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禎《荷清苑書簡》新書座談
從保釣世代談歷史的變局

2016/04/26
苦勞網記者

七O年代曾在海外積極參與保釣運動的物理學家吳國禎,近日出版《荷清苑書簡》一書,上週末(4/23)舉行新書座談。《兩岸犇報》總編輯、台大中文系助理教授許育嘉表示,《荷清苑書簡》一書副標題是「與台灣青年朋友的通信」,這顯示吳國禎心繫台灣青年以及各種社會處境。過去五年來,吳國禎在《兩岸犇報》開設專欄,五年間不停懈地共寫下了六十篇章,此次集結曾冊。

吳國禎出生台灣花蓮,畢業於建國中學與新竹清華大學,1971年赴美攻讀博士,1976年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取得化學博士學位。美國留學期間曾赴北京訪問,被台灣當局列為黑名單。1977年,放棄在美國的高薪俸祿,回到北京定居,任職於北京科學院化學所,1995年轉任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至今。許育嘉指出,兩岸在不同時期間,都有台灣年輕人到大陸參與新中國建國後的建設,吳國禎就是七O年代的其中一個重要標誌。

五年六十篇給台灣青年的書信

關於書名,吳國禎解釋,「荷清苑」是他在北京的住所,以前是空地,叫「大石橋」,後來被清華大學拿去蓋房子給老師住,自嘲「現在書取名字都挺文雅的」。

他在學校教物理,也喜歡跟學生聊天,從小當學生的經驗告訴他,老師講正課學生都會忘,聊天反而留下印象。「我在北京上課一般上50分鐘,會留一段時間給學生講講社會上的觀察跟時事。有些思想火花都是跟學生聊天才發展出來。」

全書分區分八大部分,從兩岸政治社會談到個人心性陶冶與讀書心得,吳國禎說,他習慣自己寫備忘錄,希望把幾年下來的所見所思,特別針對台灣學生關心或沒聽說過的問題寫出來。吳國禎強調,現在雖然兩岸開放旅遊、交流頻繁,但往往難以深入,自己是台灣人,又在北京生活多年,希望自己可以扮演橋樑作用。

保釣運動後的不同路徑

當年海內外保釣運動風起雲湧,《兩岸犇報》發行人陳福裕表示,保釣世代的發展,後來有幾種典型:一種是當年做「廖北阿」(告密者),回台當官,至今都還位居高位的藍綠都有;有些人回台灣後參與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有些人留在美國教書啟蒙新一代年輕人;有些人則是選擇回大陸,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吳國禎就是後面這一種的典型。

大學就讀台大時期,也曾參與保釣運動的作家鄭鴻生表示,在美國留學過程中,保釣一代人都面臨不同抉擇,主要兩條路線,分別是回中國大陸,或者設法回台灣。而當時因為在台灣參與保釣運動,有很多牽扯,鄭鴻生當時的想法,就是要保留自己可以回台灣的身份,「甚至很多在美國的老保釣,也很努力保護我們這種——從台灣來,可以回台灣的身份。」鄭鴻生說,其實心裡也想過,如果沒有這些牽扯,當時也是有可能過去大陸,「現在回頭來看,局勢跟當時都很不一樣了,要說當時的抉擇是誰錯誰對,其實很難區分好壞。」

鄭鴻生(圖左)、吳國禎(圖右),都曾參與保釣運動,兩人分別赴美留學後,一位回到台灣,一位則是長居大陸。(攝影:王顥中)

六、七O年代的思想西化狀況

鄭鴻生認為,保釣在當年的意義,可以理解為是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第一次重新認識中國」。戰後新生代原來主要接受兩個東西的影響:國民黨的反共史觀,與美國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但保釣運動卻對海內外的參與者,帶來了重要的改變契機。

鄭鴻生解釋道,六O年代《自由中國》禁刊後,台灣出版業興盛,包含《文星雜誌》、殷海光、李敖等人,在台灣的文化界推動最全面的,就是美式的反共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以前聽聞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反越,召開『國際戰犯審判法庭』批判當時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台灣的報紙都是責罵羅素,我們的想法也很簡單,都覺得他一定受到共產黨催眠洗腦,那時候思想就是這麼單純。」而雖然一些反越戰的歐美新文化青年反叛運動,也有流到台灣,但美國反共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在當時還是主調。

對於這種文化思想上的「全盤西化」,已故的老保釣、七O年代就被台灣列為黑名單的作家郭松棻,也曾在〈戰後台灣的改良派〉一文中寫到:

雷震、殷海光和李敖在戰後20年的台灣,所致力的自由主義化工作,表面上雖然有消極抵抗島內官僚政治和封建思想的作用,但是實際上,它所起的更大作用卻是:一方面在島內間接替買辦政權打掩護,而另一方面,在國際冷戰中直接替西方充當反華的思想尖兵。

殷海光和李敖都繼承了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運動的右翼發展,而排拒了五四運動之中由學生運動而工人運動,而農民運動,終而由社會基層的人民積極參加而創造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左翼發展。

鄭鴻生說,當時只有一個異端,就是陳映真的小說,裡面暗藏玄機,雖然當時的年輕學生不一定能直接明白小說裡面暗藏的就是左翼的聲音,但仍然可以在其中發覺到他的關照跟視野,與殷海光、李敖等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直到1968年陳映真那一批人被抓,後續便很難有機會繼續發展。直到保釣運動爆發,才出現反思與改變這種思想狀況的契機。

保釣開啟的契機

鄭鴻生認為,保釣最早的原初動力是愛國愛鄉,不可否認,這是戰後新生代接受國民黨民族精神教育的結果,雖然其中有僵化、反共教條的面相,但它對於光復後重新回歸中國的台灣戰後新生代,也具有一定重要性,在這樣的影響下,釣運爆發,才有條件展開「第一次重新認識中國」。

鄭鴻生說,保釣運動所開啟的新視野,就是意外讓受到影響的年輕人回頭對自己原來相信的美式自由民主產生懷疑:美國這樣一個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家,為何會發動侵略、在釣魚台問題上跟日本私相授受?

也是保釣運動的契機,讓青年人開始關注台灣史,鄭鴻生回顧,「當時對台灣的發展都不理解,對於台灣在日據時代五十年的抗日史,幾乎是完全無知,教科書也不提,人們不知道蔣渭水,連最溫和的林獻堂都不知道!」重新認識這整個歷史過程,就會開始懷疑美國所推銷的反共觀點,以及國民黨的反共中國史、台灣史,進而重新去理解「國民革命」、「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

兩次重新認識中國

那時候,相比於李敖、殷海光等人的「全盤西化論」與其史觀,鄭鴻生認為,戰後新生代受保釣影響下,在「第一次重新認識中國」時要找尋新觀點,最現成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史觀。

而近年來,台社幾位學者發起「重新認識中國」,鄭鴻生認為,這可以說是「第二次重新認識中國」,要超越原來保釣運動海內外的戰後新生代的史觀,鄭鴻生說,這並不是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共的史觀錯了,而是,不只針對中國近代史,而是整個中國歷史,到底是怎麼發展的?是否真如西方所建立的強大知識系統所說的:中國就是東方專制主義,是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樣階段發展過來?鄭鴻生認為,中國歷史既不是像清朝末年古文學家與經文學家所講的那樣,也不是西方學術體系建立出來觀看東方的方式,各個層次都有必要重新斟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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