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十週年
全球經濟復原了嗎?

2018/11/02
國際IBON組織執行長
譯者: 
苦勞網特約翻譯
【編按】金融危機十週年,全球經濟復原了嗎?對於本文作者Amy Padilla而言,答案是否定的。2008年,因對美國次級抵押債券價值的信心惡化,導致了流動性的危機,在美國挹注大量資金仍無力回天的情況下,最終引爆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崩潰。作者指出,當年那場危機,不但暴露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與其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一如長期關注南方發展的作者指出,10年後的今日,美國為首的貨幣寬鬆政策惡化了南方國家的債務問題、「全球價值鏈」下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勞動條件惡化、不平等現象導致國際右翼勢力的崛起...,「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不但持續至今,更與當前各種問題彼此扣連。文末也提出以人民主權取代國際金融組織訂定發展政策的應對策略。

原文標題"A decade since the 2008 crash",刊載於《Monthly Review》的網路論壇「MR Online」。

2008年,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產,標誌了金融危機的開端。(圖片來源:Oli Scarff/Getty Images)

美國金融市場崩潰10年後,全球經濟遠遠未達「復原」的程度。危機之後,全球經濟成長仍然緩慢。包括流向新生產與收購其他企業的投資都在2017年有所減少。2018年,全球失業人口估計達1.92億人。得益於廉價勞工成本的跨國企業,控制了「全球產業鍊」這個生產網路。然而,這個產業鍊也處於衰退。南半球經濟則受未來幾年可能爆發的債務危機所威脅。

認真說來,2008年的金融市場危機,向公眾揭露了過去40年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集團——所推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過失。

在自由化及去管制化的金融市場下,過去10年滋生了各式複雜的「金融產品」,導致2000年初期與2008年時不穩定的投機泡沫破裂。南半球經濟體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出現程度不一的對外開放;跨國企業主導的「價值鏈」則出現在這些國家中,並且最大化地剝削廉價勞動力、生產成本與進口。

今日龐大的全球債務,特別是南半球國家的債務,都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與其他國家中央銀行採取的「應對措施」有關。央行們「印刷」更多現鈔,目的是降低利率,其中的影響之一,就是隨後導致大型私人企業貸款者以更高的利率追趕著南方國家,藉此期待更高的回報。

2015年,全球債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25%。隨著美國央行今日調升利率,以及貸款者的資金回流美國,這些南半球經濟體的債務危機日漸擴大。2018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估指出7個低收入國家飽受「債務困擾」,另有24個國家被標記為「高風險」。

另一方面,過去數10年來,離岸生產(Off-Shore Production)與相關活動的興起,為跨國企業的股東帶來更大的財務收益與利潤;在大多數的情形中,這些都是以人道的工作條件與南方人民的權益為代價。2017年,發展中國家近70%的受雇者從事「非正式」工作,包括缺乏社會與勞動保障的員工、在未登記農場中工作的工人,以及臨時工等等。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裡頭,估計有7.13億人的日薪未達3.14美元。(這還是保守的生活水準計算方式)

事實上,人們已對聲稱「全球價值鏈」作為發展關鍵的官方政策論述表示擔憂。離岸生產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中心概念,其成長的停滯同樣也引發關注,並被世界貿易組織(WTO)認為是GDP成長趨緩的因素之一

2008年起,隨著企業利潤與壟斷能力的持續增長,就算是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也將現在各種不平等情形的惡化,扣連至歐洲再度浮現的右翼政黨,以及稱霸當前美國政治的右翼「民粹主義」。美國與加拿大的受雇者中,有18%是從事非正式工作,歐洲與中亞則是16%。在美國,多年以來薪資大多仍維持停滯狀態

1979年以來,美國年薪的累積成長。過去30多年間,上層1%增加了138%,底層90%僅成長15%。(圖片來源:MR Online)

就這樣,2008年「新自由主義的危機」持續至今;這也是歷史危機與經濟緩慢成長趨勢的一部分,甚至在現有世界經濟制度下的工業化國家也是如此。

甚至是多邊機構的研究,也開始承認新自由主義的錯誤(雖然程度不盡相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2018年的政策簡報中,感嘆「市場力量」是導致收入不平等的強大因素——對於大企業而言,「食利主義利潤策略」(rentierist profit strategies)帶來的「超額利潤」,佔營運利潤的比例越來愈大,主要發生在經歷私有化的部門上。

另一方面,一份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報告顯示,自1980年代起,工業化國家中的大型企業的勢力越來越大,2008年後更是如此。在這段期間,流向企業利潤的收入有所增加,工人獲得的份額卻日漸減少

別的不說,還有人提出「全球新政」(Global New Deal )。可想而知,這項提議包含更多的管制,卻抗拒改變全球壟斷資本主義主導下,以利潤為導向的世界經濟的基本特徵。這樣的努力只關心直至下次危機之前如何拯救世界經濟,只是重複並加強1970年代危機期間所建立的新自由主義行動模式。

當務之急是在國內與國際層次上,進行社會與經濟基礎的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裡頭南方國家的會員身份,應以對於人民權益的影響被評估與重新檢視。

對於南半球國家,如果有心建立有利於底層的發展政策,那麼人民主權——即人民及草根組織的積極參與——將是必要前提。該原則可以確保政策方向是由草根組織積極帶領,而非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世貿組織的配方所主導,如此一來工人階級層能獲得長久以來的訴求,以及廣大的社會與經濟權利。舉例而言,將更多的公眾支出,用於關鍵的工業發展、鄉村發展,以及農業改革。

如果以人民主權作為關鍵的指導原則,便可使用各式政策工具。例如建立對資金流向的控制;管制外來投資與借貸;廢除對窮人造成負擔的課稅,並且搭配對國內菁英與跨國企業徵收累進稅;停止「定價轉移」(Transfer-Pricing)及其他違法的金融流向;重新檢視南半球政府的債務與取消的可能性;減少軍事支出預算;不以與通膨掛鉤而是以就業與平等為目標的貨幣政策。

對於建立起以需求為導向的經濟,或是有能力執行民主式發展策略的政府,而非讓金融業總裁,大股東,企業管理人與政府精英中飽私囊,這將是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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