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到台灣工作，手都沒了？」
移工、版畫與他們的故事（一）

2018年底，在台移工突破70萬人，在家庭、醫院、工廠與遠洋海上，長年在台灣付出，待遇卻始終缺乏保障。這些外籍移工受困於私人仲介的層層剝削、不得自由轉換雇主以及被排除於《勞基法》外等規定，不斷遭遇制度性的暴力，人在其中，卻只能祈求「遇到好台灣人」的幸運。

在移工庇護中心裡頭，多是遭遇到性騷擾、性侵、工傷，或者突襲關廠、勞資關係嚴重破裂，而無法繼續住在原本雇主家庭、工廠宿舍的移工；他們暫時於此休息，等待協調會、訴訟結果以及下一份工作。2019年移工大遊行前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與「印刻部」共同舉辦了「移工版畫工作坊」，偕同多名庇護中心的移工們創作出二十多幅版畫，眾人並將這些作品合印成「你選購我們但我們也是人」的大型版畫橫幅。

這系列報導中，記者採訪了這些創作出獨一無二的版畫的移工，記錄他們的生命故事。

阿河：「媽媽很難過，說怎麼來台灣，手都沒了？」

42歲的黃春河與34歲的范伯重在庇護中心中互稱兄弟，兩人走得近，因為同來自越南義安省，也同在台灣遭遇工傷，阿河是哥哥，阿重是弟弟。

五年前，阿河四處向親戚朋友借錢，也才只夠他一人來到台灣工作。沒想到，在沖床工廠一次事故中，他失去了大半隻手。手沒了，回越南要如何再工作？雇主卻將事故責任推得乾淨，說是「工人自己不小心」，堅持只賠償16萬。阿河無法接受，於是開始訴訟，至今三年過去，他仍拿不到賠償返鄉，只能日復一日在庇護中心等待訴訟的賠償結果。對阿河來說最困難的是，本來出國工作是為了賺錢，讓家裡可以養鴨做生意，如今在異鄉斷了手，反而成了家裡的負擔。

要怎麼回去面對家人？何時才能拿到合理的賠償？工傷過後，媽媽每晚打來哭泣，「怎麼來台灣，手都沒了？」

阿重：「老婆說分開太久，想分手」

阿重三年前來到台灣，在沖床工廠才工作五個月，手卻在一次工傷意外變形了。終生變形的手，雇主卻只願拿出10萬賠償金。他說，其實每台機器都有裝置安全措施，可是為了提升產出效率，從來沒開啟過，間接導致事故發生。

「弟弟的手骨頭都爛掉了...」阿河說，他們兩個晚上睡覺其實都會痛到睡不著，必須要按摩止痛；而事故發生的場景，也不時在噩夢中潛伏、攻擊兩兄弟。現在，阿重仍在復健的長路，雇主也已經要求他必須重回工廠上班了，否則雇主跟勞保局都得以終止針對工傷者的薪資給付（各佔30％、70％）。

不過，阿重要怎麼做呢？他知道他尚未償還完來台的17萬仲介費債務，只是一見到原本崗位的機器，他就忍不住感到害怕。工傷之後，最讓他痛苦的是，太太說分開太久，想分手。

Sally：「我現在有很多煩惱，煩惱工作、煩惱小孩、煩惱我的手術費...」

46歲的Sally是來自菲律賓的家庭看護工，在雇主家中爬高清掃時跌落，嚴重到需要動韌帶手術，雇主卻說是Sally「自己不小心，要告去告」，不給付任何醫療費；仲介則說，「她來台灣前就跛腳了」。由於她是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家庭看護工，因此工傷期間無法領有勞保保障的原領薪資，也難以自行舉證向雇主提告求償。

「TIWA是唯一幫忙的」，受傷後，她曾向仲介求助，仲介卻很生氣──因為自己不再是可以工作的移工了。在談及兩個小孩時，她忍不住掉下眼淚而中斷訪問；一旁的同鄉則向我們解釋，「因為Sally的丈夫不幫忙照顧小孩，所以她必須非常、非常認真工作。現在受傷了，沒有工作，就沒辦法付得出小孩學費。」想家，想孩子，卻只能在庇護中心等候手術以及漫長的復健，「我想離開、回家鄉，但我怎麼能離開？」

即使移工都受制於私人仲介及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等規定，TIWA專員陳容柔指出，不受《勞基法》保障的移工（家庭看護、家庭幫傭、境外漁工）更慘，除了月薪遠低於基本工資外，在工傷發生時，是被甩落在法令保障之外的。像Sally這樣的家庭看護工，除了舉證求償難上加難外，連勞保的基礎保障都付之闕如，沒辦法像黃春河與范伯重，在受傷期間可以按月領到勞保局與雇主共同給付的原有薪資。

照顧市場化的難題：政府哪裡去了？

當看護工受傷、生病了，雇主究竟可以怎麼辦？在Sally的案例中，雇主不承認職災，不給付賠償、醫藥費，不過在幸運的移工案例中，也許會遇上「好台灣人」願意提供合理賠償，也讓移工在台灣接受完善的醫療。

然而，雇主面對照顧責任的重擔（或者雇主即是需要被照顧的失能者），其實並沒有選擇不解聘傷病移工、當個「好台灣人」的空間。陳容柔解釋，雇主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同意移工轉出、解聘，則三個月後可以遞補移工名額，二是同意移工遣返，則馬上可以有遞補名額。也就是說，只要雇主不選擇解聘，就沒辦法遞補新的看護工，而家中的照顧責任，又重新落到雇主（家庭照顧者）的頭上，即便是「好台灣人」，都被迫在這樣的制度中拉扯。

「雇主就是家裡需要人照顧，但移工出事了也沒辦法處理，解雇移工之後就變成『壞人』。」陳容柔指出，政府在照顧服務中退位，導致雇主與移工變成如此邏輯運作。目前移工團體只能跟勞動部要求個案處理，希望勞動部一邊讓雇主遞補上名額，減少雇主必須解雇移工的壓力，一邊讓移工得以接受醫療。如此制度下，在台灣超過20萬的家庭看護工，如果傷病了，便只能靠移工NGO處處補破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