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與社會理論──華勒斯坦在911之後的世界

2001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紐約世貿大樓與五角大廈的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從許多面向上看來，世界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紀元，前此一切關於國際政治、關於安全、關於發展的規律與價值都必須受到挑戰。喬姆斯基──英語學術界最著名的政治異議份子──坦率地說出歐美主流所受到的震撼之大：

近五十年間美國在世界大半個地區動輒訴諸武力，受害者不計其數。頭一次，砲火轉向美國，這的確是劇變！對歐洲來說也一樣，甚至這轉變顯得更為劇烈。……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們不曾遭到來自外國被征服者的攻擊。英國沒被印度打過，比利時沒被剛果打過，義大利沒被衣索匹亞打過，法國也沒被阿爾及利亞打過。（Chomsky, 2001: 12-13）

因此，至少在人民受到暴力威脅的恐懼這點上，911事件標誌著150年來世界潮流的逆轉。自十九世紀中期的帝國主義時代以來，中心國家的社會一般說來不需面對其他地區人民普遍遭受的征服、戰亂、與掠奪；如果有，禍亂必然是來自其他強權。因此，強權之間的穩定平衡，大致就能夠保障中心國家的安全，而把層出不窮的悲慘亂象限制在所謂的第三世界。而從911事件開始，這個局面被打破了！

儘管如此，二十世紀末以來的媒體閱聽經驗應該早就讓成熟的閱聽人培養出一種對新聞事件的歷史重要性保持審慎狐疑的態度；畢竟「劃時代」、「歷史性」的時刻幾乎無日不在追求戲劇性效果的晚間新聞與廣告版面中出現，而人們的生活經驗卻通常保持著某種連續性。絕大多數比較成熟的社會理論，在試圖捕捉連續性的結構發展與變遷時，通常選擇較長期的時間向度作為分析的尺度，從而傾向於把偶發的、短期的、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發生的「事件」──即使是造成重大斷裂經驗的事件──視為次要的、衍生的（derivative）。這種傾向時常會犧牲了對於時勢（conjuncture）的分析能力，從而對於應對時勢的策略較為缺乏。

伊曼紐爾‧華勒斯坦對911事件的態度乍看之下類似這種「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的世故。在2001年於台北的研討會中，他說：「我的估計是：歷史會證明，911事件只是一個小插曲、一個泡沫。」其實不然，在更大的層次上，華勒斯坦眼中的二十一世紀初，將出現一個更巨大的危機，其規模與深度之驚人，使得連911這麼聳動的事件，相形之下都將顯得無足輕重，因為，「五百年的資本主義即將終結」！

在諸多分析當下社會變遷理論的光譜上，華勒斯坦的命題或許屬於最大膽的一端，其所使用的時間尺度是最大的。然而，當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處在危機當中，這卻絕不是少數人的危言聳聽。911事件及其後續的腥風血雨不過是這個危機時刻最暴力的面向之一，地緣政治上的兇險不過是在2000年底以來風雨飄搖的世界經濟體系上再投下一個變數。如果美國的新經濟泡沫的崩潰與日本的持續的經濟衰退還不足以說明問題，2001年底，阿根廷的經濟崩潰則絕不含糊地顯示了危機的嚴重性。而同一段時間爆發的美國「新經濟」模範生恩隆公司的倒閉則如滾雪球般捲進愈來愈多的資本主義中心國體制敗壞的黑幕，嚴重地威脅到其政治經濟體制的正當性，更令人質疑新經濟的真實性。我們甚至可以預期，類似的衝擊還會接連在各個角落爆發。而自1990年代中開始，跨越窮國與富國界線的、以「反全球化」為名的社會運動更讓這些體制危機的政治衝擊無所隱藏。

危機的存在是一回事。然而危機的性質是什麼？是根本問題還是一時失衡？分析危機的適當時間和空間尺度是什麼？這些卻是需要追索的課題。華勒斯坦的命題是關於當代危機的諸多辯論與探索中的一家之言。本文嘗試簡述華勒斯坦所身處的西方世界知識圈的幾個公眾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關於當前危機的論述，以勾勒出一個簡單的論述地景，讓國內讀者比較周全地理解並評估他的分析。我的敘述集中在近年來關於「全球化」的論述，以及全球化論述的中心課題──「現代性」的問題以及民族國家作為分析與實踐的單位的有效性等等。關於這些課題的爭論車載斗量、難以盡述。1。在此，我只能選擇性地挑出幾位論者，分別代表右翼保守主義（如亨廷頓與福山）、試圖超越左右之分的中間派（如貝克與紀登斯）、和包括華勒斯坦在內的廣義的左翼。我認為，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解讀是理論的試金石，因此我主要集中在這些論者對於911事件及其前後的世界局勢的變化，再由他們的時勢分析來檢視其理論立場，並討論理論的取徑如何與政治立場相互影響。

「歷史的終結」抑或「文明的衝突」？

911事件發生之後幾個月，台灣與國際主流媒體一致把美國右派大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高舉為中心議題。據亨廷頓所述，冷戰結束後的世界衝突非但不會消減，反而可能愈來愈尖銳、愈無可轉圜。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四十餘年的冷戰不過是在同一個普世架構下對於不同世界發展路徑的鬥爭，而後冷戰時代的衝突卻是「西方」、伊斯蘭、東亞等不同「文明」之間千年纏鬥的繼續，事涉文化認同與種族之爭，必難善罷。

到底「蓋達」集團恐怖份子與美國的衝突是不是「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是否當真是你死我活，沒有轉圜餘地？這些課題在911事件之後佔據了諸多辯論的空間。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亨廷頓之前，當老布希初任美國總統，冷戰正在劃下句點的時候，另一位美國右派大師風行一時的說法似乎恰好否定了亨廷頓的悲觀主義。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中提出來的命題，十餘年來以各種面貌出現在關於「全球化」的論述中。福山認為，蘇聯集團的瓦解代表了前此所有歷史的終結；西方所代表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場已經大獲全勝，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所有的威權主義」都不可能再提供任何另類出路（Fukuyama, 1992: 152-157）。但是如戒嚴時期的台灣一般親資本主義的威權主義例外，不止是打著階級鬥爭之名的東西陣營對抗已經結束，福山認為，戰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關注的「南北矛盾」的提法也已經過時。他認為，從列寧以來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尤其是戰後拉美興起的依賴理論（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分析也可算做其中一支），已經被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四小龍的興起證明是錯誤的。四小龍的例子證明，對跨國資本的抵抗是無用的，心悅誠服地加入資本主義國際分工，反而能飛黃騰達（Fukuyama, 1992: pp. 122-135）。

英國柴契爾首相著名的口號「TINA」（別無出路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是福山命題的體現，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也據此而宣稱，無論在任何國度、任何政治、經濟、文化情境中，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全球化；換言之，即服膺於據說已經被歷史證明的信條。以前被認為具有無比重要性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以及相應著這些差異的國家主權問題，在歷史終結之後，變得愈來愈不重要。許多全球化論者（例如日本企業家大前研一）因而大膽地主張：民族國家已經終結了。全球自由市場將瓦解所有的界線（Ohmae, 1994）。

911事件一清二楚地向資本主義中心國的人們顯示：1989年之後的世界，絕不是資本主義式的世界大同。因此，911隔天，英國《泰晤士報》的一篇具名評論就指出，「文明的衝突」已經取代了「歷史的終結」成為21世紀西方的新挑戰，而這將比冷戰還更兇險。即使在冷戰頂峰的古巴飛彈危機中，甘迺迪還可以和赫魯雪夫通熱線電話，而現在，美國的敵人無所不在，隨時伺機而動（Hames, 2001）。柯林頓時代關於全球化的各種樂觀贊頌可以休矣。

福山本人在《華爾街日報》上的回應很能夠代表英美右翼的觀點（Fukuyama, 2001）。他認為，西方民主與資本主義所組成的「現代性」（Modernity）仍然堅強、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從世界各國紛紛選擇這條道路、各國人民爭先恐後要移民到歐美國家就是明證。亨廷頓之說的可取之處在於指出各種不同文化對於現代化有不同的適應能力。基督教文明本質上比較適應民主，而伊斯蘭文化顯然是比較適應不良的，因而會產生許多恐怖份子。但是，激進伊斯蘭絕不能取代西方文明、取代「現代化」。衝突或許還會存在，但是這是落後與進步、消失中的傳統與上昇中的現代文明的衝突。

如福山所述，「歷史的終結」與「文明的衝突」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是次要的。雙方都同意，資本主義西方的一切都代表光明進步，而反對它的所有人都代表黑暗落後，必須也必將被掃進歷史的灰燼中。他們不同意的只是西方的全盤勝利是否已經實現。亨廷頓認為不是，他尤其擔心西方社會中的「道德敗壞」──嗑藥、家庭倫理破滅、傳統美德淪喪等等──會使其落敗。在這點上，亨廷頓與賓拉登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倒是意見一致。在世界圖像上，福山與亨廷頓一致都把歷史的主角視為某些抽象的、不變的、自我圓滿的「歷史力量」──「自由民主的理念」、「極權主義」、「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等。而歷史則是這些巨靈之間的爭鬥。

福山與亨廷頓的觀點承繼著非常傳統的十九世紀西方殖民主義的意識型態，而911之後一些右派論者也不再忌諱這點。美國歷史學家詹森（Paul Johnson）或許是最露骨的一位。他在《華爾街日報》的評論中倡言，解決恐怖主義的唯一道路就是殖民主義。他回顧了十九世紀歷史，宣稱唯有西方國家「負起責任」直接統治那些不夠格自我統治的國家，才能消滅猖獗的海盜，使自由貿易得以實現。因此，美國應該尋求直接統治產生恐怖份子的國家來為他們「帶來文明」。八國聯軍鎮壓中國的義和團就是很好的先例（Johnson, 2001）。

亨廷頓∕福山式的右翼觀點與其說是某種關於世界局勢的分析，不如說是激越的戰爭宣傳。如喬姆斯基等左翼論者一再以各種方法指出：右翼習於忽視西方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對受壓迫國家人民的掠奪殘殺等大量歷史事實，以及其對不平衡發展的影響。他們更不會正視西方社會內部愈來愈激化的社會矛盾（Chomsky, 2001）。與單一、刻板化的「西方文化」、資本主義、和啟蒙民主價值扣在一起的「現代性」是他們的戰鬥口號。在現代化的大旗下，反對當前體制的聲音都可以與賓拉登一起被醜化為落伍的妖魔小丑。對亨廷頓∕福山式的右翼來說，當前唯一的深刻危機是有人不認輸、不願意接受（「西方」的）現代化的價值。至於「現代化」的資本主義體制本身的矛盾，以及阿根廷之類擁抱「現代化」價值的邊陲國家所面對的災難，要不是不在他們的視野中，就是被視為邊緣現象。

他們自己或許能在極為侷限的視角中自圓其說。但是，如果我們稍微放大眼界來看，當前的危機不只涵蓋賓拉登集團這種反挫勢力，出問題的更是被他們稱為「現代性」的這個西方主導的體制本身。

第三條路與「現代性」的危機

關於「現代性」的討論與辯論是19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理論界的一個主軸，圍繞著啟蒙的普世價值、資本主義（及其反題──社會主義）、現代科學與技術等現象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成為德西達、布希亞、李歐塔等「後現代」理論家的解構式批判焦點。後現代派對於整體性（totality）的批判多半隱含著一種期待，期待一個更多元、繽紛的人類世界。而其他立場的論者──尤其是馬克斯主義者與社會民主派──則希望在回應、正視後現代派的批判與願景的同時，又能夠保存啟蒙的價值。在下一節中，我會談到包括華勒斯坦在內的泛馬克斯主義圈子的論述與辯論。在這裡，讓我們先看看幾位當前著名的社會民主派的分析。

冷戰結束後的西方社會民主派處於一個尷尬的中間位置。一方面，他們放棄了傳統各社會主義流派推翻資本主義、建立新社會的立場，因而必須與當前的資本主義體制妥協；另一方面，戰後五十年西方陣營中盛行的以國家管制體制為資本主義帶來「人性的面貌」的嘗試在資本的跨國力量愈來愈強大之下，似乎愈來愈不可能實現。英國布萊爾首相的「新工黨」頭號顧問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是這個立場中最著名的口號。紀登斯的德國戰友，同時也對德國執政的綠黨與社會民主黨陣營有著深刻影響的烏里希‧貝克（Ulrich Beck）的評論很適切地反映了這種進退維谷的窘境。

和「歷史的終結」的福山類似，911事件帶來的戰爭狀態看似對貝克近年來的論述提出了令人困窘的挑戰，畢竟，從他1994年的名著《風險社會》以來，他就一直在談論全球化時代是一個「沒有敵人的社會」。現在，至少美國正在努力地到處尋找軍事敵人。然而，他看到的是：民族國家之間的對立被911事件消弭了。於911之後發表在英國政論雜誌《新政治家》上的文章伊始開頭，貝克說：

人們常問：「什麼東西可以讓全世界團結起來？」有些人的答案是：「火星來的攻擊」，在某個意義上，9月11日發生的正是這麼回事：來自我們「內部的火星」的攻擊。正如預期，至少在幾個星期中，爭鬥中的各個陣營與國家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全球恐怖主義。（2001a: 33）

貝克認為，911事件證實了一條規律：反全球化的嘗試只會讓全球化更加速。恐怖攻擊促使各個民族國家形成了更牢固的「跨國合作網路」。然而，在看似天真地歌頌「反恐怖戰爭」的言詞之後，貝克憂心忡忡地指出，國家（state）以更專斷的形式復興了；在國家安全的大旗下，反民主、反自由的措施被強加在「全球化的輸家」（失業工人、婦女、少數民族等等）身上，以便讓「全球化的贏家」（跨國公司）獨享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的國家體制。他提出的解決之道，是跨越國族界線，建立一個更民主、更包容的「世界國家」（cosmopolitan state），來保障各種不同民族認同的人群的安全。而「世界國家」的任務不僅是防止恐怖攻擊，更在於遏止恐怖行動的源頭；換言之，即防止歐美國家之外的人民受到歐美強權的威脅。在這個立場上，貝克與福山、亨廷頓等右派人士是對立的。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在此指的是在全人類範圍中，關注所有人的福祉，同時欣賞、包容各種多元的文化與認同。這是貝克從他的名著《風險社會》以來就一直倡言的，他甚至把他1999年出版的論文集《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的序言題為〈世界主義宣言〉。在〈宣言〉中，他把希望寄於懷抱「世界公民」胸襟的各國人民所組成的議題性跨國社會行動2上，尤其是跨國的非政府組織（NGO）。不幸的是，在「反恐怖戰爭」愈來愈演變成美國小布希政權罔顧國際視聽的專斷獨行的今天，貝克認為911事件帶來的「正面」效果顯然愈來愈渺茫，而負面影響卻是持續不斷地發酵。

和貝克相仿，紀登斯的「第三條路」對於國際政治的看法也充滿著世界主義的話語。他的口號是「世界性的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他的主張是藉著改良當前的聯合國、國際法庭、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機構來達成較為民主的、「自下而上」的「全球統理」（global governance），以規範無政府狀態的世界市場必將帶來的不平等、生態災難等問題3。同樣的，在911之後，紀登斯也高倡重拾包容性的世界主義理想。然而，紀登斯所寄望的理想的實踐者卻比貝克更現實主義，也更成問題。John Lloyd在《新政治家》上的評論指出，「全球第三條路」的體現正是布萊爾與柯林頓主政下的英美「人道干預主義」外交政策，其實踐的例證是1999年美英主導的科索沃戰爭，其對立面是孤立主義與季辛吉之類的保守派的純粹利己主義的外交政策（Lloyd, 2001）。從布萊爾政府在近幾年的戰爭中甚至比美國更強硬、更興致勃勃的鷹派立場來看，這「第三條路」與極右派之間的差異恐怕是誇大其詞。對此，《新政治家》的文藝編輯、巴基斯坦作家Tariq Ali（2000）尖刻地指出，從科索沃戰爭看來，「（布萊爾主政下的）英國事實上沒有什麼獨立性，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傭兵來為美國霸權撐腰。」（p. 25）

貝克與紀登斯對於世界危機的觀點及其提供的解決之道體現了他們近年來的理論工作，尤其是他們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和對全球化的分析。在貝克與紀登斯的分析中，全球化是一組由微電子通訊科技的突飛猛進、資本的高度金融化與跨國流動化等現象所造成的晚近現象4。在全球化之下，民族國家的地理界線變得愈來愈無意義（在這裡，貝克與紀登斯竟然和福山若和符節！）。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的事──不管是某國利率的升降，或是某個核電廠的事故──會迅速地影響到其他地方人們的命運5。從而，以民族國家為界線、一國之內的階級妥協為框架的社會民主體制（或曰福利國家）變得愈來愈不可能。紀登斯稱此為「老左派」（主要是戰後西方的社會民主派）的消亡，貝克甚至稱之為「無工作的社會的到來」，因為前此的福利國家體制是以保障就業及與就業配套的福利措施為中心的。相對的，「非階級」、「非國族」的全球風險議題──例如環境風險──則成為愈來愈顯著的矛盾。在之前的「現代性」的意識型態中，這些風險常被認為能透過菁英主導的科學技術、或是自命為科學的專家系統管理體制（例如國民經濟調控）來克服。但是，在深入的分析之下，我們會發現這些風險往往正是這些管理體制追求控制自然、控制社會所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後果。但是造成深重影響的這些菁英決策者卻不見得會分擔惡果。他們稱此為「現代性」的危機，而呼籲重構更多元參與的、責任與風險和機會相扣的「第二現代性」。他們更認為當前的世界是一個「沒有敵人的世界」，唯一的敵人就是現代性體制本身的缺陷。

貝克與紀登斯之間有許多重要的理論分歧，在此難以盡述6。然而，他們的共通之處是值得關注的。他們的論述主體一直是（某種程度上）全稱的「全人類」，他們關注的焦點是跨階級、跨國族的議題，而他們的基本政治關懷在於如何以（修正過後的）啟蒙理性價值來處理這些矛盾。他們把危機視為之前較狹隘的科技理性和國族框架下的民主的危機。這個危機是19世紀以來盛行的革命或改革願景──尤其是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所不可能解決的，因為這些願景都在舊的「現代性」的意識型態中力求建立一個有全觀調控能力的體制，即「現代」國家；而這種調控非但不可能實現，更會帶來不可解決的災難。解決之道，在於重構一個動態、多元、包含各種市場和市民社會力量的「統理」（governance）而非統治體制（government）。在他們的分析中，不平等不再來自於剝削、壓迫，而是來自於「排斥」；而平等則等於「包含」，包含進這個動態的「統理」之中，當然也包含進據說是競爭而不確定的資本主義市場中。

不管他們如何標誌自己，貝克與紀登斯的「風險社會」和紀登斯在此基礎上發展的「第三條路」論述事實上非常倚賴古典的自由主義政治理念──多元、參與、互動等等。資本主義市場正是古典自由主義最肯定的體制，也是當前世界危機中最突出的主宰力量。貝克（1999）對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後果仍然抱持擔憂質疑的立場。紀登斯，尤其在他回應諸多左翼批評的新作《第三條路及其批評》中，則愈來愈熱情地站在布萊爾政府親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因而也愈來愈被批評為假借舊社會民主主義的話語來替反動的新自由主義撐腰。在2002年2月新出版的《工黨往何處去？》中，紀登斯甚至站到更右邊，抨擊布萊爾政府的「反商」政策。(Giddens, 2002)

阿根廷學者佩特拉斯（Petras, 2000）認為，「第三條路」的論述是站不住腳的。它在社會面向上假設階級鬥爭已經落伍了，然而事實上近二十年來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卻是無情的「自上而下」的階級鬥爭，是統治階級千方百計地要取消工人階級的現存權益；在經濟上它假設資訊科技帶來的「新經濟」已經帶來巨大的生產力突破，然而事實上這個突破被大大地誇張了，且90年代的經濟增長很大部分是來自金融投機；在政治上它鼓吹市民社會的自由結社，然而卻是為了一方面削減國家預算，把先前的國家業務移轉給私部門，另一方面瓦解先前的工人階級政治力量（pp. 33-36）。近年來，尤其是在反全球化運動興起之後，批判「第三條路」的聲音在西方左翼愈來愈多，甚至紀登斯的美國社會民主派同盟Jeffrey Issac（2001）在為「第三條路」的創意辯護的同時，也不得不批評紀登斯幾乎完全忽視對不斷膨脹的資本的權力的批判。

貝克與紀登斯當然不會不知道這些批判觀點，但是在這個危機時刻的反應卻是如此天真，甚至（尤其是紀登斯）為當權派辯護。除了立場問題外，他們90年代圍繞著「風險社會」概念發展的對現代性的批判恐怕也是一個原因。他們投注了大量的思辯能量在啟蒙理性的有效性、可行性的議題上，但是，在作為他們的社會分析的重要基石的當代政治經濟分析上，他們卻常常不加深思地援引主流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誇大的論述──資本全球化的劃時代意義、新經濟的奇功異效等等。而雖然他們自許為「世界主義者」，他們的視野卻是出奇地侷限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中。全球不平衡發展之下絕大多數邊陲國家的困境鮮少出現在他們的分析之中。

「自由主義之後」與資本主義的終結？

政治經濟的分析，尤其是長時距、全球範圍之下的世界體系分析，正是華勒斯坦的畢生事業。在華勒斯坦看來，紀登斯當作《第三條路》的問題意識的歷史劇變──1970年代以來世界資本主義面貌的明顯改變、冷戰的結束以及社會主義的衰落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根本不足為奇。

首先，1970年代發生的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社會主義陣營是這個體系的組成部分）從擴張（他稱之為孔德拉提夫循環A階段）走向收縮（B階段）的分水嶺。被稱為「全球化」的經濟現象──資本的高度金融化、彈性化、流動化、投機化以及經濟的高度不確定性──是歷史上每個B階段必然出現的狀況。這個擴張與收縮交替的循環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已經進行了許多回合。其次，從70年代開始衰落的、看似與資本主義對抗的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其實不過是廣義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變奏，而這些都是以「國家發展」為中心的意識型態。而70年代開始這些二十世紀的反體制運動的式微，也同時代表了自由主義的終結。所以，福山之類為西方資本主義霸權高唱著「我們贏了！」的保守派的言論根本是無稽之談7。

華勒斯坦認為，事實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體系正在走向崩潰。根本的原因正在於它成功地擴張到全球範圍，從而激化了三個結構危機：（1）「世界的去鄉村化」，即大部分世界人口被捲進雇傭勞動體系、「半雇傭勞動」的勞動力來源枯竭，工資因而上漲；（2）自然資源的枯竭與生態危機使資本無從「外部化」其生產成本；（3）世界的民主化及其所導致的人民對公共服務支出及徵稅的要求的不斷上升，擠壓資本的利潤。這些因素將使得資本利潤的積累愈來愈不可能，進而導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終的崩潰。這些危機不是正常循環中的週期性危機，而是無可轉圜的危機8。911事件等紛亂現象，只不過是體系崩解過程中必然會有的「狂亂的震盪」。

「現代性」──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意識型態──對華勒斯坦而言，具有愈來愈互相矛盾的兩面性，他稱之為「科技的現代性」和「解放的現代性」；前者追求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後者則要求普世性的民主與平等。他用這兩個現代性的矛盾來解釋法國大革命以來曲曲折折的世界政治變遷，並認為二次大戰後「自由主義」的各個變體──資本主義中心的「福利國家」、蘇聯集團的社會主義制度、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國家發展方案等──都是試圖調和這個矛盾的嘗試。在較早的著作中，華勒斯坦及其他批判的發展理論學者把這些藉由大致在資本主義定義之下的國家發展與全民福祉聯繫起來的方案稱為「發展主義」；而在近十年來，華勒斯坦特別依賴「繁榮」與「民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來論述發展主義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殞落。

儘管華勒斯坦與福山、大前研一、貝克、紀登斯等論者立場迥異，他倒是同意他們的一個觀點：以民族國家為範圍的改革措施不再可能。這倒不是由於當前時刻的什麼特殊性，而是由於在本質上就是世界性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中，國家這個政治結構本來就不可能自外於世界經濟，因而不可能是革命的有效工具9。法國大革命以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儘管有種種立場的對立，卻一致以國家為最重要的施為渠道，這是他所稱的「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他認為1968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因為老左派「先奪取國家政權、再透過國家發展帶來變革」的策略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被人民唾棄；而當前以「反全球化」為名的世界性反抗運動是有希望的，正是因為它與之前的刻板的革命運動不同，是世界性的、真實地跨越了南北界線，它的組織鬆散而包含各種多元的傾向，而且是戰鬥性的，他稱此為「榆港精神」（Spirit of Porto Alegre）（Wallerstein, 2002a: 18）。對於「第三條路」之類的中間偏左派，華勒斯坦呼籲反抗者要努力逼他們實現自己的平等、民主、共同富裕等道德承諾，因為這些承諾是資本主義不能負擔的；每實現一分，資本主義的終結就近了一步。

華勒斯坦略帶聳動的立場與分析當然會受到各方的挑戰，尤其是來自左翼的質疑。美國左翼期刊《每月評論》的編輯部就指出，華勒斯坦論述的資本主義無可轉圜的結構性危機是值得懷疑的。成本上升導致的利潤危機往往會被生產力的增長所補償；「世界的去鄉村化」並沒有導致「世界的民主化」之下大批向資本爭奪利潤份額的勞動者，反而是出現大量的失業、貧困、和兩極化；而「稅務國家的危機」（Schumpeter (1991)語）恐怕是由於階級社會中的經濟制度要求國家不能太損害資本利潤，而不是由於工人階級要求的愈來愈多10。《每月評論》編輯部認為，在不清不楚的分析下，華勒斯坦有可能犯了「左派精神樂觀主義」的錯誤。他一再提到左翼運動面臨了世界體系的大轉向。但是，轉向什麼？他卻沒講明（Monthly Review, 2002）。

對於《每月評論》編輯部「轉向什麼？」的質疑，華勒斯坦以一貫的樂觀主義回答：端視我們的作為（Wallerstein, 2000b）。這也是他在台北的演講中強調的，在體制崩解的時刻，人類的集體能動性會產生極大的作用。坦白說，我也認為這是一個不清不楚的回答。精神上或許令人振奮，但知識上有所欠缺，更難以指向一個實踐的綱領。到底在這個危機時刻之下，在「榆港精神」之下復興起來的全球反體制運動要爭取把人類世界推向何方？

許多其他的左翼論者倒沒有如華勒斯坦一般謹慎地拒絕指出方向。例如匈牙利裔英國學者梅札洛許（Meszaros，2001）就毫不保留地引用二十世紀初羅莎‧盧森堡的著名文章的標題作為他的近作的書名來描繪二十一世紀人類必須抉擇的兩條路：「社會主義，還是野蠻狀態？」11。同樣地，與三十年來與華勒斯坦一同致力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研究、時任塞內加爾「第三世界論壇」主任的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也把這個口號放在他對二十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的總結文章的結尾。（Amin, 2001）

認同十九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遺產、努力透過批判地繼承這些遺產來重構當代的反體制運動，這是許多當代左翼學者的志業。華勒斯坦或許在感情上會同情，在實踐上卻不同意這個取向。一方面，他在政治立場上明顯地比其他社會主義者更拒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民族解放運動等之前的反體制運動的遺產。另一方面，大部分社會主義學者們的分析尺度（尤其是時間尺度）明顯地與華勒斯坦所使用的不同，從而其分析的焦點也不同。華勒斯坦習於用15世紀以來6、70年為期的擴張與收縮交替的長波動（孔德拉提夫循環）以及五百年不斷的曲折但單向發展的趨勢（「解放的現代性」對「科技現代性」的挑戰）來分析，因而他所描繪出的當代局勢，非常矛盾地，同時是無須大驚小怪的、發生過許多次的週期現象的一部份，又是五百年來發展氣數已盡的末世景象，因而反體制運動的實踐同時可能是徒勞無功（因為不過是歷史循環週期的一部份），又是充滿各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為現在是體制終結的時刻）。

而其他的馬克斯主義者對當前的「全球化」的分析常以十九世紀末壟斷資本與帝國主義興起的年代做為參考座標，以1945至1973、74年的擴張期（和美國霸權期）和其73、74年迄今的收縮期（和美國霸權動搖期）作為分析的焦點。他們的分析常常著重於指出二十世紀末與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高潮期的異同之處，因此傾向於批判地繼承十九世紀以來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運動遺產。生態馬克斯主義者佛斯特（Foster，2002）對當前全球化的分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佛斯特主張繼承並發揚列寧以來對帝國主義的分析，用十九世紀末壟斷資本的興起及其藉由市場擴張來解決生產過剩所帶來的積累危機的衝動來解釋二十世紀末被稱為「全球化」的這一波全球政治經濟變遷：資本積累速率的降低、新一波的壟斷化、以及資本積累過程的高度金融化。他試圖闡明當前的全球化危機背後的「看得見的手」──國際壟斷資本及帝國主義國家及其在受壓迫國家的政治附庸──來為反體制運動樹立清楚的對立面。

華勒斯坦在賓漢頓大學社會系的同僚佩特拉斯（Petras, 2002）在榆港世界社會論壇上發表的對911之後的世界局勢的分析一方面援用了華勒斯坦式的世界體系分析的洞見，同時又提供了反體制運動需要的比較清楚的時勢分析。與華勒斯坦類似，佩特拉斯認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擴張與收縮週期的一部份，而1970年代以來的全球新自由主義風潮是核心國家的資本為了應付收縮期的困難而發起的新一波擴張行動（Petras & Veltmeyer, 2001: Ch. 2）。然而，新自由主義並未帶來資本主義的世界大同；相反地，解除了擴張限制的壟斷資本很快地造成了其體系內部矛盾的激化。第三世界的新自由主義體制紛紛破產、核心國家的生產過剩、利潤率下降危機又無法獲得任何緩解、世界性的長期經濟停滯使得榮景的假象只能依靠著核心市場的金融票券投機來撐起、而資金往核心國投機市場的流動又進一步加劇了第三世界的經濟危機，在如阿根廷等各個角落導致了政治危機。2001年10月7日美國發動全球範圍的「反恐怖戰爭」標誌著帝國主義從新自由主義走向「新重商主義」的轉折。

佩特拉斯指出，當前帝國主義的「新重商主義」有如下幾個特徵：第一，藉著昂貴的戰爭展現軍事實力，撐起投機資本對核心國家金融市場的信心（1007之後，紐約股市一路上揚）；第二，壓迫第三世界國家開放市場，同時提高核心國家的關稅與對本國產品的補貼，來把危機轉移到第三世界（當前已開發國家對第三世界產品的關稅是對其他已開發國家產品的關稅的四倍，核心國家對出口農產品的補貼在2000年高達2,450億美元）；第三，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權愈來愈強勢地主導經濟活動，使其向出口活動傾斜，而這些出口最終是有利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佩特拉斯認為，911事件之後擺在世界反體制運動面前的，不只是來自帝國主義軍事力量更嚴酷的暴力威脅，更是新自由主義代理政權普遍地失去正當性，而帝國主義對世界人民的威脅因此會更如實地展現出來。在這個基礎上，他呼籲把「反全球化」的運動提高到「反帝國主義」。只有反帝國主義的人民運動的政治力量能夠決定世界體系的未來12（Petras & Veltmeyer, 2001: Ch. 2）。

佩特拉斯的分析所指向的政治實踐很明顯地是站在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基礎上，而這卻是華勒斯坦認為已經死亡的道路。到底這條道路是否能夠有效地服務於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人民反體制運動，最終當然必須由歷史來決定。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佩特拉斯的論述這種扣緊現實運動實踐的特性，是華勒斯坦的長時距分析所無法提供的。

時勢與理論

華勒斯坦對於當前危機的分析與其他當代左翼論者相較，顯得大而化之。他集中精力在提醒人們不要把視角侷限在看似獨特的一時一地的狀況，而要盡力從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長歷史來理解當前的各種課題，但是他本人卻並未提供比較完善的時勢分析，而只提供了一些旨在引起爭議的命題。這個侷限恐怕不是由於力有未逮，而是一種論述姿態與取徑的抉擇。

在1999年發表的〈世界體系分析的興起及其即將到來的衰落〉中，華勒斯坦回顧了以他為核心人物的這個學派的成就，以及世界體系分析在取得各方重視時其詞彙如何被誤會挪用。他並且斷言，世界體系分析的有用性正在消失，其原因有三：第一，世界體系分析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種觀點，尤其是一種對於以往侷限於民族國家的分析單位、侷限於十九世紀中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的學科分際的主流現代化理論的批判13。批判主要是破壞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第二，批判論述很容易被收編，因而失去原有的銳氣。第三，在三十年來的批判中，世界體系分析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運動，從批判當代世界經濟中邊陲地區的狀態、到批判現代世界的史學、到批判史學背後的理論、到批判理論背後的知識體系，一重又一重似乎永無止境地抽絲剝繭之下，他發現問題似乎更深刻地深植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思想體系之中（Wallerstein, 1999: 197-199）。因此，華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分析的工作者應該致力於比以前更深刻的對當代社會理論的批判與重構。

作為一種批判，我們可以看到華勒斯坦本人的論述以及他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批判的發展理論很有效地攻擊了侷限在西方中心視角中、圍繞著「現代化」意識型態、缺乏深而廣的現實政治經濟分析的各種論述。華勒斯坦的觀點有助於我們看到福山、亨廷頓等右派的謬誤，以及貝克、紀登斯等中間派的侷限。然而，作為指導實踐的理論，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分析是不足的。或許，我們應該，如他本人所建議地，如實地看待華勒斯坦到目前為止對當代社會思想的貢獻，即：「破」遠大於「立」。世界體系分析汗牛充棟、貫通古今的大量著作很容易引起讀者的敬畏之情。然而，要有效地運用這些理論與歷史工作所獲致的洞見來實現華勒斯坦與無數世界人民所共享的願景──一個更民主、更平等的世界，則有待更多人用熱情而批判的態度來看待華勒斯坦的貢獻。

• 1. 趙剛（2002）提供了一個對當代全球化辯論的豐富、多面向、又清晰的介紹，並略論了這些辯論對於台灣左翼實踐的意義。
• 2. 貝克稱這種行動為「次政治」（sub-politics）以與前此以民族國家政權為框架的政治作分別。
• 3. 關於紀登斯這方面的主張的簡要版本請參照《第三條路》（鄭武國譯，台北：聯經，1999）第五章。關於科索沃戰爭等西方「人道干預」政策的批判車載斗量，例如: Chomsky (2000).
• 4. 在這點上，他們大量地引用關於「後福特主義」的彈性積累體制的論述。參見：Amin (ed.) (1994) 之中的論點。
• 5. 當然，紀登斯與貝克對新自由主義誇大的「全球一體化」的提法是有保留的，見Giddens (1999), pp. 32-35; Beck (1999a)。
• 6. 關於貝克對紀登斯的批評，可參見Beck (1999), Ch. 6。
• 7. 對於那些歌頌西方資本主義成就的聲音，華勒斯坦在其《現代世界體系》的中文版序言中扼要地說：「創立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Wallerstein, 1998: 1）
• 8. 華勒斯坦在近年著作中多次重述這些觀點，參見例如：Wallerstein (2001)，及本書其他章節。
• 9. 這個以「全球」為唯一重要的分析尺度的立場，David Harvey稱之為「全球主義」(globalism）並批評其忽視了不同空間尺度中的實踐的重要性。對於「全球主義」的悖論，請見趙剛（2002）。
• 10. 關於徵稅是否壓縮利潤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Issac (2001)觀察到，「第三條路」及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一致地要取消累進稅制。Giddens (2002)不悅地指出，英國最富有的1％人口繳納了20％的所得稅。他因而要求減稅。但是，反過來看，這也恰好反映出所得兩極化的嚴重程度。
• 11. 「社會主義或野蠻」也曾經是現今後現代主義派的健將Castoriadis和Lyotard主持的期刊的名稱。但是兩者後來都放棄了這個立場。見Kanelis (2000)。
• 12. 對此，佩特拉斯舉出近年來愈來愈激烈的哥倫比亞內戰，以及巴西、阿根廷的農民與工人運動作為例證。
• 13. 關於華氏對學科分際的批判，參見Wallerstein et al.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