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事情時，仲介卻要我噤聲」
移工、版畫與他們的故事（二）

2019年移工大遊行前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與「印刻部」共同舉辦了「移工版畫工作坊」，偕同多名庇護中心的移工們創作出二十多幅版畫，眾人並將這些作品合印成「你選購我們但我們也是人」的大型版畫橫幅。這系列報導中，記者採訪了這些創作出獨一無二的版畫的移工，記錄他們的生命故事。

Wiwin：「為什麼仲介收了錢卻不幫忙，只是要我安靜？」

Wiwin，原本在印尼做保全，24歲的她想賺錢，也想看看台灣長什麼樣，借了很大一筆錢，在仲介的引領下，滿心期待來到台灣的工廠上班，要求自己把握住每個可以加班的機會，換取更為豐厚的薪水。只是，Wiwin沒料到，仲介不僅將說好的廠工契約，偷換成月薪只有一萬七的看護工契約，更強迫自己到豆皮工廠上班。

早上5點到晚上12點，Wiwin被丟著一個人工作。「照顧」了很多豆皮，老闆卻總是對她發脾氣，當她接觸到不明液體時，「很痛，可是老闆沒有保護我，只叫我不用休息、繼續工作。」而她最要緊的加班費，老闆卻是一毛都未給，甚至連飯也不給她吃。找不到人求援，卻再沒有體力支撐下去的她只感到害怕，終於打了1955（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求救。沒想到，被仲介發現後，Wiwin反而遭到嚴厲的責罵，「妳為什麼那麼麻煩？」，並且要求她在勞動部詢問時，謊稱自己在照顧阿嬤，或者保持安靜，否則「再給老闆找麻煩，妳就回家！」所幸，Wiwin在一次外出吃飯時，朋友得知遭遇後驚訝地問，怎麼沒去找TIWA求助？最後，TIWA與警察相偕將她從工廠救出。

Wiwin的中文能力有限，但是很希望讓人明白自己的氣憤與失望。即使已經來到庇護中心，她講起在豆皮工廠的遭遇，仍然激動顫抖，氣憤地問為什麼？為什麼老闆不給我吃飯，沒有吃飯我會一直生病，卻要我一個人做那麼多事？為什麼仲介收錢了卻不幫忙，只是要我安靜？

現在的Wiwin，被台灣政府認定為「人口販運受害人」，因此得以擁有「臨時身份證」，讓她在配合出庭、作證之外的時間，可以跟台灣人一樣，不需透過仲介而自由轉換工作與雇主。在這期間，她不只書寫了自己遭遇的歷程，收錄進《移工的仲介故事書》當中，也熱心地穿針引線，協助曾經像她一樣求助無援的移工們來到TIWA。

Emily：「我不是犯人，為什麼在台灣被上銬？」

25歲的Emily來自菲律賓，原本在工廠工作，也曾擔任櫃姐，為了給予小孩子更好的未來，選擇出國賺錢。以家庭看護工的名義來台，實際的工作內容卻是打掃、幫傭，一個月僅休一天。來台灣七個月，每次出門都會被雇主檢查包包，有一天卻突然被指控偷竊了一支筆、一條BB霜。後來，雇主通報警方，警方便以「現行犯」規格將她上銬、逮捕至警局。仲介到了警局，卻只跟TIWA對峙，堅持不讓Emily到庇護中心安置，並且義正嚴辭地阻擋，「這是我的移工！」、「我可以每天收安置費用」（據移工透露，一天三百至五百元，卻只能睡在公司沙發上）。

講到事發經過，Emily還是睜著大眼說，「我不是犯人，為什麼在台灣被上銬？」最後，檢察官發現雇主說謊，讓她氣得想反告誣告，可是，在償還完債務、賺錢完成回鄉蓋房子的理想之前，「我還需要為我的孩子們奮鬥」，她仍然得將所有心力放在工作上，並且相信未來會遇到好的台灣雇主。

Analyn：「我希望雇主家不要再有男性...」

33歲的Analyn來自菲律賓，有四個小孩，因為煩惱小孩的學費，付了10萬仲介費來台灣做看護工，卻遭雇主兒子性騷擾。她回想，連洗澡時都感覺有人正盯著自己看，「我覺得很受傷...」，只是她必須待在台灣直到小孩全部畢業。在庇護中心等待下一份看護工作，她說，她只希望雇主家不要再有男性。

去年監察院的報告指出，過去六年內（2012~2018），有高達633件的移工性侵通報，而七成屬於家庭看護工。事實上，通報數其實存在大量黑數，可以成功成案的更是少之又少。TIWA專員陳容柔說明，性騷擾、性侵案不像工傷案通常直接進入訴訟程序、交由法官仲裁，仲介能從中發揮的空間不多；移工在遭遇性騷擾、性侵後，第一時間往往不知道可以通報、以及如何通報、求援，於是仲介常常會採取譴責移工的說法「自己要穿那麼少」，或者「再申訴就回家」、「你來台灣是為了要賺錢，你要想想家人」，勸退其進一步通報、提告的可能，以保護雇主的利益。此外，由於事發後移工往往非常激動、陳述得支離破碎，而1955（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人員即使具備多語能力，卻缺乏相關經驗、訓練，能夠「聽懂」遭性侵、性騷擾的移工正在試圖求援；再者，由於訴訟要求移工自行舉證，因此即使通報成功，要真正成案可以說是非常困難。

私人仲介制度之惡

陳容柔指出，其實每一個來到TIWA求助的個案，都是第一時間向仲介求助時，被要求「忍耐」，或者遭「已讀不回」。她也談起印象深刻的工作經驗，就是帶著移工來到就業服務站找工作，不少仲介絲毫不避諱移工團體同在現場，便開始「喊價」、收取違法的買工費；而移工們知道買工費違法，只是更為清楚，工作機會被仲介壟斷，只要不付錢就不會有工作，「一切都很赤裸」。因此，移工團體才會積極倡議廢除私人仲介制度，減少移工遭受剝削的可能。

「移工為何被迫陷入脆弱與剝削的迴圈中？」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林淑芬認為，目前的私人仲介制度，導致仲介得以壟斷工作機會與資訊，藉以掠奪移工的金錢，甚至侵害人身自由與尊嚴，而移工的公民、政治權利又受到極大限制，造成其權益不受政府重視。此外，她認為對於仲介制度的思考，還是要連結到國家「選擇性地退位」。她解釋，在聘僱跨國移工所涉及的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協定以及仲介制度的法令設置，國家是不可能缺席的，但卻透過選擇性地退位，形成協議、法令，構成一個高度剝削的跨國勞動力市場。最後，她也進一步提出，「是不是在我們的共同生活裡，有些人、有些事物是不該被徹底商品化的？」

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尤其藍領勞工，是非常需要仰賴仲介的；結構上如何讓這些人不被綁住、不得動彈？長年從事移工個案服務、政策倡議的TIWA研究員吳靜如說，也許我們可以從非常簡單的關懷出發，「跟我們共同生活的這些人，是背著怎樣的血汗跟我們一起活著的？我們願意他們這樣活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