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可歸的愛爾蘭人:《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的家》

2020/03/27
苦勞網記者

「誰不會想要家 可是就有人沒有它/臉上流著眼淚只能自己輕輕擦/我好羨慕他 受傷後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單的 孤單的尋找我的家…」

愛爾蘭得獎電影《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的家》(Rosie)今日(3/27)在全台上映,就像潘美辰那首〈我想有個家〉裡的歌詞一樣,說的是一個「找家」的心酸故事,堪稱疫情下不可錯過的佳作。

主角是愛爾蘭的一個六口之家,因為房東要將他們住的房子轉賣,一家人被迫離開住了七年的房子另覓新家。但面對居高不下的房價,他們一直未能找到合適房子,只能把大包小包的日常用品和衣物塞進僅有的休旅車,每天撥著社福系統提供的供無家可歸者緊急住宿的旅館電話,尋找落腳之處。

《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的家》電影劇照。

電影就聚焦在這家人度過的兩日間,我們看到女主角蘿西——這位四個小孩的媽媽——不斷撥著一通又一通電話,希望找到當晚可以住的旅館房間,結果要嘛只能留宿一晚,要嘛就是淪落到無處可去,只能睡在車子裡。根據2020年1月底的統計,在490萬人口的愛爾蘭中,就有10,271人無家可歸,其中包括數千名孩童。這部片的矛頭直指愛爾蘭的高房價問題和社會住房的短缺,台灣的觀眾看了很難不心有戚戚焉——我們之中的多數人即使不至於流落街頭,卻也都受高房價所苦,過著買不起房的「無殼蝸牛」生活。

這部片也讓人容易聯想到近年幾部同樣描寫社會現實的電影,像是日本的《小偷家族》、韓國的《寄生上流》、美國的《小丑》、英國的《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等等,當這麼多國家的電影都在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痼疾,不禁引導我們去問: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統治的世界,是否出了嚴重的結構性的問題?為什麼放任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運行的結果,是人們的實質薪資越來越低、工作越來越不穩定,乃至連一個可以棲身的住所都負擔不起?為什麼我們所賴以維生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和人民的需求相對立,建基於階級剝削、壓迫和不平等之上的?有沒有可能,資本主義的問題其實一直在那裡,只是我們未曾面對處理它?

這部片十分可貴的是,它在剖開血淋淋的社會現實之餘,亦呈現了一家人之間的細微動人的情感互動,頗有英國現實主義導演肯洛區(Ken Loach)之風。

英文片名「蘿西」(Rosie)是女主角的名字,這的確也是以她為核心的電影,充分反映了她身為家庭主婦付出的家務勞動是如何繁重、不可或缺。當蘿西的丈夫一早去上班後,她必須接送三個小孩上學,還得照料一個年幼的學齡前孩子,並不斷打電話尋覓下一個住所,幾乎沒有喘息的空間。不僅如此,她還要應付孩子在學校發生的突發事件,當她發現就讀小學的二女兒蜜莉之所以不想上學,是因為身體有「異味」而被學校同儕排擠時,她只能自責地掉下眼淚,凸顯了再無微不至的照顧仍難免疏漏,也顯示她對孩子的愛有多麼深厚。

《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的家》電影海報。片中令人動容的時刻很多,其中最發人深省的或許是一家人為了尋找逃家的大女兒凱莉,意外回到原本住了七年的房子的外頭,小兒子阿飛衝進院子,任性地抱住舊家的彈跳床而不願離去,他哭喊著「為什麼不能住在這裡?為什麼這棟房子是房東的?」蘿西則只能一邊說著「對不起」,一邊狠下心拽著他離開。

阿飛的提問,擺在這個利益至上、透過國家法律保障私有財產的現實世界來說,無疑是不現實的,但換個角度想,這其實是一個不懂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孩子拋出的大哉問:人們居住的權利,究竟應該由自私自利的房東和其背後「追求利潤」的市場邏輯決定,還是應該由整體社會的需求,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分享到其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每個家庭都能安身立命的願景來安排考量?

值此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時刻,愛爾蘭的無家可歸者面臨巨大的感染和傳播風險。近期我們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防疫政策,也目睹了政府「隨人顧性命」,有錢人可享受檢疫和良好醫療照顧,窮人和老人只能坐以待斃的殘酷景象。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暴露其黑暗面的危機時刻,也是我們直視資本主義下的住房、醫療、托育、養老等各種社會服務欠缺保障,思索其他更合理、更符合公平正義的制度的重要轉機。

《我們的家不是我們的家》的故事簡單卻強而有力,迫使觀眾面對社會長久以來的結構性問題,電影也透過細緻描摹、再現勞動民眾的日常生活,還原了人們曾經歷的許多瑣碎而重要的時刻,那些關於愛和家人間的情感紐帶,正是許多人在不易的生活中繼續奮鬥下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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