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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鬥爭
2017-07-10 中國勞工論壇編輯部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的二十周年，在這一天習近平嚴厲地警告香港人民，不要「越過紅線」與北京當局對抗。中國對「特區」的控制，一個月比一個月更具侵略性、壓迫性，而且更明目張膽。中國大陸對異見人士的鎮壓，也達到二十多年來的高峰。
這本小冊子囊括了一些我們過去幾年的文章，這些文章分析了在中國和香港對抗獨裁、對抗政府壓迫、追求民主權利的抗爭。在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及其扮演的角色，對於建立一個足以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體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在香港，近幾年已有上百萬人參加了支持民主的抗議。而在中國，每天都發生著各種「群體事件」──罷工、農村抗爭、反對污染的抗議。但是中國政府也變得更壓迫和獨裁。如何解釋這一明顯的矛盾，並且在政治上做出成功的反擊？
透過以更加專制的手段來回應日益增強的動盪局勢，中國的獨裁政府正為下一次爆發更強烈的抗爭做好鋪陳──香港的「雨傘革命」是一個明顯的警示。北京當局強硬地拒絕在民主權利方面做出讓步，造成「本土派」冒起以及香港青年滋生支持獨立的情緒。在新疆和西藏，北京當局加劇的壓迫行動也導致了類似的結果。在去年的香港，我們看到政府以警力對本土派發動全面攻擊，這是當局打擊反對派的計畫的一部分。政府的行動，雖然使右翼的本土派領袖和活動份子迷失方向並喪失鬥志，但最終只會助長民族主義。獨裁政權錯誤地認為，只要消滅「罪魁禍首」（也就是被群眾的憤怒浪潮推上潮頭而非主動領導群眾的人），就可以「遏止」社會趨勢。雖然這不是這本小冊子的主要焦點，但是對於將來的中國革命來說，民族問題正在變得愈發尖銳。
我們希望，這些資料將能呈現我們的分析、口號和政治取向的發展。在它涵蓋的時期裡，我們組織介入了多場群眾鬥爭，包括香港2014年的「雨傘革命」和2012年「反洗腦」鬥爭（共有多達兩百萬人參與）和台灣太陽花運動（五十萬人）。
工人國際委員會作為一股活躍的力量介入這些運動，同時也確保我們以鮮明的社會主義者形象站在人前，讓群眾看到我們是準備將爭取民主權力的鬥爭推展到底的鬥士。我們傳達出工人、青年和激進的中產階級對專制政體的憎惡。但是我們也提醒群眾，要警惕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退縮和陰謀詭計。
馬克思主義者也為局部改良奮鬥，但是我們不將自己侷限於此，也不模糊我們與自由派改良主義者的政治分歧。香港的泛民主派政客（以及他們在中國的同類）發表各種民主言論，但實際上他們卻是拼命想要和專制當局達成協議而不是去對抗它。這不僅反映出他們固有的怯弱，也說明已經投靠專制政權的資本主義向他們施加的壓力。
我們親眼目睹過其他「左翼」的糟糕立場──他們有一些完全不理會這些群眾運動，其他的雖然參與其中但是只會跟在自由派後面。受到毛澤東主義和民族主義影響的中國「泛左翼」，一般來說，對民主鬥爭都抱持敵意。這群人大部分已經接受了獨裁當局關於「西方企圖分裂中國」的宣傳。這類似於俄國革命前的反動保皇派的立場，將民主思想斥為為削弱俄國的陰謀。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未來的民主鬥爭浪潮將震撼整個中國，這也將在新毛主義左派之中造成分裂。其中一部分將會放棄他們現在的立場並加入鬥爭，其他的人則會站在沙文主義專制反動勢力那一邊。
香港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一個轉捩點，它儘管失敗了（我們傾向成它為「僵局」），但仍然深刻改變了群眾意識並加深了他們對中國獨裁當局的敵意。香港新的政治局面與越來越嚴峻的打壓，非常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提出正確的觀點、口號和方向。
當其他人做出悲觀的結論時，我們比較了各方力量，點出中國當局要想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控制將會遇到阻力。這是因為香港的不穩定，它的政府無力、政治體制聲名狼藉、群眾不滿空前高漲。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國獨裁政府本身地位不穩──它背負著世界上最大的債務炸彈令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而且愈發嚴峻的全球緊張局勢也削弱了它通過出口應對危機的能力。
我們在介入群眾運動時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任務，就是去消除兩個重要的而且非常普遍的錯誤想法：資本主義和民主是內在相連的；最有可能成功的是改良而非革命。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冷戰時期的遺緒。過去幾十年裡，西方帝國主義一直鼓吹說，資本主義與「華盛頓共識」（去管制和私有化）可以將獨裁和半獨裁政體加以民主化，打破裙帶權力關係，並使過去的獨裁菁英臣服於「國際標準」。緬甸和烏克蘭等國家都落入了這場騙局。而在其他許多國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帝國主義者根本不想為實現民主權利做出任何努力。
我們的任務是將國際經驗帶到深受民主主義影響的社會。在香港任何有關民主的討論中最常聽到的詞是…香港！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泛民主派有意的去政治化，民主鬥爭的參加者很少意識到這場鬥爭實際上是全球進程和運動的一部分，也不知道從巴西到印尼等國家可以找到許多至關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因此，香港的資產階級泛民主派領袖頑固地抓著已經破產的策略，也就是期望說服噬血的獨裁當局理解選舉的意義，但這個策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成功過。
我們如果放眼全球，就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到這個問題。民主權利在世界各地受到攻擊，包括在主要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歐洲和美國，我們看到，鎮壓性的國家安全和反恐法律相繼出台，並伴隨著警察的軍事化、以及抗議被定性為刑事犯罪。這是全球趨勢。與此同時，這些反民主的措施遇到工人組織和左派的抵抗。這種情況在美國表現最為清晰，「川普主義」的專制傾向在總統就任後數月內就被前所未有的群眾抗議遏制住了。
馬克思主義者解釋說，在整個歷史上，民主權利無不是通過群眾革命鬥爭獲得的。特別是二十世紀初以來，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是從南非到南韓以及其他國家提供給我們的經驗。
與此相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則鼓吹說，「民主的」帝國主義（美國和歐盟）以及所謂的國際社會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動力。目前美國和歐洲支持的一長串獨裁者證明這並不是事實。中國也許就是過去三十年來得到全球資本主義鼎力支持的獨裁政權最明顯的例證。
18和19世紀資本主義革命興起期間，激進的資產階級動員平民群眾支持自己反對專制和封建主義，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在這樣的革命鬥爭中，資產階級為了自己奪權，而打出擴大民主權利和議會制政府的旗幟。但等到資產階級鞏固了自己的力量之後，實際的民主化成果其實是很有限的。被譽為「議會制之母」的英國，直到美國內戰後的1866年，仍只有八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可以在選舉中投票。而南北戰爭是美國資產階級對南方奴隸主「追加」的革命戰爭：儘管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以最殘酷的剝削為基礎的奴隸主權力仍在擴張。
從歷史上我們看到，任何民主和民主權利都是革命鬥爭的結果。隨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發展，少數富裕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了世界經濟，再加上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資本主義在革命民主運動中的作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欠發達世界的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利益和外國資本的聯系太過緊密，因此無法挑戰現有秩序。如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所解釋的，這一任務將落在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者肩上，這也是理解今天香港和中國的「民主問題」的關鍵。
理解民主鬥爭、民主綱領與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政治武器。即使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議會民主制也正再次面臨愈發深重的危機，一部分統治階級越來越熱衷於不民主和「專家治國」的解決辦法。資本主義危機和為了挽救資本主義而掀起的無休止的緊縮浪潮，加劇了這種壓力。正如歐洲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談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緊縮計劃時所說：「我們都知道該怎麼辦，我們只是不知道等完成之後還能不能留在現在的位子上。」
如果沒有正確認識民主訴求及其對社會主義鬥爭的重要性，迄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就不會成功。
為了駁斥史達林主義者在中國革命時期采用的災難性的宗派主義政策，托洛茨基解釋說：
「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1928年]在宣布民主專政口號的同時，卻又不許提出民主口號（立憲會議，普選權，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等），這樣就使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寡頭專政的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裝。許多年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圍繞著民主口號動員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口號在1917年起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在蘇維埃政權實際上已經存在並且同立憲會議發生了不可調和的政治衝突，同時全體人民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以後，我們黨才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和口號，而贊成實行真正的蘇維埃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俄文初版序言，1929年]。
在香港，工人階級組織在處在歷史低谷。在中國，甚至都不存在這樣的組織。這給馬克思主義者帶來了特別的問題，在其他亞洲國家中也有一些相似之處。自由資產階級，和他們的政黨以及非政府組織，控制了爭取政治改革、反對貪腐的民主運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像1920年代的史達林主義者那樣採取宗派主義的態度，站在運動以外、忽視群眾現在的意識水平，而是一定會帶著自己的綱領介入運動，提出倡議，從而提高群眾的政治意識，讓群眾看到資本主義無法滿足社會的民主願望。這樣，我們可以為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思想參加今後的鬥爭創造更堅實的基礎。
本書通過現實事例，說明了我們如何在本地區民主鬥爭的不同階段運用這種方法。我們歡迎讀者提出意見和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