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被遺忘的迫遷經驗
反迫遷案國際集結

集結日本、南韓、香港、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等七地的反迫遷案例，首屆「東亞迫遷法庭」昨日（7/2）在華光社區舊址正式展開，而今年10月聯合國將召開20年一度的「人居三（Habitat III）」會議，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居住權團體，也將在聯合國會議場外進行集結提出反迫遷訴求。然而諷刺的是，昨日台南鐵路東移案仍在營建署進行擴大專案小組會議，而爭議逾13年的永春都更案，在前日（7/1）北市都更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之後，昨日上午建商竟突襲拆除最後一位不同意戶。

代表台灣承辦東亞迫遷法庭的團體「反迫遷連線」指出，從2009年韓國首爾龍山事件至2016年菲律賓塔里札伊爾市聖羅克村因迫遷引發的死亡事件，並沒有在當前聯合國「人居三」議程籌備過程中受到重視，亞洲政府對於強迫拆遷案，也沒有提供官方統計數據或具體補救措施，而各國案例都可見到快速都市化、再開發計畫、大型基礎建設計畫等造成居住地威脅及大規模迫遷的現象。

國際住民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Inhabitants, IAI）自2011年陸續在日內瓦、米蘭等地舉辦國際迫遷法庭，而第五屆國際迫遷法庭將在今年10月於厄瓜多首都基多成立，與聯合國人居三會議平行舉行。

昨日東亞迫遷法庭在華光社區首輪審理10個案例，包括香港天台屋非正式住居、泰國曼谷的包帕素棉堡社區、馬來西亞森美蘭的吉哥園丘社區、日本東京因2020奧運而造成的霞之丘公共住宅迫遷案、韓國首爾龍山都市更新慘案、菲律賓奎松的錫蒂奧聖羅克（北三角）都市貧民社區、台灣桃園的航空城計畫爭議，以及台北蟾蜍山、華光、紹興等非正式住居問題。

非正式住居者流離不斷

在各地相異的居住與土地制度之中，其中受迫遷的故事仍可見其相似因素及壓迫的來源，其中「非正式住居」是一大共同難題。例如台北蟾蜍山、華光、紹興等社區的形成，起源自國家住宅政策趕不上湧入的移民，時至今日主張有產權的機關單位，則開始以提告方式要求居民拆遷與賠償不當得利。並且，政府現在推行社會住宅，也沒有保障被迫遷者的名額。

而香港天台屋非正式住居問題，來自大部分基層民眾無法負擔昂貴的租房費用。雖然他們有資格申請政府社會住宅，但供不應求，目前政府能蓋的只有兩萬間，但需求上達四萬間。很多人等了十幾年還等不到，只好想辦法在屋頂上承租越割越細的小套房。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何智聰以九龍旺角為例，指出香港房屋署在2015年12月發出封閉令，要這裡的12戶搬離，但目前仍有10戶還在；這些民眾收入極低，還不見得天天有收入，也須向政府領取救濟金，而現在封閉令其實仍然有效但沒有確定的執行日期，政府也沒有安置計畫，因此就算有補償，也不夠他們去租其他地方，不過政府已拆除一部份結構，反而造成仍住在這的居民更多的風險。

菲律賓奎松的錫蒂奧聖羅克（北三角）都市貧民社區，位於馬尼拉都會區往外三十公頃之地，非正式住居達12,000戶，然而奎松市政府與當地最大的不動產開發商「阿亞拉」共同合作，希望讓此區成為通訊科技聚落，並吸引外資投資菲律賓的資訊產業及醫療產業，而北三角貧民區就被認為是需要活化的地產。2010年，奎松市政府推出土地利用計畫及開發計畫，在三年內迫遷了五萬個家庭，奎松市至少有20萬人因此流離失所。

從2010年到2014年，奎松被迫遷的居民組織出人牆來抵抗迫遷。在許多辯論與法律戰之後，2013年7月拆遷又重新開始，到2014年1月才暫停，造成很多住民流離失所，有些家戶被安置在馬尼拉都會區以外的邊陲地帶的暫時收容所，幾乎沒有水電，附近沒有醫院、學校，工作機會也非常少，很多住民被安置之後必須到其他地方找工作，才能夠養家糊口；而目前的預定開發區，大概還有六到七千個住民，他們也會繼續以人牆的方式持續抗爭。

以「公共建設」為名的開發計畫

而至於像台灣桃園的航空城計畫爭議、泰國曼谷的包帕素棉堡社區，除了有部份非正式住居民眾遭逢同樣難題，但背後更大的壓力來源，是如同菲律賓奎松市政府一般，以「公共建設」之名的開發計畫進行迫遷。1997年桃園航空城先期發展計畫上路，後續徵收區不斷擴大，受影響人數約有二萬人居民，僅管在今年四、五月間航空城計畫已舉行正式聽證會，然而現任總統蔡英文在選前提出「亞洲矽谷計畫」，桃園市長鄭文燦也在今年5月也宣示亞洲矽谷計畫將與航空城計畫結合。

泰國的包帕素棉堡社區則是位處在舊城牆跟運河之間，面積達7840平方米，公尺人口約300人，分佈在90個家庭，此處文化活動多元，有陶製人偶、鬥雞、傳統食品等，社區附近的素棉堡則是重要的旅遊觀光景點，然而政府在1988年開始推動保存及開發計畫，聲稱鄰近皇城的社區也是重要的皇宮空間，要美化改建為公園吸引觀光客。2016年5月，現任曼谷市長表示拆遷勢在必行，但拆遷期限再三更改，僅管曼谷都市管理局表示會給付居民拆遷補償金，但不足以支持居民後續安置。

日本「霞之丘公共住宅研思會」成員小川哲生則表示，此地位於東京新宿區，在1945年因為山手大空襲而遭受毀壞，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即興建「霞之丘公共住宅」，原為木造長屋構成，居民大多為戰時災民，以及自中國遣送回國的日本移民，時至1964年的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因國立競技場周邊區域的住家被迫遷移打造成明治公園，因此霞之丘公共住宅也改建成5樓高的水泥建築，總共10棟300戶的都營住宅，接納新的被迫遷民眾。

然而時隔將近50年，東京奧運將再度舉行，負責經營管理國立競技場的日本體育振興中心（JSC），在2012年7月13日的會議上，決定以霞之丘公共住宅做為新的國立競技場預定地，由東京都發佈的遷移通知，對於住在霞之丘公共住宅的230戶住家、370人是「突然而來晴天霹靂」。

小川哲生表示，2015年7月安倍總理宣布撤回建築費用不斷膨脹的新國立競技場建設案，但是新國立競技場相關用地的霞之丘公共住宅迫遷一案則不改變，2016年，東京都要求霞之丘公共住宅的居民要於2016年1月搬遷離開，多數的居民懷抱著痛苦的心情而搬走，至今霞之丘公共住宅僅剩2戶共3人居住在原地。

迫遷計畫衝擊居民生計

而在所有的迫遷案中，幾乎都是對原先弱勢居民的生計來源的再次衝擊，如馬來西亞森美蘭的吉哥園丘社區，始自1975年全國種植工人聯合會發起「蔗園小農開墾與安置計畫」，透過開墾形成聚落。然而開墾計畫失敗告終，原計畫執行公司GATCO在1980年代宣告破產，而園丘土地則被貸款予銀行，包含468個家戶，上千個居民被要求必須離開。

僅管居民在2004年支付320,000令吉（約債務總額2%）給清算單位作為償還欲取回所有土地，但私人開發商Thamarai控股公司宣稱是園丘土地的最終擁有者，並透過各種威脅迫使居民遷出。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森美蘭州芙蓉支部幹部Tinagaran Subramaniam質疑，農民在開墾計畫失敗後，竟僅是作為債務人，而不是受到補償的對象。

反觀韓國首爾的龍山都市更新慘案，則是因2008年首爾市政府將龍山區國際大樓附近區域劃定為「再開發計畫區」，約有400個住家、400間商家受影響。隔年當地的住、商租戶抗議迫遷、開始抗爭，建商所聘的用役、警方特攻隊則開始著手鎮壓。2009年1月20日上午，迫遷戶在屋頂搭建的抗爭臨時建築發生大火，造成五名受迫遷者及一名警方特攻隊員喪命，起火原因至今不明。

「龍山慘案真相調查暨再開發政策改革倡議委員會」委員李元浩表示，過去韓國強制迫遷案例中，經常會有暴力組織毆打、恐嚇居民，而龍山大樓被迫遷的居民想避免受到暴力組織的危害，所以在該大樓上建造臨時建築進行示威抗議，結果卻發生這樣的慘案。

李元浩說，事後居民組成委員會，指責政府的武力鎮壓，但是政府並沒有針對進行武力鎮壓的警察單位做任何處罰，也讓警察變得越來越囂張。到去年為止，警察在其他示威事件違反規則，使用水柱去對付示威民眾，造成民眾受傷昏迷。

李元浩認為，龍山慘案時警察所作所為並沒有被檢討譴責，因此警方也認為用水柱對付民眾沒有違反規定，而當年龍山慘案強制鎮壓的總指揮官金碩基，今年還當選國會議員。

擔任主持人的反迫遷連線成員陳虹穎說，很多韓國拆遷的細節，在台灣其實也不陌生，包括早上剛被強拆的永春社區，很多居民也遭到恐嚇，居民為了自嘲，還把收到的毒蛇釀成酒放在家裡。東亞迫遷法庭選在華光社區舊址，也是呼籲韓國龍山迫遷案，因為龍山市原本也預計要開發成金融特區，華光社區從2002年以來就要以台北六本木、台北華爾街等建設計畫為目標。

陳虹穎說，現在雖可以在華光這片草地上舉行活動，但被壓迫的人民不是真的終結開發的問題，重點在房地產市場的利潤到底有沒有辦法支撐開發計畫本身。韓國龍山慘案過了七年，那片土地一度變成停車場，但今年也開始再動工。

僅管目前首爾市長換了社運出身的人進行改革，然而今年仍有韓國民眾反對迫遷而採用自焚抗議。陳虹穎認為，處理過去的爭議，所有首長都可能不知道怎麼處理，也因此今天還要調查龍山慘案的真相，因為「這些事、這些人的犧牲不該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