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勞工影展】《勞動日》觀後 讓我們走自己的路

2016/08/30
苦勞網特約記者

河岸邊正舉行著振奮人心的演唱會。湧進會場的人們多半是社會公認的低階藍領的勞工們,護士、清潔工、工友們穿著紫色上衣,閃亮的雙眼裡期盼著美好的未來;人們紛紛對「勞動節」的意義慷慨陳詞,是與家人團聚、是能放假休息、是對1886年芝加哥乾草市場悲劇後殘留的追憶(相關評論),是工人階級以鬥爭揭穿了美國夢、民主體制與法治國之虛偽性的日子——而我們是否能在紀念勞動日之餘,探尋工運的自主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勞動日》劇照。(圖片提供:2016台灣國際勞工影展)

只記錄了一半的紀錄片

像是服務業勞工國際工會(SEIU)這樣一個接近兩百萬人的大型工會,在美國近年來的工會寒冬中,仍有亮麗的組織率,誠屬可貴。1921年成立時,SEIU的前身,也就是建築工人工會(BSEU),組織的對象只包含工友、電梯維修工、窗戶清潔工;歷經了1934年紐約電梯工人罷工、1968年與寶石工人工會等四個工會合併後,人數均有快速的成長。到了2003年後,SEIU發起「逆轉勝聯盟」(Change to Win,CtW),強力支持工會應該進行草根運動的「組織模型」(organizing model),並與美國總工會AFL-CIO秉持的,工會應該是提供會員申訴服務與保障會員利益的「服務模型」(service model)相抗衡。

SEIU在八零年代中後期發動了「清潔工正義運動」(Justice to Janitors,JtJ),並發展出了新型態的運動操作模式,包含透過由下而上、高度去中心化、呼籲基層會員與社區參與的運動,並基於地區別(而非事業單位)的方式將清潔工們組織起來,讓過去不被看見的勞動者身影得以發聲,更讓清潔工們有能力集體對抗大型企業,也實質改善了他們的勞動條件與工資。在工會組織率普遍下降的千禧前後,SEIU透過組織過往被認為「不可組織(unorganizable)」的彈性化勞工,力主基層會員參與的運動,有效地推動美國的工運發展。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在期待能夠在「勞動日」(Labor Day)這部影片裡看到,在各種分殊且差別甚大的職場中,SEIU是如何成功地組織了護士、工友、家庭看護工、建築業工人、速食業工人、兼任教師等低薪勞動者們,並出面集體行動,那麼——請恕我直言——這部片稱不上太好的選擇。關注過工運的讀者們應該清楚,工人的集體行動並不是突然長出來的雨後春筍或是草地上的香菇。好比說日前的華航空服員罷工,讓人振奮的部分與其說是「罷工」本身,不如說是(相較於一日成功的罷工)漫長而細緻的事前組織工作、掌握適於發動罷工條件的眼力、快狠準的罷工戰略(相關評論),以及這些狀況背後所反映著工會的組織力與判斷力,才讓人感到耳目一新。組織從零到一的起點,總是最艱澀的部分。

正面地來看,或許應該把這部影片所呈現的內容,當成是組織工作的部分成果。也就是說,導演在乎的是組織工作過程中,比較後面的一半;但真正讓人在乎的——也是對台灣工運比較重要的——應該是關於組織工作的過程與細節,也就是比較前面的一半,好比說,既存的工會與工運團體,就需要組織護士、組織兼任教師等職種的實作知識。這樣說來,唯有把完整的脈絡線索通通拼湊起來,這部影片才對於我們的運動稍微具有(些微的)啟示與意義。

SEIU這樣的一個大型工會,最該記錄的反而正是其最枝微末節的組織基礎;有種辯解會說:這前半段可以交給其他導演補足,而不能苛求一個導演、一部影片做好全部。但還是有些這部片不得不接受的批判,尤其是當片子引介到台灣來後,更是如此。

揭穿務實主義的誤區

假設善意地解釋,這部片子沒辦法鋪排完整的歷史脈絡,難免有所缺時;那麼,這部紀錄片又呈現了什麼樣的組織工作的末端呢?是選戰。翻開SEIU過去的運動資歷來看,應該算是美國各大工會中成績不錯的;也的確,在SEIU的極力鼓吹之下,健保成為2008年大選時各個參選人不可迴避的議題;直到2010年,被戲稱為歐巴馬健保(Obamacare)的「可負擔健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通過,也算是了結一樁心願。

不過,除了健保法案之外,另一項各大工會也萬分關注的「勞工自由選擇法案」(Employees Free Choice Act,EFCA)可就沒這麼幸運了,歐巴馬上台前曾說過,「如果大多數勞工都希望有工會,他們就應該有個工會」,並且把從2007年後通過眾議院的法案,重新拉回政策牛肉場的舞台上。

基於歐巴馬的這個承諾,包含AFL-CIO、CtW等工會聯盟,以及這些工會聯盟之下的各大工會,都貢獻了不少政治資源給民主黨。根據美國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頭號政治捐贈者排行顯示,光是在2016年這個大選年,AFL-CIO與SEIU對民主黨與自由派就分別捐贈了八百萬美元;間雜在大企業之中,這張表上還有護士工會、教師工會、電工工會、水管工工會等大型工會,各自貢獻民主黨上百萬美元。如果我們再把時間拉長,從1990年至今,光是SEIU一個工會,就灌注民主黨選舉資金高達兩億美元以上。而在工會如此強力動員的狀況下,EFCA還是被資本家的說客給擋在參議院,歐巴馬第二次上台至今,似乎也是通過無望了。

基層工人的運動,可以是不帶政治派別,傾全力於組織未能組織的工人、爭取尚未爭取到的勞動條件,逐步展開並逐步說服;抑或選擇將獨立進行基層組織的花費,轉用在政黨身上,全力輔選。這是兩條完全不同的政治化路徑:前者堅持走出工人自己的路,雖然過程難免艱辛而漫長;而後者選擇了務實主義的代議政治與改良政治,但就難免淪落為兩黨政治的玩物。

說得更清楚一點,SEIU的輔選,不禁讓人想起AFL早期領袖Samuel Gompers的主張: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傳統、經濟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務實主義(pragmatism)地讓工會參與兩黨政治(但並不發展獨立的工人政黨或工人的政治力量)⋯⋯到底工會自身、工會的參與者,更重要的是:我們所有看了這部紀錄片的人,又該如何拿這些「美國經驗」,來推進本地工運的進展呢?

台灣政黨的規模、歷史與意識形態,固然不可與美國政黨直接比較;但假設抽出台灣自主工運在歷史發展中的位置、以及與主流代議政治之間的敏感關係,有種難免讓人感到困窘的異曲同工之妙。從八零年代末期發展至今的自主工運,雖然曾經嘗試過組織工黨,但卻終結於愛恨情仇與統獨矛盾;而在2000年成立,號稱是作為自主工運集結成果的台灣「全國產業總工會」,卻被當作工運頭人的政治跳板(相關評論),以及虛應故事的「十大總工會」之一:如今,全產總和自己過去極力批判的戒嚴遺緒——國民黨在國家統合主義下創建的「全國總工會」,一同坐上了勞動部的談判桌,同樣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說到底,對於這部影片的文化翻譯與詮釋,可能的問題只有一個:我們是要選擇自主的工運,或是務實的「兩黨附庸」?

走出自己的路

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不少美國工人們對於未來的期待。我情願相信,他們所說的每一句信任工會、信任夥伴的話,全都是肺腑之言;他們快樂的神色傳達著對工會掩飾不了的期待——「透過工會展現的團結力量,我們將能迎接更加燦爛的生活」。

但除了懇切的情緒之外,影片沒說的言外之意與故事,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期許的是影片能夠對當前的台灣工運能有一些貢獻,那麼在面對這部影片的同時,影評者必須要清楚的去點出故事裡的限制與誤區,光是陳述SEIU過去成功的運動與組織經驗,但卻避重就輕,繞過不談政治上的務實主義可能造成的危險,並不公正。

說到底,運動如果要堅持走出自己的路,應該進行認真、可靠的政治經濟分析,以對當前情勢有更好的把握;發展各式各樣的組織經驗,努力納入過去被認為難以組織的彈性、非典與邊緣族群勞工,以期徹底壟斷勞動力的供應;並在建立穩當的組織工作與世界觀的同時,去試著相信,力量就長在勞動者自己身上。不論怎麼困難的障礙、進入政治工作的誘惑、或是來自資產階級國家的打擊,也不必擔心時間多麼漫長、過程多麽艱辛,總是有前仆後繼、一波一波的運動者將持續推進社會前沿的革命,或至少朝著這個方向前進——而這正是「勞動日」能給予我們的最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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