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秋天，但還不是人民的春天

您是怎樣從您提煉的中心與邊陲理論，來認識今天的全球危機的？

首先，我必須描述一下我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的生產結構，也是一種社會秩序和一套文化價值，這三個方面加起來，一起構成了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一個階段。

資本主義的核心，是中心和邊陲之間的兩極分化，而決定中心與邊陲的，是價值規律；中心-邊陲這個模型適用於資本主義的一切歷史演化階段，而且，因為資本積累的邏輯使邊陲永遠無法趕上中心，所以，兩極分化一直在加劇。

因此，我們不能認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兩個分離的現象，因為沒有後者的話，前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儘管在歷史上，帝國主義的模型變過，中心和邊陲之間的關係也變過。因為邊陲的大眾拒絕自己的這種處境，所以，資本主義系統永遠不會穩定，而且歷史也見證了這個張力在政治層面上的表達。

我們可以通過價值規律從最簡單的形式（用從邊陲低成本進口的原材料在中心生產昂貴的出口品）向最先進的形式（我稱之為全球化的價值規律）的變化，來解釋歷史上資本主義的變異。

許多經濟學家都研究過資本主義模型早期的變化，即，從工業革命之後不久的競爭資本主義，到十九世紀晚期持續至今的壟斷資本主義的變化，但現在，在我更加細緻地研究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發現，這裡面還有各種次級的階段。

我所謂的南方覺醒的第一次浪潮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在這次浪潮中，邊陲反抗支配性的資本主義，並最終迫使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做出調整，以適應邊陲的需要。在埃及，就是納賽爾的時代，當時埃及試圖使國家和社會生活現代化，這個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最終還是未能引發更高水平的發展，原因主要是缺乏民主。已故的記者莫哈邁德·西德·艾哈邁德（Mohamed Sid Ahmed）稱此階段為「政治的民族化」。這個缺陷使得來自中心的風，可以摧垮邊陲的有限成功，這就是在1967年戰爭後，在埃及接受了隨戰敗而來的依附條件後發生的事情。

我還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資本主義又有了一次快速的發展，這一次，重點不在是資本的所有權，而是對資本的更大的控制了。我把這個階段稱作「壟斷的全球化的一般化的資本主義」。

「一般化的資本主義」這個新術語強調的是，現在，一切生產方式，都被整合為這些壟斷資本的一部分，起到壟斷者的分包方的作用了——哪怕這些分包方看起來是獨立的。任何一個小公司，都為它從壟斷技術、資金或資產所有者（上游）那裡接收的投入所控制，都為它的產品不得不銷往的壟斷市場（下游）所控制。歐美的資本主義農場主，只是這樣的，一般化的資本主義的分包方的幾種形式的案例；他們靠國家補助而非利潤生存，也就是說，他們靠普通公民的稅收生存。

在這裡，價值規律，也就成了全球化的一般化的價值規律，而這也就是我在我最近被翻譯為阿拉伯語的著作，《世界價值的規律》（The Law of World Value）中要描述的東西。

伴隨著這個現象，我們看到，中心開始統一，統一為美國領導的三巨頭。不過，新興的強國最終也可能迫使資本主義讓步，成為新的中心。

您認為當前的資本主義系統正在崩潰嗎？

這個新自由主義階段，就是崩潰狀態。不是說，資本主義正在崩潰；而是說，它當前的形式正在崩潰，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必須調整，但新的系統是偏向統治階級還是偏向大眾，還有待揭曉。

我們可以透過許多現象看到這個崩潰：歐元區的各種挑戰和它的大崩盤，這個崩盤也可能會推翻整個歐盟；銀行業和全球金融市場的危機；像中國、印度、巴西等國那樣的「上升國家」，或更確切地說「上升社會」也開始迫使全球帝國主義模型接受新的規則，它們發展出新的軍事、公民技術，並因此而打破了中心對技術的壟斷、和對全球自然資源的控制；核技術和和武器的擴散（儘管我當然是反對這些武器的，但如今，中心對它的壟斷已經沒有意義了！）。

我們正在見證當前資本主義模型的秋天，但這還不是人民的春天，因為我們還沒有發展出替代性的方案。全球的運動和抗議正處在混亂階段，它可以導致極端主義運動、法西斯主義系統、國家解體或某種全新的東西。

您怎麼看伊斯蘭主義者上台和軍方下台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審視納賽爾的政策，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民主的缺乏在政治中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缺口，而如今，伊斯蘭主義者填補的，正是這個真空。此外，「自由化」的開始、國家基礎結構的崩塌、和貧困的深化和擴大，使埃及在殘酷的需求下，對西方的控制敞開了大門，並因此而使我們陷入了這樣一個由過去幾十年來攜手並進的三股勢力共同構成的三角結構：上層，是西方，底層，則是軍隊的獨裁，和落後的伊斯蘭主義勢力。我們現在看到的，不過是三者之間角色的切換罷了；現在，與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話語（順便說一句，這是一直以來唯一一個被允許存在的反對的聲音）相反，我們有了一個更強大的，反對軍隊底層的聲音。無疑，軍官和將軍們還是安全的。

我們不應該只把穆兄會當作一股政治伊斯蘭主義勢力來看，我們還應該看到，穆兄會是一場落後的運動，它拒斥工人運動和社會正義，而更喜歡談論慈善，以之來確保他們對人民的控制。

伊斯蘭主義在開放市場和私人產權的偽裝下，接受了依附的政策；他們公開接受美國在此區域扮演的角色，和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包括戴維營協議。

伊斯蘭主義在選舉上的成功在預料之中，他們的大失敗也一樣。少數（雖然也有幾百萬人）有時可以把多數拉下台，但埃及革命的情況是，少數把大眾來過來反對政權。不過，快速選舉的策略，給組織性更強、資金更充足的勢力提供了更好的機會，這股勢力，就是穆兄會，而它面對的，不過是各種工會、聯盟、運動等等的零散的勢力。合法性從街上，轉移到了投票。要是革命運動統一起來的話，，比如說，如果哈穆丁·薩巴希和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勒-福圖赫聯手的話，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另一番光景了。也只有那樣，埃及才有成為「上升國家」的政治選項。

海灣國家也扮演了反對「埃及上升」的角色，因為它們不為自己考慮，卻跑去支持美國在此區域扮演的角色，幫助維持埃及比徹底失敗好一些、但永遠不會成功的狀態。IMF的貸款和其他海灣國家的錢，不過是對此境況的補充罷了。

當前（埃及）的非伊斯蘭主義政權也沒有提出真正的經濟計劃，部分是因為，關於埃及政權遭遇的挑戰，它知識有限，但它實際上不得不提出一個實際的路線圖，以免未來某一天，有冒出一個「（比它）稍微好一些的」政府。

左翼伊斯蘭主義有機會嗎？

眼下當權的極右翼的落後的伊斯蘭主義是不會容許有人提出另一種有反對其利益之風險的，對伊斯蘭的詮釋的。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今天，沒有人會說自己反社會正義或反民主了，但我們再也不能指望口號了，我們只能依靠實際的行動。

看看蘇丹伊斯蘭主義左翼思想家，默哈穆德·馬哈茂德·塔哈的遭遇吧。他試圖提出一種新的，對伊斯蘭的詮釋，但支持他的，只有世俗派。同時，其他伊斯蘭主義者則堅定地反對他，儘管眼下的社會條件，給了這些反對極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