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無國界記者譴責中國政府報復性封殺BBC

多位国际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反对英监管部门对CGTN禁令
2021-03-10 新华网 央视新闻客户端

3月9日，多位国际知名人士在英国《晨星报》和“拒绝新冷战”机构官方网站联合发表署名公开信，反对英国通讯管理局对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禁令。参与此次联名的包括澳大利亚著名战地记者、电影导演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三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导演、制片人、编剧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肯·洛奇等多位知名人士，包括在英国享有一定声誉的作家、记者编辑、电影人、音乐人等。
在这封题为《反对英国通讯管理局对CGTN的禁令 捍卫言论自由》的公开信中，这些知名人士联名发声，呼吁英国当局撤销禁令并恢复CGTN的广播许可，并表示针对CGTN的禁令“是有悖于英国及其民众利益的审查行为”。
公开信中写道，“众所周知，CGTN是受公众认可的中国国家广播机构，观众可以以此为依据判断其服务和广播电视节目质量。作为国有广播电视媒体，CGTN与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和日本放送协会（NHK）等媒体的地位相当。”公开信抨击了英国通讯管理局的“双标行径”。信中提出，尽管英国通讯管理局声称不允许CGTN在英继续播放是因为“任何英国广播执照的持有者都不应受到政治机构的控制”，然而“BBC的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军情五处的审查，但其广播执照从未被吊销过。”“这一攻击言论自由的行为，发生在西方威胁发动对华新冷战的背景之下。在这样的时刻，建立各国人民间的互信和准确理解国际事务主要参与者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剥夺CGTN的发声权利会对此构成阻碍。”
参与联名的“拒绝新冷战”成员菲奥娜·爱德华兹（Fiona Edwards）在接受《晨星报》采访时指出，英国当局这一禁令提出之时正逢“美国领导下对华敌意的不断加剧”，这种新冷战思维引发了针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恢复CGTN的播出许可非常重要，因为这给了英国公众一个倾听中国视角的机会。”
此前，英国通讯管理局于2月4日发布声明，称当天已撤销CGTN在英广播许可。此举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对。2月5日，CGTN就此事发表声明，对英国通讯管理局这一裁决表示遗憾并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作出回应，“英国通讯管理局基于意识形态偏见，以政治理由对CGTN在英国传播进行打压，将技术问题政治化，严重损害中国媒体生存，严重干扰了两国间正常交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英国多位政界人士也对英国当局这一决定提出了反对。前议员George Galloway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英国此举的目的就是伤害中国，向中国发起“没有硝烟的战争”。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则发文表示，英国当局以“政治属性”为由撤销CGTN落地许可，实属“荒谬可笑”。
在英国通讯管理局发出禁令后一个月，北京时间3月4日凌晨，法国高级视听委员会（CSA）复函中国环球广播电视公司，确认对CGTN英语新闻频道具有管辖权，依据《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欧洲跨境电视公约》，CGTN英语新闻频道可以在欧盟成员国（及欧洲经济区协定成员国）、《欧洲跨境电视公约》缔约国自由落地播出。在收到法国监管部门作出的关于CGTN频道落地播出管辖权归法国所有的确认函后，德国沃达丰公司已于北京时间3月5日早7点恢复在德国播出CGTN英语新闻频道和纪录频道。至此，CGTN在欧洲播出已经不存在法律问题。

附：公开信全文如下

　　Opposing Ofcom’s Ban on CGTN and Defending Free Speech
　　反对英国通讯管理局对CGTN的禁令 捍卫言论自由

　　Ofcom’s decision to remove the broadcasting license of CGTN – China’s English language TV channel – is an act of censorship which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Britain and its people. It is well known, and publicly acknowledged, that CGTN is a Chinese state broadcaster and viewers can therefore take this into account in judging its services and broadcasts. As a state television broadcaster, CGTN’s status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BBC, France Télévisions, NHK (Japan), and others.
　　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撤销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英广播许可的决定，是有悖于英国及其民众利益的审查行为。众所周知，CGTN是受公众认可的中国国家广播机构，观众可以以此为依据判断其服务和广播电视节目质量。作为国有广播电视媒体，CGTN与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和日本放送协会（NHK）等媒体的地位相当。

　　Ofcom’s justification for taking CGTN off air is that any holder of a broadcasting licence in Britain must not be controlled by political bodies. However, this law is only selectively applied. Numerous private and state channels have clear political agendas or control – the BBC itself, for example, which had its staff vetted by MI5 has not had its broadcasting licence revoked.
　　英国通讯管理局称，不允许CGTN在英继续播放，是因为任何英国广播执照的持有者都不应受到政治机构的控制。但这一法规的执行却是有选择性的。众多私营和国有电视频道都有明确的政治议程或受其控制，BBC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虽然BBC的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军情五处的审查，但其广播执照从未被吊销过。

　　This attack on free speech also takes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reat of a new cold war against China. At such a moment, it is crucial to buil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and also to accurately comprehend the positions of the chief actors in the global situation. Denying a voice to China’s CGTN hampers this.
　　这一攻击言论自由的行为，发生在西方威胁发动对华新冷战的背景之下。在这样的时刻，建立各国人民间的互信和准确理解国际事务主要参与者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剥夺CGTN的发声权利会对此构成阻碍。

　　Britain’s claim to be a free society is undermined by Ofcom’s decision to shut down CGTN. We call upon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o reverse this decision and to reinstate CGTN’s broadcasting licence.
　　英国通讯管理局停播CGTN的决定，也有损于英国自由社会的自我定位。我们呼吁英国当局撤销这一决定，并恢复CGTN的广播许可。

　　John Pilger, prize winning journalist
　　约翰·皮尔格，获奖记者

　　Oliver Stone, three-time Oscar winning director, producer and screenwriter
　　奥利佛·斯通，三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导演、制片人、编剧

　　Tariq Ali, writer, filmmaker and New Left Review Editorial Board
　　塔里克·阿里，作家、电影制作人、《新左派评论》编委会成员

　　Kerry-Anne Mendoza, Editor of The Canary
　　克里-安妮·门多萨，英国左翼网站The Canary编辑

　　Ben Chacko, Editor of the Morning Star
　　本·查科，《晨星报》编辑

　　Vijay Prashad, Chief Correspondent of Globetrotter
　　维贾·普拉沙德，Globetrotter首席记者

　　Ken Loach, award-winning filmmaker
　　肯·洛奇，获奖电影制作人

　　Jonathan Cook, award-winning author and journalist
　　乔纳森·库克，获奖作家、记者

　　Lowkey, Musician and activist
　　洛基，音乐人、活动家

　　Anna Chen, Writer, poet and broadcaster
　　安娜·陈，作家、诗人、播音员

　　Asa Winstanley, journalist
　　阿萨·温斯坦利，记者

　　Alan Macleod, Senior Staff Writer at MintPress News
　　艾伦·麦克劳德，敏特新闻出版社高级特约撰稿人

　　John McEvoy, journalist
　　约翰·麦克沃伊，记者

　　Mohamed Elmaazi, journalist
　　默哈默德·艾尔玛奇，记者

　　Pablo Navarette, journalist and documentary filmmaker
　　巴布洛·那瓦利特，记者、纪录片制作人

　　Fiona Edwards, No Cold War campaign
　　菲奥娜·爱德华兹，“拒绝新冷战”组织成员

無國界記者惹中立爭議 法議員斥助美反華 創辦人駁斥無中生有
2008-05-04 明報 記者林康琪、余偉邦

無國界記者（RSF）自北京奧運聖火展開傳送以來便高調舉行抗議活動，參與干擾巴黎聖火傳遞尤其惹爭議。法國社會黨參議員梅朗雄4月初直斥，無國界記者收受美國右派資金，以維護人權之名進行反華活動。此言一出，在法國社會引起議論紛紛。梅朗雄更跟無國界記者創辦人梅納爾展開隔空罵戰，事件再次令有關無國界記者中立性的爭議成為焦點。
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4月初在網誌發表名為「我不同意杯葛北京奧運及反華宣傳」的文章，激起千尺浪。梅朗雄其後還多次公開指摘RSF。他質疑，針對京奧的示威活動，美其名是為了人權，骨子裏卻是反華；他更把槍頭瞄準梅勒爾（Robert Menard），指他為美國利益服務。
梅朗雄質疑，RSF雖聲稱捍衛世界各地記者權益，但實際上只特別「關心」美國討厭的國家。他質問：「當美國將酷刑合法化時，他（梅勒爾）有辦過任何抗議行動嗎？他又有為關塔那摩的囚犯辦過一次示威抗議嗎？」
梅朗雄指出，RSF不關心歐美國家的新聞自由：在美國本土，他們唯一聲援的美國記者，只有因為披露CIA情報人員名字、拒絕透露消息來源而入獄的《紐約時報》記者米勒。他認為，這顯示RSF是「為美國總統布殊與右派服務」。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澤穆爾（Eric Zemmour）更在電視上指控，無國界記者「受僱於中情局」。
梅納爾對梅朗雄的指控嗤之以鼻，斥責他為「典型法國麻煩小政客」，又指他「特別喜歡專制政權」。他還斥罵澤穆爾為「維基記者」，指出他只是重複一些網絡傳來傳去的指控，並無實質證據。梅納爾堅稱，RSF並非只針對美國不喜歡的國家，它有批評美國的盟友沙特阿拉伯。
針對RSF並非不偏不倚的指控，其實流傳已久。《費加羅報》指出，關於無國界記者「受僱於中情局」的具體指控，最早源自古巴問題。04年1月，美國佛州西班牙語報章《El Nuevo Herald》發表題為「無國界記者宣布推動民主化古巴運動」的文章指出，梅勒爾高調會見長期獲華府資助的流亡古巴領袖，並宣稱要與歐洲政界領袖開會「推動古巴民主化」。
翌年，駐古巴的加拿大記者Jean-Guy Allard撰寫了《El expediente Robert Menard》一書，羅列梅勒爾的「可疑」活動，質疑RSF的公信。他指控，RSF接受中情局及古巴流亡組織「自由古巴中心」（Center For a Free Cuba，CFFC）資助，所以才經常高調針對古巴。
另一些較同情古巴的記者和學者，包括美國記者Diana Barahona和賓夕法尼亞州Edinboro大學教授Luciana Bohne等，也撰寫跟進報道或文章，指控RSF收中情局錢。因指控愈演愈烈，無國界記者05年發出新聞稿辯解，承認有接受美國的資助，但堅稱無礙中立。
據RSF自己公開的04年財政資料，它近兩成資金來自北美與歐洲的政府及組織，當中包括備受爭議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及CFFC，這兩個組織都獲華府大力資助。RSF的中文網站也鳴謝「台灣民主基金會」這個台北半官方組織。
NED接受美國國會撥款，在各地「宣揚民主」，常被質疑者視作中情局的門面機構。NED首任主席Allen Weinstein，1991年便曾明言：「我們做的很多事，都是中情局25年前秘密從事的。」
RSF承認，他們05年起接受NED資助（每年3.5萬歐元），02年起接受CFFC資助（每年6.4萬歐元），它矢言NED的撥款只限於協助非洲記者之用，又指兩筆資金總額只佔RSF預算2.5%。但接受這些有明顯政治立場團體資助，始終有爭議。一些RSF成員，尤其是德國及西班牙支部成員，便認為不應再接受該筆資助。梅納爾卻認為，若放棄資助，便等同間接承認「那些出於反美的」指控。
除資金來源外，批評者亦質疑，RSF選擇性「捍衛新聞自由」。法國《世界外交輿論月刊》02年一篇名為「政變無國界」的報道，便質疑RSF在委內瑞拉02年右翼政變的角色。文章指，RSF兩名駐委內瑞拉的成員都反對總統查韋斯，為政變搖旗吶喊。文章又稱，RSF當年1月發聲明要求查韋斯「不要再對傳媒作惡毒攻擊」，對委國右翼媒體針對查韋斯的歪曲失實報道卻隻字不提，後來亦對委國右翼傳媒參與推翻反查韋斯的政變視若無睹。

稱蔡政府否決中天新聞換照「無侵害新聞自由」 多外媒記者爆無國界記者組織黑幕！
2020-11-21 呷新聞 國際中心/發自台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19日否決中天新聞台換照案，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東亞辦事處與台灣分會接連發出中文與英文聲明，稱此決議未涉及侵害新聞自由。然而由印度學者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ivrastva）等人撰文的《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書調查指出，無國界記者長期領取美國政府援助。美國記者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更撰文踢爆，經過長期調查，無國界記者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
加拿大法語媒體《另類報》（L'aut' Journal）曾報導，法國著名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RSF）終身主席梅納爾（Robert Menard）首次公開承認，他的組織部分資金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以及旨在使世界「民主化」的美國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在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透露的這些消息，證實了記者讓·蓋·阿拉德（Jean-Guy Allard）的論點。他是《蒙特婁日報》的前新聞主任，現在是古巴《國際報》的雇員。他曾在一本書中題為《梅納德檔案，為什麼無國界記者被誘騙到古巴》（Le dossier Robert Menard, pourquoi Reporter sans frontieres s'acharne sur Cuba），他直指當地無國界記者及其主任為華府的外交政策和中央情報局服務。
讓·蓋·阿拉德解釋，無國界記者將古巴作為頭號敵人的無情態度，是站不住腳的。他寫道，「在過去40年中，我們有700多名同事被謀殺，但沒有一個人在古巴被謀殺。無國界記者卻選擇了這個加勒比島國，作為民眾報復的對象」。
讓·蓋·阿拉德說，針對古巴的運動顯然是出於政治動機，因為其他幾個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正在對新聞自由進行更嚴重的破壞。「為什麼我們在看到伊拉克囚犯遭受酷刑的場面後，還繼續厭惡古巴？當杜魯道將數百名魁北克獨立鬥士（其中許多是記者）關進監獄時，美國和聯合國為什麼沒有人抗議？」他指出，在古巴被監禁的唯一記者被判定為與敵國有償合作，這種罪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受到監禁的懲罰。
讓·蓋·阿拉德在書中還回顧了無國界記者是如何在委內瑞拉主要新聞團體參與反對查維茲總統（Hugo Chavez）的未遂政變後支持他們的。無國界記者的終身主席梅納爾曾為拉丁美洲最富有家族的教父—億萬富翁古斯塔沃·西斯內羅斯（Gustavo Cisneros）的媒體辯護，他曾因阻止出版一本將自己的財富歸於洗錢行動的書，而成為頭條新聞。西斯內羅斯和他的政變分子同伙沒有受到起訴，也沒有失去廣播權。
美國記者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以《揭開無國界記者組織面紗》（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Unmasked）為題刊出獨家報導，從一開始，無國界記者就把古巴作為其首要目標。據稱，該組織成立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倡導新聞自由，並幫助受到攻擊的記者。該組織稱古巴為「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它甚至給該國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低於經常有記者被殺的國家如哥倫比亞、秘魯和墨西哥。無國界記者發動了阻止歐洲人到古巴度假和歐盟在古巴做生意的運動，這是該組織在全球唯一旨在破壞一個國家經濟的運動。
報導指出，上述情況並非偶然，因為事實證明，無國界記者是在美國國務院的側翼，並與《赫爾姆斯·伯頓法案》（Helms–Burton Act）資助的古巴流亡團體關係密切。當大多數美國國會議員努力實現與古巴的貿易和旅行正常化時，40年來一直支配美國古巴政策的極端反卡斯楚組織繼續不懈地努力維持對古巴島的經濟控制。他們對無國界記者的支助，是這整體戰略的一部分。
巴黎報紙《紅色伏爾泰》（Red Voltaire）的社長蒂埃里·梅桑（Thierry Meyssan）曾發表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聲稱梅納德在2001年與美國古巴裔外交官奧托·萊許（Otto Reich）和自由古巴中心（Center for a Free Cuba）談判了一份合約。萊許是該中心的理事，該中心的大部分資金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根據梅桑的說法，這份合約是在2002年萊許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西半球特使前後簽署的。2002年無國界記者最初的服務費約為2萬4970歐元（約2萬5000美元），2003年上升到5萬9201歐元（5萬美元）。
無國界記者協會駐華府代表露西·莫里昂（Lucie Morillon）2005年4月29日在接受採訪時證實，他們確實收到了自由古巴中心的付款與萊許簽訂的合約，要求他們向歐洲人通報古巴對記者的鎮壓情況，並為在獄中的記者家屬提供支助。莫里昂還說，2004年他們從自由古巴中心收到了5萬美元，而且這個數額每年都是一致的。但她否認在電台和電視上發表反古巴宣言、在巴黎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張貼海報、在機場散發傳單、以及2003年4月占領古巴駐巴黎旅遊辦事處，是為了阻止民眾到古巴旅遊。
報導還提到，1998年9月，梅納德前往哈瓦那，招募人員為無國界記者撰寫報導。他後來在接受採訪時自爆，「我們每月給大約20名記者每人50美元，這樣他們就可以生存並留在這個國家」。但梅納德在古巴的第一任代表、資深記者內斯特·巴古爾（Nestor Baguer）在接受古巴共產黨機關報《格拉瑪報》（Granma）採訪時，對這種關係的描述提出了質疑，因為他透露自己一直在為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同時冒充異見人士。巴古爾堅持認為，無國界記者只對上交的文章付費，而且他們必須攻擊古巴政府。他不認為大多數所謂的獨立記者是獨立的或記者；很少有人接受過任何正規的培訓，他被迫對他們的稿件進行嚴格的編輯，他稱之為「可怕的懺悔」。
巴古爾回憶起他在一輛計程車後座上與無國界記者負責人的第一次對話。「他想要的是直接從這裡發布消息，看來之前他是從邁阿密收集資訊。但他希望有他的古巴消息來源，這樣會更可信。」巴古爾注意到古巴人的稿費很少，他推測梅納德做的是「大生意」。此外，法國每年給無國界記者的補助有兩百萬歐元，但只有7％被用來執行救助受壓迫記者的任務，其主要活動開銷多用來對抗海地、古巴、委內瑞拉的左派政權。

誰自由？誰民主？我的一張反帝反資大字報：鍾翔宇
2018-10-10 吹音樂 李鑫

2018年發生了一件事，文在寅與金正恩分別跨過北緯三十八度線，一同站在南、北邊界兩側握手，並透過《板門店宣言》約定在2018年年內宣布結束雙方戰爭狀態。接著，九月所舉辦的第三次金文會，簽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
同時間，一位與派對、金項鍊、大屌歌毫無瓜葛的饒舌歌手，將馬克思列寧思想、共產主義這類台灣大眾反感或無感的「冷硬題材」入歌，集結而成的首張專輯《炮打司令部》名稱援引自毛澤東文革時文宣標語，甚至將酷似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扮裝照片作為封面，一舉入圍2018年金音創作獎「最佳嘻哈專輯」。端看製作成本與鋪貨通路，在入圍者中量級明顯不同，如黑馬般一枝獨秀。
鍾翔宇是ABC，在美國出生的華裔，擁有雙重國籍，但身份有點曲折。媽媽是台南的福佬。爸爸本來是南朝鮮的華僑，因當時南朝鮮政府不承認外國人後裔是韓國公民，朴正熙政權也只承認蔣介石政權，所以當地華僑都陰錯陽差地成為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民。
後來輾轉來到美國，從小學鋼琴與小提琴，生活在白人為主的中間階層社區。由於身為美國少數族裔，見到爸媽中國餐館圈朋友與其子女無不都嚮往成為「真正的美國人」，讓鍾翔宇反思：「移民到美國的人，尤其是做的收入不好的中下階層工作、甚至如拉美裔活得沒尊嚴，為什麼仍要執意選擇移民？」這些思考促使他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這時他剛從北朝鮮回到台灣，在人人覺得專制封鎖的北韓拍完新作品〈流言蜚語〉MV。他是相當健談的人，對於自己所講的事物有著深入的了解，聊了很多不同的價值認同、意識形態、共產與資本、帝國主義與政治。他甚至在訪問前一天將訪問題目詳細作答、印成紙本回傳。
所以約訪當天，我拿到一份超過八千字的七頁A4紙本，一邊爬文、一邊與鍾翔宇討論他的思考與創作。對自己闡述理念的認真態度是訪談工作中首見，但如何從精華中淬煉不扭曲原意也成了另一難題。

Q：談「鍾翔宇」就會想到〈野格炸彈〉，這首歌是怎麼開始的？
剛開始對編曲有點好奇的時候，就下載了盜版的Ableton Live，就隨便亂編，覺得稍微像樣就發表了。〈野格炸彈〉是十七歲的時候編的，快十八歲時發表，那時候就聽了、唱，就是一個高中屁孩未成年喝酒，覺得蠻好玩的。
剛好有同學教我做野格炸彈，但其實我覺得野格炸彈蠻難喝的。那時候跟成龍一樣，拍MV時酒都是真的；所以過程是一直喝、喝了很多紅牛，回家就開始剪MV，隔天中午就上傳了。
〈野格炸彈〉一開始很多人罵，又超多人按不喜歡。有些鄉民可能就想在網路上找看起來比較智障的人去攻擊、去霸凌，可能他們自己也是這樣，所以他們在網路上可以變成壞人。但現在我重新開放之後，按喜歡的人變得很多，久了其實變成童年回憶。其實更早以前就有一些作品，不過讓最多人關注我的作品大概就是〈野格炸彈〉。

Q：聽說你是用歌詞自學中文？創作中文饒舌有受誰的影響嗎？
我在美國出生，去年才回到台灣定居，以前放假常常回來臺灣。高中前我是中文文盲，從小會講不會看，回台灣很多路標路名都看不懂。那時就印出自己喜歡的一些歌詞，看不懂字就一個一個查。因為喜歡饒舌，也自己開始抄寫歌詞，有練到中文就好。因為好玩，錄一錄給朋友聽，或把東西丟到YouTube方便轉貼，結果就開始被人家發現了。
中文歌我聽很多熱狗，也看到很多推薦的蛋堡。還有大支，但他的讓我學漢字比較困難。大支的歌詞，網路上找到多不是正式的台語漢字，對學習比較難有系統。我蠻喜歡《舌燦蓮花》，那時候很多時事歌曲，還有關注到兩岸跨海beef的事情。
當時頑童MJ116正在走起，會聽一下那時候的人喜歡怎樣的風格，還有當時比較地下的蛋頭、Barry；壞南孩（Down South Boyz）也還在⋯⋯感覺在臺灣嘻哈圈也不小，但多也沒有現在多。現在有些年紀比我小的朋友問我有沒有聽過誰，每一次問的還都不一樣。
我喜歡熱狗，因為喜歡，當然也被他影響。我也很愛蛋堡編的曲和說唱方式。我在美國買了一張熱狗第一張專輯的盜版CD，結果在車上家人都在的時候放，然後裡面一直唱「操你媽」，就被家人罵「怎麼在聽這種東西」。
因為接觸音樂，也才能後來回台灣認識了很多台灣朋友；認真聽饒舌之後，對Flow與韻腳開始研究。從小用雙語思考，好像讓我常用的一些韻腳跟一般單語言創作者不太相同，會用比較少的聲韻去搭配。
講到熱狗，我最近幫湯捷錄跟混他的首張個人專輯《L.O.C.K.》，他的某些歌詞內容和說唱風格讓我想起熱狗。我很欣賞湯捷的工作態度，也覺得他的新專輯很不錯。

Q：為什麼會變成「身著紅衛兵服的鍾翔宇」？
我們從小被教育反共，但事實是大部份人對共產主義根本毫無概念。
以前就開始研究帝國主義，不過那時候還沒看清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大學時主修經濟學，很多教科書的內容只提所謂的「看不見的手」，而不提「看得見的槍」；許多書籍僅合理化帝國主義活動和關係，或隻字不提。
後來接觸有關美帝國主義的書，例如William Blum的《Killing Hope》和Michael Parenti的著作，發現很多人愛講共產主義根據的都是西方說法；那時我就開始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書，又開始讀一些重新解釋常被斷章取義或誤解的歷史文獻。
我認為，資方不介意社會上存在很多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只要那些人不去主張能取代資本主義的東西。
可以想想，為什麼美國中情局花了那麼多資源推廣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之類的後現代主義藝術家呢？要成為共產主義者的第一步，是得先了解資本主義。
如果在資本主義下是既得利益者的話，那麼就算了解也不見得會去起身反抗，除非你是恩格斯。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最有實力的共產主義組織都在第三世界，而不在西方國家或台灣這種地方。

Q：首張獨立發行專輯《炮打司令部》居然入圍了金音獎、被文化部肯定了⋯⋯你的想法是？
金音獎入圍我是自己看到的，沒有人通知我，看到還蠻意外的。
入圍是好事，並不是說在乎獎項肯定，而是發言的平台可能會稍微變得大。我沒有辦法砸錢做宣傳，入圍可能就會有比較多人聽我的音樂。反正我不靠作音樂創作吃飯（會去製作；但如果靠創作營生，創意與態度會被綁住），所以我一樣還是會做我想做的。
其實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主要是呼籲人民反對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我對我這張《炮打司令部》已經沒有什麼期許了！它對我來說已經是過去的作品了，現在想的是未來的作品要做些什麼。

Q：是看不慣現在嘻哈圈的風氣，所以做了〈我的饒舌〉、〈保力達B〉來諷刺嗎？
不是吧？〈我的饒舌〉純粹是這張專輯的自我介紹，裡面描述的現象不只是嘻哈的現象。〈保力達B〉是做好玩的，用trap的曲風指出trap對我而言有趣的一些現象。我並沒有討厭trap，只不過我可能有時候覺得現在太多人只做trap了，聽了會有點膩。
〈保力達B〉是2016年底做的，中間去忙其他事情，直到2018年中發現自己可以做專輯；我編曲不是很厲害，以前都是玩取樣，覺得可以的beat就用了。所以大學畢業後花蠻多時間研究編曲，那時候還打工，後來的心得就陸陸續續寫進這張專輯裡。

Q：intro〈紅色恐慌〉所述說是美國反共運動，是嘉禾電影開頭？後面的口白演講是卡斯特羅？
取樣的藝術，是用大家熟悉的東西來創新；嘉禾電影的開頭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的一部分，沒有什麼其他意義。後面卡斯特羅的演講，是去了古巴之後加進去的。
先前在古巴的旅行，深刻感受到美帝國主義殖民的文化霸權留下的各種問題：在1959年革命之前作為美國有錢人的後花園，又因為1990年代開始大幅開放觀光讓很多觀光客其實對當地人民或文化不太尊重。古巴有一點讓人莞爾的是，在看得到蘇聯出口的拉達（Lada）汽車的地方看不到美國汽車、看得到美國汽車的地方看不到拉達汽車，是時代局勢變換留在古巴的痕跡。
「沒有革命基因的人，沒有革命之血的人，沒有適應革命觀念的思想的人，沒有適應革命所需要的努力和勇氣的人，我們不想要他們，我們不需要他們。」——菲德爾·卡斯特羅，1980年5月，〈紅色恐慌〉中引用。

Q：〈喀秋莎〉是俄國的民間音樂，是專輯中唯一的「情歌」，會把這首收錄進專輯的原因是？
那時候接近二戰時期俄羅斯紀念戰勝德國的五月九日勝利日，我想紀念所有反法西斯的那些無名的英雄；這張專輯中的主題都很重，這首歌就可以稍作休息。我有寄一張專輯給俄羅斯網友，但他說用中文唱很奇怪（笑）。
這首歌曲是由在家鄉守候戰士歸來的女性視角描寫思念，為戰場男兒們傳唱以期待為祖國奮戰、凱旋回家的心所高唱。但是那時候俄軍陣亡率太高了，女主角喀秋莎應該也沒有等到他的男人回來。
那時候的軍人從戰場上寄信回家，都會將信以一種三角折法當成信封。所以當家人接到郵差拿四方形的信封，就會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Q：〈偶像的手冊〉是出於何種心情與經驗進行創作？
〈偶像的手冊〉是一首描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歌，我扮演的是一個為星探的角色。歌裡面會有對女性的物化和仇女的內容，是因為它一方面是對於父權做的批判和諷刺，另一方面是用簡單易懂的方法去比喻階級矛盾。

Q：專輯《炮打司令部》中國不能上架？
歌詞都寫「在這走資派的天下，它扮演著江青的角色」了，怎麼可能上架？想聽的人還是會想辦法聽。
很多人不懂文革那段時期，挺毛的「造反派」和相對的「走資派」間矛盾產生的現象。很多人以為因為毛澤東被印在人民幣上、他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上就代表當局繼承了他，這是非常大的誤解。
過去走資派如果擺明地反毛，那麼恐怕中國就沒辦法走到現在的地步了；所以只好漸漸地改造他的形象，讓他從一個代表著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家變為一個中國的民族英雄。這種現象不意外啊，你看看多少明明不是左派的人喜歡把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圖穿在自己的身上？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國家與革命》，列寧，1917年9月

Q：對你而言，饒舌創作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呢？
最近到朝鮮拍新歌的MV回國，就套用金正恩的名言吧：「生活中有歌聲，歌聲中有生活。」對我來說，創作饒舌就像是寫日記一樣。

Q：台灣是沒有真正的「共產黨」？
台灣現在沒有真的共產黨，也更沒有共產主義的群眾運動。台灣是有一些左傾活動，不過目前很分散。假如現在存在著強而有力的共產主義組織的話，它早就被列為非法組織了，看看美國的黑豹黨怎麼被整就知道。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因為從上個世紀到現在有太多太多反共的謊言被當作基本知識，很多毫無根據的說法，例如某些人說什麼身體也要共產。然後就真的有部分人假藉共產主義名義搞些有的沒有的邪教，去騙不懂的人滿足他們的慾望。

Q：饒舌創作所展現的言論自由，這是否會衝突於社會主義、共產思想？
這麼說會犯了很多人的毛病，誤以為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有衝突，也誤以為資產階級專政下的「自由」和「民主」就是唯一的「自由」和「民主」。沒有任何意識形態，不論是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會說自己是不民主、不自由的。
資產階級專政下有資產階級民主。同樣的，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有無產階級民主。關於這問題，我之前跟朋友一起製作了一支影片，叫做《蘇聯：民主還是極權？》，有做出解釋。
〈你所謂的自由民主〉該問的是：「是誰的自由、誰的民主？」因為有階級，才有國家。國家機器本就是為某個或某些階級鎮壓其他階級的機器。當然，在某些條件下，壓迫階級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讓步。我們在資產階級專政下能夠有我們現在有的一些言論自由，難道不是因為有了鬥爭嗎？民主和專政之間也並不存在著二元對立的關係。
談論到言論自由，不只要問誰的言論自由，還要思考其幅度。坦白說，支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人是自欺欺人，因為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甚至包括給想販賣兒童色情影片的人推廣他產業的平台。
結論是，所有人、所有階級在主張言論自由的同時，也支持某程度上的限制；只是每個人支持的自由和限制的程度不太一樣，希望哪些人和階級自由、誰受限制也不同。事實上，在階級化的社會說大家都平等，根本是自欺欺人的說法。我們應該想的是，該怎麼樣解決不平等的問題。
再說，言論自由也不只是一個人能夠關起門罵誰的自由，要有發言平台才算。資產階級專政下是透過這種手段控制平台的。先不要講左右傾向，講台灣嘻哈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大支。記不記得他發完第一張唱片之後，因為開始寫一些關於他個人政治立場的事，而遭到了唱片公司的封殺？
美國又有多少講社會議題的饒舌，後來被唱片公司即資產階級封殺？何況90%以上的美國媒體是由六家大企業掌控的：通用電氣、新聞集團、迪士尼、維亞康姆、華納媒體和CBS，這些公司裡都有中情局等組織的人。
目前雖然沒有幾個人知道我是誰，但我還能稍微有個小小的平台。

Q：販售出版物、數位發行，會有違你所支持的價值嗎？
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就有商品，社會主義也有商品，關鍵在於人和生產資料之間的關係。
共產主義者的價值觀，是付出多少勞動力得到多少報酬：我製作專輯有我付出製作成本，在這過程中沒有剝削別人。壓片必須找壓片公司幫我去做，因為我沒有那些生產資料。
資產階級擁有大量的生產資料，但他們是靠抽取勞動者產生的剩餘價值去增長自己的資本的。他們自己並沒有參與生產過程，卻賺得比勞動者多；勞動者產生的價值也比他們得到的工資多。
至於版權，我並不怎麼注重它，可是那個東西在我們的社會是存在的；我今天當作它不存在，也不會因而不存在。共產主義者正視社會存在的事實，所有階級關係都有物質世界的根據，沒有任何制度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光是逃離它，也改變不了社會。

Q：台灣普遍的反共情緒？
我受到的教育與台灣教育其實相似，畢竟反共教育就是學美國那一套；但很奇怪的一點是，大家都認為蔣介石講的很多事都是假的，但講共產主義的時候卻又覺得都是真的，很奇妙。
在哪裡主張左派，多多少少都會被封殺，差別是被封殺的程度不同。關鍵在於別人問我的時候，我自己怎麼做解釋？我們從小受的就是反共教育，是「古巴的卡斯特羅是壞蛋、朝鮮的金日成是殺人魔⋯⋯」，卻不去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殺老百姓的，不是北側的政府，而是服從美國的李承晚和朴正熙政權啊。
我在這邊想要告訴大家，如果仔細去翻文件的話，會發現：很多常被用來抹黑共產主義的說法，根本都是戈培爾領導的納粹宣傳部編出來的。納粹被打敗之後，美國就聘請了不少納粹宣傳部的人為美國做反共宣傳。

Q：身著紅衛兵作為封面，你對文革的看法是？
是正面的。文革是中國在最短時間內建設最多學校的時候。鄧小平要奪權，是必須鬥爭的。當然，走資派上台之後，反文革的說法就變成主流。
而政治本來就是階級鬥爭。沒有過去和現在的勞工組織為了自己的權益而鬥爭的話，我們就還會有童工和一天工作18小時的現象，也別談基本工資了。
我不否認文革的時候有人被冤枉，所有革命都一樣，包括一般人欣賞的美國革命或者是法國大革命。重點是，既得利益者是誰？當然，年輕人沒有那時候的記憶，也從小被官方教育「文革是十年浩劫」。可是得到利益的千百萬人，只要還沒死的話，多多少少懷念那時候。只不過得到利益的在現在的環境沒太多權力，所以自然沒有什麼發言平台。而且既得利益者、即社會基層，相對來講，比較沒有文化資本，所以他們可能也沒有辦法或時間去好好地總結那時候的經歷。
關於文革，可以讀高墨波寫的《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和韓東平的《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我之前和高墨波教授聯絡，問他有沒有興趣出《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的中文版；他說他已經有中文版權了，要翻譯很快，也很樂意出。不過我聯絡的幾間台灣出版社都說，那本書不適合政治環境。

Q：你對兩岸統獨與世界局勢的認知，會是如何的態度面對？
統獨的話，要看是什麼條件的統、什麼條件的獨。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跟鄧小平時代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又意味著不同的東西。要充分地回答這些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辦到的事。
要獨立於什麼？我主張所有國家獨立於新自由主義。假如今天的中國大陸是獨立於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的話，那麼統獨對我來說會是個比較值得去討論的事。在現今的國際政治環境，統跟獨一樣都沒有擺脫新自由主義。大家把統獨簡單地看作兩岸之間的矛盾，而非中美之間的衝突；要和平獨立的話，中美會在什麼情況下允許？
在新自由主義下，帝國主義核心國家會允許你有法律上的主權，讓你有自己的國旗，可是背後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關係？看看整個中南美洲，幾乎每個民選政府都被美國推翻，而被「主權獨立」的傀儡政府取代。我認為：談論統獨，絕不能無視這事實。
此外，世界上存在多一點的強國其實是好事，因為他們彼此會產生矛盾、會鬥爭，其他人才會比較有翻身的空間。現在美國帶頭的帝國主義是這個世界上最主要的矛盾；有時候中國或俄羅斯的一些做法會打擊到美國，不見得是壞事。像是金正恩就知道怎麼在其中生存，要很靈活；台灣太守規矩了，就像是開車，大家都不守規矩了你還呆呆地守規矩，這是蠢蛋，還容易被撞。

Q：相比黑權壓迫，在台灣所見的階級、族群和歧視，有何異同嗎？
背後的階級關係一樣存在，不過呈現的方法不同。要怎麼把黑人在美國受的壓迫跟台灣的被壓迫族群比較呢？台灣沒有任何族群一樣被奴役了四百年，被奴役後又遭受許許多多的法律和經濟上的限制。不過白人至上主義在這世界上是挺普遍的，我覺得我們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我們怎麼樣看待所謂的「老外」，再看看我們對所謂的「外勞」抱有什麼樣的態度。

後記：要讓人民為人們自己服務
鍾翔宇在美國有參加過一些以共產主義活動的組織。對於改變社會組織工作，他有自己一番心得。
「有次我們五一勞動節做野餐活動，想吃東西的人自由參加，只要不是警察。我們跟他們聊他們煩惱的事情，關於剝削、工資。許多人分享了很多，還留了聯絡資料。後來我跟組織建議，認為這些人我們都值得去深入認識，畢竟一個組織不應該關起門來。組織沒有群眾的支持，什麼都不是。群眾當中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學得很進步，但裡面肯定有部分的人能夠做到。」
鍾翔宇解釋，這些人平常就有生活經驗，比只有理論背景的人更有具體心得。但當時組織創始人之一覺得只要奪取生產資料即可，鍾翔宇略顯激動地說：「但要怎麼奪取？先不要講革命這麼遠的事情，我們怎麼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讓他們過得好一點？能讓他們自己有一些思考。」
他說，以前黑豹黨即是免費提供早餐、免費服務，得到群眾的信任之後，自然有人好奇黑豹黨主張進而參與，影響更多人，「不是說外來的一個組織去管別人如何，而是要讓人們如何運用這些知識為自己服務。那時候要回台灣了，就懶得管；結果被我說中，組織不久後就解散了。」

无视BBC虚假报道 蛮横打压CGTN 一纸处罚 双重标准
2021-03-1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薛鹏、李云舒

“英国等有关国家和组织政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理抹黑攻击中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3月14日，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涉港声明及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涉港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指出。
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发布涉港错误言论的同时，英国相关部门一意孤行，屡屡进行政治操弄，打压中国媒体。当地时间3月8日，英国通信管理局网站连续发布两则公告，宣布以“违反英国广播规则”为由，对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处以共计22.5万英镑的罚款。在此之前，该局以存在所谓“政治属性”为由，撤销了CGTN在英国的播出执照。
对于英国通信管理局赤裸裸的政治打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该局一再为中国媒体在英开展正常新闻报道工作人为设置障碍，再次敦促其撤销错误决定。同时，赵立坚指出，“英国通信管理局应该做的，是对一些英媒长期以来涉华涉港失实虚假报道进行查处”。
作为一家面向全球播出的中国媒体，CGTN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受众提供准确、及时、客观的新闻资讯和多元、平衡的观点，并在报道中客观、真实地表达中国媒体的观点、视角。
而英国通信管理局对CGTN秉持客观、公正原则的报道“选择性失明”，在发布的两则公告中阐明了其与事实并不相符的处罚理由。一份公告称，CGTN关于2019年中国香港“修例风波”的报道“未能保持公正性”；另一份公告则称，CGTN分别在2013年8月和2014年7月播放英国人韩飞龙（Peter Humphrey）认罪视频，“侵犯其个人隐私”。
“此次该局再次执意作出错误判罚的决定，反映了其对中国抱持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压，荒唐可笑。”赵立坚说。
近年来，该局对中方媒体的打压愈演愈烈。2020年初，英国通信管理局突然对CGTN英语新闻频道在英国落地许可发起调查；2020年5月，该局声称要针对CGTN英语新闻频道有关香港暴力示威活动的报道实施制裁；今年2月4日，英国通信管理局发表声明，以存在所谓“政治属性”为由撤销CGTN在英国的播出执照。CGTN申请将许可转让给控制该频道的实体中国环球电视网络公司（CGTNC）后，也遭到英方拒绝，理由是“CGTNC最终控制权由中国共产党掌握”。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中国媒体的属性，英方一直是清楚的。从18年前CGTN在英国落地传播的第一天起，英方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回应一针见血：“英方现在拿中国媒体的属性来说事，对CGTN在英落地传播横加阻挠，这完全是政治操弄。”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算盘”很可能打了个空——北京时间3月4日凌晨，法国高级视听委员会（CSA）复函中国环球广播电视公司，确认对CGTN英语新闻频道具有管辖权。依据《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欧洲跨境电视公约》，CGTN英语新闻频道可以在欧盟成员国（及欧洲经济区协定成员国）、《欧洲跨境电视公约》缔约国自由落地播出。
在收到法国监管部门作出的关于CGTN频道落地播出管辖权归法国所有的确认函后，德国沃达丰公司已于北京时间3月5日早7点恢复在德国播出CGTN英语新闻频道和纪录频道。至此，CGTN在欧洲播出已经不存在法律问题。
“撤销CGTN在英广播许可的决定是企图扼杀英国社会内部有关中国的真正讨论。”英国无端打压CGTN的错误做法，引起了国际人士的不满。3月9日，多位国际知名人士在英国《晨星报》和“拒绝新冷战”机构官方网站联合发表署名公开信，反对英国通信管理局对CGTN的禁令。
参与此次联名的包括澳大利亚著名战地记者、电影导演约翰·皮尔格，三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导演、制片人、编剧奥利佛·斯通，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肯·洛奇等多位知名人士，包括作家、记者编辑、电影人、音乐人等。
在题为《反对英国通信管理局对CGTN的禁令 捍卫言论自由》的公开信中，他们表示针对CGTN的禁令“是有悖于英国及其民众利益的审查行为”。信中提出，尽管英国通信管理局声称不允许CGTN在英继续播放是因为“任何英国广播执照的持有者都不应受到政治机构的控制”，然而“BBC的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军情五处的审查”。标榜客观公正的BBC长期受军情五处控制，媒体带有政治属性在英国本已司空见惯，而唯独CGTN被禁播，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和双重标准吗？
“尽管英国一直标榜BBC是由独立于政府的12人监管委员会负责，后者却依然要接受英国政府财政资助。”中国政法大学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聂书江指出，诸如《卫报》《经济学人》等媒体，同样都掌握在大财团家族手中，资本同样不会允许其脱离自己的立场。
参与联名的“拒绝新冷战”成员菲奥娜·爱德华兹在接受《晨星报》采访时指出，英国当局这一禁令提出之时正逢“美国领导下对华敌意的不断加剧”，这种新冷战思维引发了针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恢复CGTN的播出许可非常重要，因为这给了英国公众一个倾听中国视角的机会。”
“英国对CGTN的禁令清晰表明，西方自我标榜的‘媒体自由’完全是无稽之谈。这种‘媒体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所有与西方政府政策不一致的观点都成不了气候。一旦批评声音开始获得大量支持，政府就会采取行动压制相关的发声渠道。”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认为。
“BBC涉华报道充满偏见，在涉疆问题上屡屡炒作虚假信息，谎话连篇。你们知道中国网民把你们叫做‘英国偏见公司’（British Bias Corporation）吗？”3月11日，中国外交官杨晓光就涉疆问题回击不实指责时指出。
在阻挠中国媒体在海外落地传播、提供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的同时，英国通信管理局却对BBC等本国媒体违反客观公正的行为视而不见，纵容允许其抹黑攻击中国。
3月9日，BBC广播四台播出题为《假信息之龙》报道，就网络信息、抗疫、外交等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遭到了我驻英使馆的驳斥，并敦促其摒弃偏见，改正错误，客观、公正、全面报道中国。3月2日，BBC推出了一篇所谓“重磅调查”，公然扭曲2017年央视一则报道新疆脱贫工作的视频，将当地人外出务工改善生活歪曲成“强迫劳动”。在涉疫情报道中，BBC还重新翻炒疫情“隐瞒论”“源头论”“责任论”，先入为主地渲染武汉是新冠疫情的“原点”“是新冠全球大流行开始的地方”，等等。
“从媒体职责的角度看，国际媒体应当真实、客观地报道国外事实，为本国受众提供真实的拟态环境。”聂书江认为，然而从BBC的种种对华报道可以看出，他们不但堆高了阻碍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之墙，而且长期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误导本国民众。这也是为何近些年只要来过中国的英国人，都会在社交媒体疾呼“英国媒体骗了我”。
在已被戳穿的涉华假新闻和错误面前，BBC既不愿承认，更没有道歉。被中方点名批评后，BBC夸耀起自己是“全球最受信任的新闻媒体”，而英国通信管理局则认为BBC是“客观公正的好媒体”。
近年来，包括BBC等在内的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意识形态偏见“有色眼镜”，在涉华报道中没有秉持公正立场、以意识形态划线、甚至编造假新闻，“阴间滤镜”“移花接木”等现象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恶意“碰瓷”抹黑中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记者徐泽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并配文称“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中国警察的照片是从哪里来的”。画面中，多名外媒记者手持“长枪短炮”，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各种角度拍摄一名武警官兵。这名武警战士根据规定不能随意移动，而他身后不远处就是人民大会堂，这便组成了外媒记者眼中的“完美构图”——将一个标志性建筑与身着制服的人员同框，并且用长焦镜头、低位仰拍等手法让后者显得具有侵略性。
3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此评论称，如何用西方的标准来拍一张中国的“标准”照片？必须包括：中国国旗、警察、交通摄像头、长焦、低角度和昏暗的滤镜。绝不能包括：蓝天、微笑的路人、对中国的客观看法。
“一些外媒把‘客观公正’挂在嘴边，却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同样扭曲的视角。”目睹了这一切的徐泽宇说，太多的人与我有相似的疑惑、相同的感受：双重标准、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捏造事实。
在所谓“封禁”CGTN的事件中，澳大利亚SBS电视台以所谓“人权”为由，暂停播出来自海外的CGTN和央视新闻，即时长15分钟的CGTN英文节目和时长30分钟的CCTV中文节目。然而，CGTN初步核实后指出，2006年央视与SBS签署了免费转播CCTV部分中文节目的合作协议，但并未授权SBS转播CGTN的英文节目。CGTN还表示，将向相关方了解实情，希望相关方严格依法行事。
除此之外，CGTN对去年6月1日至12月6日期间BBC、《卫报》、《纽约时报》涉港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三家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示威”（protest）和“示威者”（protesters）上。如此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如何能客观真实地展现新闻事实？
在罗思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高调宣称代表着“言论自由”，宣称“这是它的普世权利之一”。但现实是，这种“普世权利”是有条件的，只有当绝大多数民众普遍支持资本主义、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才会被允许“言论自由”。甚至这种“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一旦有相当多的人不认同资本主义或西方政府时，“言论自由”的大门立刻对他们关闭。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感慨：“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引起了无数国人的共鸣。
一百年来，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率先控制疫情、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开局起步……处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有太多的精彩故事值得各方媒体去发现、去展现。
“事实上，西方受众更加需要一种对中国发展变化的全新解读，以更为多元的信息形成对当代中国的真实判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只有抛开偏见才能读懂中国。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全球传播“西强东弱”的格局依然存在。西方媒体、尤其是英美媒体，凭借雄厚的资本和自我标榜的新闻价值，操控着全球信息流动、价值观输出。
当前，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还没有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一方面，我们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让世界准确客观全面认识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另一方面，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对违反新闻真实公正要求、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