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反送中鬥爭的分析與展望

如果你還年輕，不要跟社運左膠為伍
2019-06-19 常山七次郎

這篇是警語，給港台兩地或是其他任何地方能讀懂中文的人。
我以前也跟社運左左們開了很多會，但後來我選擇不再理會他們。怎麼說呢？
左左們的目標總是很大，比如說啊，打倒中國啦、消滅貧富不均啦、消滅父權社會啦…超遠大目標。然後開始命名一個超屌的組織名稱，開始募款找金主之類的。
然後呢？說要打倒中國，結果說到要訓練就說好累啊，抗爭被打了就喊警察打人。
說要消滅貧富不均，募了款。好了，錢不夠了，自己開始當慣老闆，要人為理念做事不給錢，不聽理念還來罵人。
說要消滅父權社會，然後呢？一些女的就開始搞騎士團親衛隊，把醜的肥的男人當工具人用。然後女人就開始跟帥的有錢搞起來了，結果還是在父權社會裡面享受紅利。
這很荒謬。社運圈左左的目標，其實很多都是互斥的。你想要獨立建國，然後又鼓勵同婚、不婚、養動物、不當兵。最後沒小孩了，軍事力量也削弱了，連戰爭的意識都沒有，是要建個什麼鳥國啊？嘴炮建什麼國？
每個人論述又臭又長，搞得再清楚，能說服多少人？還不如一句發大財。
說真的，右翼的人在那個圈子裡面，吐血受不了只是早晚的事情。
我一向是有多少資源就辦多少事。沒錢，就先掙錢嘛；而不是拿募款的錢，大家一起坐在星巴克裡面高談闊論。沒人，就先拉人嘛；創造一些工作機會，大家一起掙錢，不就有了伙伴了嗎？
怎麼一個理念不一樣，就罵人沒讀書；想賺點錢，就罵人資本主義走狗；想從軍、結婚、生孩子，就罵人父權社會的沙豬。
捐錢給他們，我不如約幾個妹去釣蝦、唱卡拉OK還比較實在；至少我消費很爽，她們和店家也拿到錢，大家都愉快。
說真的，要做事不需要什麼核心價值。事情想到先做了，成本與營收算一算，不可行就慢慢改進。這是一般務實做生意的方法。而不是大餅劃了一大堆，最後事情怎麼搞都搞不起來。
覺得自己最清高最有理想，就自己去搞吧。但我是覺得啦，他們跟詐騙集團或洗腦直銷沒啥兩樣。
文末補上左膠特徵，一點5分，注意：超過50分的話就有脫離現實的風險，請注意身心健康。
1 支持共產黨宣言，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救世理想。
2 常抱怨政府無能，但又覺得政府應該是萬能的。
3 知道權力集中會導致腐敗，但又支持權力集中的大政府。
4 反對中共極權暴政，但支持共產主義烏托邦。
5 認為右翼就是獨裁者跟資本家的走狗，而忽略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無數左翼獨裁者。
6 認為工作等於被剝削，而不願意找穩定工作。
7 沒賺錢時靠爸媽養，但又反對傳統家庭價值。
8 讀文組通常延畢很久，尤其以社科院、哲學系為大宗。
9 說跨國企業剝削第三世界農民，但超愛喝咖啡消費舶來品。
10反化工基改核能污染危險健康，但支持施用毒品應除罪，危險性行為得病只是小感冒。
11認為人權很重要，但常常詛咒某些人應該去死。
12支持女權主義，認為只要是男性有睪丸就是一種罪惡，但又把自己打扮得像是男人。
13享受便利都市生活，但反對都市開發與更新。
14認同台灣傳統文化應該認真保存，但討厭8+9那些從事傳統宮廟活動的人。
15認為中國吐痰野蠻，但對於台灣人吐檳榔汁覺得親切有魄力。
16經常跑電影院看非商業片，認為娛樂片取悅大眾都是垃圾。
17很喜歡養動物自稱貓奴，但飼料錢是爸媽出的。
18經常要別人多讀書，但是自己只懂社會科學左翼的部分。
19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但反對政府增加稅收。
20極為頑固，覺得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腦袋都不好。

請看中國民運人士曾節明的神評論：「迄今，包括许多异议人士在内的华人，根本搞不清“专制”和“独裁”的区别、“民主”和“自由”的区别。他们信信然地以为：专制就是独裁，独裁就是专制；民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民主。这徒令人叹：此种浆糊脑袋搞民运异议，除了一锅粥以外，还会有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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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惩罚“打飞机”的议案，再次警示民主制度下专制的危险
2017-03-26 博讯 曾节明文集

迄今，包括许多异议人士在内的华人，根本搞不清“专制”和“独裁”的区别、“民主”和“自由”的区别。他们信信然地以为：专制就是独裁，独裁就是专制；民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民主。这徒令人叹：此种浆糊脑袋搞民运异议，除了一锅粥以外，还会有什么结果？
其实“专制”不等于“独裁”，“独裁”也不等于“专制”。“专制”就是剥夺自由，“独裁”就是统治者个人说了算。
独裁不一定意味着专制。比如张作霖独裁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就并非专制社会，而拥有广泛的社会自由；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独裁统治的后半段，也非专制统治，期间法国拥有新闻出版等广泛的自由。
独裁之下，没有民主。但没有民主，未必就是专制，如：前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并无民主，却享有高度的自由；而同期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虽有普选，却是专制的经典。
民主也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主”就是多数人说了算。多数人说了算，同样可以产生专制：如经多数人同意，推出侵犯少数人人权的政策和法律，便是专制的政策和恶法。象“文革”公审那种只要多数人同意，便可以把“一小撮”杀了、烧了、烹了的“大民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马克思所主张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典型的多数人暴政。
有民主而无自由的经典是古希腊的雅典。雅典有着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却缺乏言论自由。雅典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遭以严治罪处死。
列宁时期的苏俄也有着高度的党内民主，苏俄社会却是血腥的极权社会。
众人都注意到独裁产生专制，却鲜有人注意到民主同样能产生专制；甚至在民主高度发达的当代美国，民主制度产生专制也早非头一遭：
如1917年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通过之后厉行的“禁酒令”，就属于侵犯私权的专制政策；
更典型的是“优生法”，1933年白左罗斯福上台后，美国多州相继出台基于“优生学”（类似于现今“计生科学”）的“优生法”，对残疾人、问题少年、智商测验低分者、甚至贫困群体实施强制绝育手术，这就是十足的专制暴政——民主制度所产生的专制暴政！
讽刺的是，赤裸裸违宪且残酷侵犯人权的“优生法”，直到1977年才被大面积废除。据不完全统计，全美受害者高达六万人，众多无辜者被剥夺生儿育女的权利，老来举目无亲，在孤苦伶仃中死去。
然而，民主制度下的专制萌动，并未随着“禁酒令”、“优生法”的废除而停止。最近德克萨斯女州议员、律师出身的民主党人（又是民主党！）杰西卡法拉提交一项冠冕堂皇的议案，要求禁止已婚男人自慰（即“打飞机”）；该议案要求：“对不在女性阴道或指定医疗设施内的射精行为处以100美元罚款。”
该议案倘若通过，无疑又是一项民主制度产生的专制恶法，因为它是公权力对私权的粗暴侵犯！
如果美国不能制止类“禁酒令”、“优生法”的民主制度下的专制萌动，那么美国的前途，不是异化专制大国，就是在伊斯兰势力的侵袭下分崩离析。
那么，如何防止民主制度的此种专制异化呢？简要地说：
一是设立宪法中的不能修正内容。宪法是立国之本。而现今的美国，只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动议，便可以提出修宪，虽则要通过还需三分之二州议会的批准，这仍然包含着动摇国本的危险。譬如，倘若白左势力或泛伊斯兰势力在美国空前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二是加强违宪审查机制。“优生法”这种赤裸裸地反人类的违宪恶法，竟然在美国产生，并在多州横行四十多年，这绝对是美国的奇耻大辱，这反映出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制有重大缺陷；
三是在国家政权的设计中，限制议会的立法权。否则，一旦泛伊斯兰势力、左派或者迎合选民劣根性的政治骗子在议会中占了上风，便会动摇国本；
四是注重传统。一面发了疯地反民族、反传统，一面惶惶然要封堵泛伊斯兰和左派害国，这是政治脑残的缘木求鱼。英国为什么从没有犯出台“禁酒令”、“优生法”的大错？就是因为英国远比美国更注重传统和“习惯法”。
泛伊斯兰势力为何在与西方文明的对决中，已占得上风？就是因为抓住了西方民主制度中的专制恶变机制——以立法的方式多数票通吃，凭借着自己制造选民的高生育优势，一步步“绿化”着西方社会。这，在西欧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以上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沉痛教训，中国在去除共产党之后建国时，亟需汲取。

台湾学者剖析大陆政治体制为何有效
2016-09-22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论道中国 责任编辑：张程

《参考消息》9月22日报道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在其所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一书中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具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近30多年来，中国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举世公认；西方国家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应对危机、迎接挑战，除非“让我们做一天中国”才有可能。现将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民心

中国政治体制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其政权基础是“民心”而不是选票。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核心因素。儒家思想强调的“民为邦本”的精英政治模式，以培育选拔有才德的人进入政府体系，并辅以道德激励、物质奖惩以及监察举报等机制维持国家治理。该模式以谋求民众福祉为基本导向，以最终实现“民享”为目标。当今中国政治体制虽然面临各种挑战与难题，但其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之中。

二、西方学者期待“做一天中国”

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西方学者非常困惑：中国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欧美社会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因为根据他们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就不会有“民享”。然而中国人要问：菲律宾与印度说是“民治”，但是它们有“民享”吗？所以“民治”与“民享”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现在，西方学者发现不能轻易否认中国这30多年来的发展成果，中国在承办北京奥运会、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已举世公认。相反，西方国家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在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一次对话中，谈到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采取哪些立法和政策，引导美国社会节能减碳以及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弗里德曼说，这些构想他都赞成，但在美国现有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因为美国的利益团体的游说政治一定会否决这些决策；除非“让我们做一天中国”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与政策在一天内搞定。这虽然是弗里德曼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但透露出他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更有可能达成“社会最佳”选择。弗里德曼看到美国政治体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认为内耗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有效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三、中国必须摸索自己的政治道路与治理之道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人口相当于整个欧盟的2.6倍，面临的治理挑战特殊而复杂，远远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西方并没有能力指导中国如何建构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甚至可以说，历史上人类社会累积的各种公共治理经验，都难以应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历史地理条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国土安全天然屏障单薄，各区域气候、地理与人文条件差异巨大，人口与土地的关系紧张，地质与生态环境脆弱）为国家治理带来先天性难题，如何在这些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建立统一的、稳定的、有效的政治权威，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自主，又能够快速推进现代化，绝非易事。现在看，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已经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与调适能力。

四、中国政治体制具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

现在，一些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学者感到，以传统二分法区分“民主”与“非民主”政体是不合适的，应该用广义的“有效政治秩序”、“良好治理”以及用能否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断标准，评价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当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时，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重视。历史地看，多种政治体制并存，相互竞争、彼此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对人类政治文明产生推进力量。如果西方代议民主变成唯一的选项，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而言，只能长期忍受或迁就质量低下的民主。
对此，美国金融投资家、《世界邮报》新闻网站创办人伯格鲁恩也有类似观察，他在《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政治体制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西方民主所欠缺的；西方经验与东方经验应该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西方政治体制应该汲取东方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