農村中的換工與交錯其間的訊息交換，可以同時是自己當下的生活，也是呈現給觀眾的再現。這是唯有演出與生活渾然為一體後才能逼近的真實。
身體或許自由，但地震與天災卻不任憑生命的意志所控制。大地震期間，石岡鄉有179人喪生、55人受傷，28處客家伙房和多處公共設施遭震毀，包含石岡壩在內的大部分灌溉與排水系統若非摧毀，即是嚴重錯位變形。《梨花心地》劇中，生活與表演的交融呼應，恰如大地與女性、震災與生產之間隱約的聯繫。賣梨子的媽媽視梨子如子，是經濟來源、也是生命中親愛的一切。當她闡述自己栽種梨子的艱苦心聲，提及地震造成水路的陷落堵塞而激動落淚時，不規整的鼓聲悄悄地從布幕後響起。突然之間，拿著鼓的婦人鑽出，扯下了布幕，在枯萎的梨樹根旁扭曲掙扎，誕下了數包梨形的胎衣，女性們緩緩地從中新生舞出。
古老的時代裡，農人在田間以交合祈求五榖豐登、瓜甜果大，人類學家認為：那是基於對大地與人體間生殖力秘密感應的相信。性既為豐收，而豐收也為了性與生命的延續。當大地為地震裂傷，卻仍不斷有生命自裂痕湧出；大地宛若母體，那傷痕也恰是女性身體為生殖所留下。若要讓震災後的大地生機再度盎然，就要先從苦痛地創造新生命做起。展露孕育生命時的脆弱，也是因為相信：隨著生命終於誕生，傷痕也終能癒合。劇場的演出，何嘗不是在這種相信之中與觀眾一道進行的療癒儀式呢？
災難揭開的韌性不平等
透過客家、工業化等關鍵詞的穿針引線，本劇並不只是以女性為災區復原的獻祭。一方面記掛著921的傷痛，《梨花心地》也試著同時處理早於震災前就存在的不平等。天災雖然公平地降臨，但每個倖存者自災難中復原的韌性卻分配得不那麼公平。加諸在石岡媽媽們身上的，是既有封建社會文化對女性的種種噤聲與箝制。在2001年的第二齣戲《媽媽的伙房》中，石岡媽媽們試著演出客家女性對災後伙房重建的不容置喙，但這樣的表演也曾為她們的生活投下困擾——丈夫們開始對有聲音的媽媽們頗有微詞，認為劇團終將養成一夥悖反母性的「惡婆娘」。為了突破男人們的心防，劇團不只拜訪家庭、開讀書會，甚至跟他們一起打麻將，才勉強除去男人們的敵意。這些矛盾和衝突並非天災所招致，但卻被震災所放大。
到了2003年的《心中的河流》與2004年的《梨花》，據李秀珣所說，是與媽媽們一同指認和命名自身處境與壓迫結構的努力。延續所及，《梨花心地》劇中穿著白衣而面孔刷白的女子，在象徵家庭的木製屋瓦下，遵從著紅紙上不可顛破的家規，無聲地按男人的腳步起舞。擺脫困境的關鍵是什麼？那是力道足以撕毀家規的大聲告白：「我是廚師」、「我是畫家」、「我是媽媽」、「我是阿婆」、「我是大美人」......「我是女人」！
在這個政治正確的時代裡，女性發聲已經成為一種無庸置疑的立場。但對石岡媽媽們來說，立足在一片有信仰、有家業的土地上，活在女性、家庭與生計之間的多重張力，並不是能夠簡單地聲言決裂的難題。之所以在「我是女人」之間有那麼一連串眾聲喧嘩的宣言，正是希望大家同時看見這些身分並不應該統攝在扁平的「女性」符號之下——在災難的明天過後，我還是女人，我有著跨境移動、撫育子女與修補傷痕的力量。但在這之上，我願意不斷去質問自己的可能，且也能夠去開創新的身分與人生。或許這也正是當年差事以社區劇場的組織力介入石岡後，為媽媽們帶來的鼓舞所致吧。
天災總是根植於特定社會的土壤裡，憑依在社會中的諸種不平等，也因天災而更加猖狂地作祟。或也正是因為災難觸發的矛盾激化，辨識結構困境的契機也隨之降臨。在石岡媽媽劇團如細流般蜿蜒流淌過受災地的二十年後，媽媽們將過去的發聲練習重組為《梨花心地》，望大地憐憫、使災難止息；而當寶藏巖的獵獵春風吹過，梨花隨水流返回心裡的那方故鄉，關於災難的劇場或許也能再度重組為復返的回憶與遲來的療癒。
張宗坤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