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剩一人》國際戰犯法庭20周年 日本還沒做到哪些事？

2000年，各國慰安婦支援團體在東京舉辦了「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又稱「2000年東京大審」），目的是要追究日本政府在二戰期間設立慰安婦制度、殘害亞洲各國女性的法律責任，彌補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未針對日本相關罪行和戰犯進行審判的缺憾。

當年，參與這場世紀審判的慰安婦代表來自南北韓、台灣、中國大陸、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東帝汶、緬甸以及荷蘭等地，台灣有12名「慰安婦」阿嬤赴日參與，而現任長江大方國際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莊國明，就是最早參與台籍慰安婦求償運動、代表台籍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的律師代表。

莊國明回憶道，當年他擔任「東京大審」台灣代表團兼檢察官團團長，法庭起訴了包括裕仁天皇在內的27名被告，經過連續多日的審判，不同國籍的四位法官認定：二戰期間日本政府施行慰安婦制度，強迫佔領區和殖民地的婦女充當日軍的「性奴隸」，並判決日本戰時天皇裕仁和日本政府觸犯戰爭罪、違反人道罪。而在2001年，荷蘭海牙國際法庭也裁定為最終判決。

這個判決雖沒有法律效力，卻還給各國慰安婦受害者一個遲來的正義，不但是國際社會首次認定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有罪」，須對強徵慰安婦的罪行負起法律責任，更在判決書中附帶了12項勸告，呼籲日本政府履行。這12項勸告分別為：

莊國明大讚，這是一個「非常好、理想」的判決，如果日本的法院能夠對這個判決心服口服，也做出一個讓慰安婦受害者都能心服口服的判決，這對日本的國際地位將會「很有幫助」，「但我不懂為何日本不這樣做…」莊國明搖搖頭說。

日本法院全判敗訴 慰安婦討不到賠償

事實上，日本法院歷來面對慰安婦的態度，一直都和2000年「東京大審」及國際社會的期待背道而馳。

從1991年開始，韓國倖存的慰安婦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對日求償訴訟，此後台灣、中國大陸、菲律賓等國的受害者也紛紛向日本提出求償訴訟。1999年，有9位台籍慰安婦阿嬤前往東京地院控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並賠償每人300萬元台幣，但歷經一、二審敗訴，最後仍在2005年東京最高法院宣告敗訴定讞，而其他在日本法院的10起訴訟也全都以敗訴收場。

當年帶領慰安婦阿嬤到日本打官司、擔任對日訴訟義務律師團團長的莊國明指出，日本法院駁回慰安婦訴訟的理由不外乎三個：「超過追溯時效」、「國家無答責」、「個人非國際法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

然而，莊國明批評，日本法院的判決太過保守顢頇，他完全不能認同。例如針對時效抗辯，不論是聯合國憲章或新的國際公法見解，關於戰爭或違反人道產生的損害賠償，都不適用時效性，已是國際法上一般見解，何況慰安婦處境極其弱勢，當年根本無能力向國家難以求償，用時效抗辯有違正義原則。

此外，日本法院主張戰前沒有「國家賠償法」，是戰後才制定，所以戰前的行為引起國民損失，國家不必負責，是為「國家無答責」；但莊國明反駁，這純粹是日本在推卸責任，因為固然日本在戰時沒有「國家賠償法」，但根據國際法，日本政府同樣要對其在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承擔國家責任。至於日本法院稱個人不能作為國際法請求權主體，即便要求償也是國家對國家，這也是比較舊的國際公法的理論，戰後已經揚棄了這個說法。

戰後日本未清算罪行 右翼佔據政府要津

顢頇的不只日本法院，日本的政治人物對於慰安婦議題也極為保守。莊國明說，在台籍慰安婦告上日本法院前，他也曾協助推動日本國會對台籍慰安婦制定賠償專法，但多年過去，日本國會始終沒通過相關法案。

莊國明指出，日本政壇長年被右翼勢力把持，歸根究底是因為戰後日本沒有經過權力清洗，當年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包庇日本戰犯，使絕大多數該起訴、坐牢的戰犯都逍遙法外，戰後被遠東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嫌疑人的岸信介，甚至在無罪釋放後還當上政府首相，政壇世襲使得「上一代是右翼，下一代也是」，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三就是顯例，而右翼勢力當然不願承認戰時的罪行，只想繼續掌權，導致慰安婦議題在日本始終得不到伸張。

他表示，不僅自民黨對慰安婦議題十分保守，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本來支持針對台灣慰安婦問題立法賠償，但上台後，也變成維持權力要緊，不願違逆保守的民意。

莊國明說，面對國際聲討慰安婦議題，日本政府雖然時有「道歉」，卻始終不願承認自己對此負有國家和法律責任。然而，不管是1995年日本政府主導成立「亞洲女性和平國民基金」，試圖以民間基金方式賠償慰安婦，還是2015年的日韓政府達成的慰安婦協議，日本聲稱要支付「治癒金」給韓國慰安婦，都凸顯日本政府明知此議題涉及「國家」及「法律」責任，卻仍遮遮掩掩不認這是「國家賠償」。莊國明說，這種搪塞國際社會的作法，韓國、台灣的慰安婦當然難以接受。

不贊同韓國法院判決 政府應出面交涉

不過，談到日前韓國法院作出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本國慰安婦的歷史性判決，莊國明卻也無法苟同。莊國明從法律觀點分析，日本政府具有不受外國法院司法管轄的「主權豁免權」，韓國法院雖主張日本在慰安婦議題上不適用「主權豁免」，但慰安婦議題恰恰是「主權豁免」所保障的外交、政治行為，而不是可以免除適用的商業行為，且2015年的日韓協議至今仍未廢止，所以這個訴訟及判決在法律上都很難站得住腳。

他認為，慰安婦的求償訴訟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到日本法院去告，至於會不會勝訴則是另一回事。莊國明也認為，台灣慰安婦現在要爭取日本政府道歉賠償十分困難，可能還是要由政府出面交涉談判，但台灣缺乏有力的外交處境，民進黨政府對此也不夠強硬，恐讓日本無止境拖下去。

莊國明說，2000年東京大審已過了20年，當年的判決書列出12項勸告，日本政府大多沒做到，他認為，日本至少應該在教科書中忠實記載慰安婦議題，也該比照韓國用國家名義談協議來賠償台灣慰安婦；此外也要設置慰安婦的慰靈碑，銘記受害者的姓名和慘痛的歷史，給予她們靈魂的慰藉，「日本政府不做，各國被害國政府自己來做，台灣政府也可以做，做好了再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