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政治僵局的經濟因素

2018/10/03
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
譯者: 
苦勞網特約記者

【編按】在台灣,瑞典往往被認為是社會福利國家的典範,「北歐模式」更是各種政策的借鏡。不過,9月初瑞典舉辦國會大選,反移民的極右派勢力崛起,這樣的結果卻與上述認知大相逕庭。多數報導將此歸咎於「難民」問題,但是正如本文指出:今日瑞典的政治僵局,與該國引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數十年脫不了關係,右翼民粹只是資本主義失敗的產物。瑞典「第三條路」的神話,事實上早已破滅。

原文標題"Sweden in Deadlock",刊載於作者個人部落格。

瑞典一直是「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與社會民主國家的模範生。在瑞典,資本主義被「打造」成適合福利國家的模樣,多數人都能享有平等、尊嚴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但是,2018年的大選卻為這套說法劃下句點。

在昨天(譯註:9/9)的選舉結果裡,最大力支持「混合經濟」的瑞典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僅以28%的得票率保有國會最大黨的地位。這是該黨自1908年以來得票率最低的一次選舉。最主要的挺商政黨「瑞典中間黨」(Moderates),得票率也跟著下滑,來到19.7%。在這兩個交替執政數十年的政黨之間,半路殺出了瑞典民主黨(Democrats) ——矛盾的是,這是一個以新納粹主義為基礎的反移民政黨。該黨於此次大選中獲得17.7%的票數。中間偏左與左派小黨的得票率也提高了——瑞典左翼黨的得票率躍升到8%,中間派的瑞典綠黨則被全面碾壓,幾乎未能取得進入國會所需的4%門檻。社民派與挺商派這兩個聯盟各自拿到4成選票,使得民主黨在新一屆國會佔據權力平衡的位置,形成今日的僵局。

無論如何,認為瑞典模式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奉行控制經濟的專制共產主義」間的「第三條路」,根本就是幻想。瑞典工運在20世紀早期取得的偉大成就已逐漸被逆轉。戰後(由少數家族把持的)工程與製造業的部分利潤轉向公共服務的趨勢,已經在數十年前停滯。如同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瑞典自1990年代中期起開始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包含自由市場的回歸、富人與企業的低稅額、福利國家政策與實質工資的削減、不平等加劇等等。

為什麼瑞典引進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呢?和其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一樣,瑞典的資本利潤率在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急劇地下滑。在信貸繁榮的破滅和重大的銀行業危機後,瑞典最著名的製造業部門大幅衰退。就在那時,瑞典的社民黨與中間黨等兩大國內政黨,堅決以犧牲福利國家與公共政策為代價,採用了振興資本獲利率的政策。

比起英美,瑞典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可能更為「平等」,但骨子裡卻非常不平等。1990年代起,瑞典不平等發展的速度,比任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還快。2012年,收入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後10%的人的6.3倍。這已經高過2007年的5.75倍,在1990年代,這個數字則是4倍。瑞典收入在前1%的人,他們的稅前收入總額佔全體國民稅前收入的份額,在1980至2012年間幾乎翻了一倍,從4%提高為7%。若包含資本收益在內,他們的收入所佔份額在2012年時更達到9%。與此同時,所得稅率的最高級距(top marginal income tax rate)卻從1979年的87%,調降到2013年的57%。

在瑞典,正如同其他多數的北歐國家,整個1990年代的賦稅改革(例如減少資本利得稅、降低或廢止富人稅)降低富有家戶的稅務負擔。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刪減了給予窮人的福利。

罕為人知的是,瑞典早已不是「國家供給」(state provision)的典範。該國是私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世界先驅,經費則來自政府支出。全瑞典約有1/3的中學是所謂的「免費學校」,其中大部分是由營利公司所經營;大約4成的初級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是私人所有。公共供給由私人外包,對服務和商品的品質不利。瑞典的學校已從國際評鑑的全球最優「脫穎而出」,成為「最平庸的學校」之一。

民主黨循著所謂「民粹主義」(populism)的模式崛起,我們已在德國、法國、義大利、丹麥、其他歐盟國家,以及英國脫歐和川普執政的美國裡見證過這套模式。這是接連在1960年代中期「黃金時代」(Golden Age)、以及特別是在經濟大衰退與長期經濟蕭條之後,資本主義失敗的產物

瑞典的資本主義,有點類似(規模比較小的)德國,自2008年起,已經比多數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來得好一些。但即便是瑞典,過去數十年來——特別是2008年後——經濟成長率也面臨停滯。

縱使瑞典的失業率低於歐盟的平均標準,但官方的統計數字把那些從事政府提供的工作計畫(這很「德國」風格),還有正在領取病假津貼的人給隱藏起來了。正如德國一樣,特別是在某些小城鎮裡,瑞典的許多工作深陷低薪和「不穩定」(precarious)的處境。而且,補助醫院、學校、住宅、老年年金以及交通的許多重要公共支出也都被大大地刪減了。

還有就是移民問題。超過六十萬來自西亞的移民,在敘利亞/伊拉克的災難後進入瑞典(參考下圖)。許多移民是年輕的單身男性,他們的到來,替資本主義企業與政府部門克服了低技術工作急迫的缺工問題。但是,瑞典每單位人口中的移民數量已經遠超過其他歐洲經濟體,並對飽受新自由主義手段摧殘的公共服務造成更大的壓力。

同時還有因低利息與信貸而起的大規模購屋熱潮,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因此得利,但工人階級與移民卻還得為合宜的住宅拼命掙扎。(參考下圖)

雖然瑞典的經濟成長率仍快過歐洲大部分地區,但卻高度仰賴世界貿易的增長與歐洲經濟活動的強度。過去,瑞典經濟曾受益於1980年代信貸促成的消費熱潮,如今,移民工帶來的額外價值也推動著經濟再次發展。

伴隨著銀行業的繁榮,斯德哥爾摩有著全世界第二蓬勃的住宅市場。瑞典各銀行的現有資產是全國GDP的4倍之多,僅次於瑞士。這狀況宛如1980年代捲土重來。

雖然實質GDP成長每年超過3%,但若排除移民工對經濟的額外貢獻,每人的實質GDP成長會掉得很低(在2017不到1%)。根據瑞典國家經濟研究所(Swedish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的報告,2016到2026年間的每人實質GDP成長率僅為1%。

瑞典的小城鎮面臨的是低工資、更糟糕的公共服務,還有新移民的遷入。這是孳生瑞典民主黨「瑞典人的瑞典」(Sweden for Swedes)的背景——當中蘊含的種族主義與國族主義訊息不言而喻。如今瑞典社民黨正為過去20年來所支持的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政策,付出慘痛的代價。

特約撰述: 
責任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