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獨立影像媒體論壇】(一)
台港獨立影像工作者交流

2007/09/09
苦勞網特約記者

台灣、香港和韓國等來自亞洲各地的獨立影片工作者和獨立影展策展人,在9月8日、9日兩天有一場小型的交流聚會,彼此分享工作經驗和方法,並且也期待透過相互交流,未來能夠激盪出些許火花。以下為9月8日論壇的部分內容。

香港影行者

代表香港影行者的李維怡打頭陣。她介紹,香港影行者甫成立五個月,不過,實際上,影行者的成員彼此在一起工作已有三到五年的時間。影行者的理念是,把藝術還給人民,因為,他們認為,如果人民不能參與媒體和文化,就是一種剝削,同時,他們企圖透過影片和文化工作,建立一套觀看社會的視野。有趣的是,影行者名稱的「行」,有兩個豐富的意涵,一是行動,進行社會實踐,另一個是修行,修行是透過自我要求,讓程度更提昇,讓自己更了解自己和別人的關係。這是他們對自己的期許。

影行者的工作方式有幾種:第一是工作坊,教導別人怎麼拍攝。另一種是放映工作,堅持要回到現場放映,也主動爭取到工會去放映,到工會放映的效果,一半成功一半不成功,他們仍在繼續想像這件事情。同時,他們也舉辦社會運動電影節。

拍片,對他們來說,都不是個人的創作。他們正在嘗試的是拍片集體創作。他們的片子都不是一個人獨立拍攝,因為,他們希望把拍片工作或導演活動公開化,慢慢走向集體創作,大家共同做一件事,因為他們相信,個人的成長是需要在群體中成長,個人和集體有機結合,片子成為集體工作的結果。

此外,他們也企圖把不同藝術領域的朋友拉進萊,一起合作。比如,他們把最多人一起拉出來工作的,就是2005年底香港反WTO運動,當時就成功把一些劇場朋友等拉出來一起合作。

影行者運用網頁,成為傳播對外傳播的管道。可以參考:舊區更新電視台

關於舊街保存的運動,是起源於香港正在進行恐怖的社區重建,香港政府計畫在未來十年之內,徵收和拆除200個舊社區。舊社區有現代沒有的美學,他們有社區網絡、人倫關係,以及居民使用和佈置公共空間的美學,卻被現代社會認為是不美的。這場運動就是要幫他們保存下來舊街。

舊區更新電視台擁有大約500-600人的聯絡名單,會定期發佈訊息,總台可以發布各社區訊息,影行者也有人進駐在社區做事,可以發佈社區訊息。

其中,他們抄襲兩個香港高知名度的節目型式:五稜鏡和警訊。五稜鏡是探討居民的問題,放在舊區更新電視台,就是讓居民自己想一題目,自己想像佈景和東西搭配,然後,自己講自己的權利,可以教導其他社區如何解決某個問題,或避免再次上當,讓各社區之間,相互分享彼此的經驗,也相互激勵打氣,同時,此媒體也成為他們表達和參與的管道,成為他們認知自己權利的方式。

警訊原本是警方教導民眾怎麼防範犯罪。放在香港舊區更新電視台,他們改成由社區居民他們講自己當初怎麼被公共部門騙簽名,教其他社區居民怎麼防範等等,成為各社區交換經驗的重要管道。

影片的作用,除了運動的報導,彼此經驗的分享和串聯。實際上,在運動走到最下坡的時候,居民都被逼走了,他們剪了好幾支片子,這些片子成為他們最好的鼓勵和安慰,讓他們覺得運動仍在進行,仍有節奏在走,這是很強的力量,因為運動常常是看不到進度,影片卻發揮了作用。

至於影行者籌辦的香港社會運動節,主要都是以零資金方式舉辦,出外靠朋友,所有人都是義工,從今年的第三屆開始,沒有資源的影行者改用交工方式,跟導演交工,幫忙他們翻譯中文或英文字幕,換取放映權,如果導演中英文字幕都有了,他們就去想一想還可以做什麼。今年鐵馬影展也跟香港社會運動節合作,鐵馬影展負責上字幕,影行者負責作翻譯。

香港影行者麥家蕾則特別報告,影行者如何進行突發事件的網路報導。香港影行者參與2005年底香港反WTO抗爭報導,以及皇后和天星碼頭保存運動,以及最近的紮鐵工人抗爭等。

香港反WTO運動是香港獨立媒體工作者一起工作的首次,大約六、七個人計畫出去拍攝之後,再交給留守的center作後置,出外採訪以兩到三個人一組,center要看主流新聞和聯繫等工作。不過,這種合作形式出現很多問題,大家不小心就會離開媒體的崗位,去作別的事情。小組也每天都不同人,坐在中心的人,每天都不同,結果就是就沒有拍到有用或重要的東西。

經過一番檢討之後,影行者終於明白,拍攝者必須知道自己的任務,要離開崗位時,也必須交代清楚工作,該完成的工作都要做好,坐在中心的人做聯絡工作也很重要,因為中心都要監控主流媒體,所以可用最快速度告訴事件現場的人如何處理主流媒體論述,可以進行不同團體的聯絡,可以進行調度。

以紮鐵工友罷工事件的拍攝和報導活動為例,香港紮鐵工人過去工資被減半,工時拉長,卻在香港經濟崛起時,並未被加薪,所以他們爭取工資。他們把攝影機把給經常在現場的人,教導他們怎麼拍攝,等他們拍了之後,影行者再去作編輯。

採取現場自行拍攝,影行者做後製的好處,就是拍攝者都是經常在現場的人,又參與其中,可以掌握現場情況,同時,他們自己開始拍攝時,就是開始掌握事情,理解發生事件的脈絡和連結。此外,他們也發現拍攝工作並不困難,他們也做得到。

蔡崇隆導演代表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進行分享和報告

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從去年九月成立,即將滿週年,目前會員數有106人。他說,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成立,特別強調勞動者的面向,這給年來,紀錄片雖然受到重視,紀錄片工作者卻被台灣社會視為藝術家,台灣社會卻忽略到他們作為勞動者的面向。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並不理想,取得的薪資都是中低水準,被視為是做好事、作善事的人,不需要太多物質報酬,公部門或企業與紀錄片工作者合作時,卻不願意給合理的報酬。

如果想要更了解台灣紀錄片的發展歷程,可以閱讀蔡崇隆放在工會網站的文章「活在人間,好過活在雲端」。他指出,台灣目前的紀錄片發展有兩種趨勢,一種是社會運動工作者現在也開始製作紀錄片,他們品質也非常好。另一種是紀錄片工作者也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比如,天堂路、河海人生等作品,導演除了紀錄,也深度參與當地的運動。

台北市紀錄片工會是傾向第二種,成員對社運有意識,而且擁有參與的熱忱,希望跟社會有更多的連結。不過,成員彼此仍有異質性,涵蓋老中青,創作背景也不同,也無法強求所有會員都有運動意識,但是,至少幹部都有此意識。希望不只是顧及成員權益,也自我期許參與社會改革。

紀錄片工會成立的宗旨有三方向:提昇紀錄片勞動條件、拉高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和社會參與、紀錄片成為穩定成長的產業。

工會舉辦過的活動很多,包括團體身體檢查,當時會員50多人,其中20到30個人都報名,因為平時工作很辛苦,認為身體健康很重要,這麼多人報名,就是有其需求。

紀錄片工會也正成立擬定工會版合約的工作小組,希望未來能夠把把勞動契約或委製合約整理出來,做出工會版的合約或標準,跟公部門、企業或運動團體作些座談,能夠提升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條件。

紀錄片工會在過去一年以來,舉辦許多提昇專業水平的專業講座(收音、攝影、剪接等),並且進行兩岸交流。現在計畫在明年一到四月與媒體觀察基金會、苦勞網合作,進行影像培力工作。

他們也計畫發行電子報─紀工報。濟公是劫富濟貧的和尚,希望這份電子報能夠優先針對有蠻野心足協會、TIWA等組織進行對話,讓會員能夠認識他們,也讓社運可以看到紀錄片的訊息。此外,他們也成立工會的部落格,定期發佈紀錄片生產、映演的訊息,以及工作機會。

至於社會參與,紀錄片工會以團體名義,參加反蘇花高連署,以及參加樂生遊行。為了振興紀錄片產業發展,今年有「在一起過影」的紀錄片推廣講座,主題包括同志、公娼、生態、勞工、認同等。同時也協辦鐵馬影展籌備座談會,在鐵馬影展座談會,紀錄片工會希望讓更多評論者,了解紀錄片工作者的工作條件和生態,促進彼此的了解。

對於所處的社區,紀錄片工會甚至積極進行社區互動,也希望舉辦社區影片放映會,拉近跟社區的關係。

紀錄片工會未來也希望能夠代理發行獨立製片的紀錄片,不過,這必須要有基本資金。目前,工會自身經費籌措仍有困難,上個月開董監事會,結餘是一塊錢。

紀錄片工會內部仍在爭論要不要去標案。蔡崇隆個人認為,一個NGO團體生存,總是要去跟公部門或企業標案,即使有得到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如果不去爭取,團體就會被邊緣化,不過,此議題仍必須要會員一起討論。

與工人一起玩紀錄片

相對於紀錄片工會是從紀錄片工作人員出發,去進行社會運動參與。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素香則提出跟工人一起玩紀錄片的趣味觀察。

陳素香說,會開始拍紀錄片應該是不務正業,是歪打正著,這群人原本多是在勞工領域工作,開始想要拍紀錄片,是因為有一點點是從運動狀態逃逸出去。畢竟,她們都是搞運動的人,會去想影像對運動會有什麼作用。

去年在鐵馬影展播映的八東病房,是因為當時TIWA在推動家事服務法。台灣有很多外籍勞工、台灣勞工從事照顧工作,卻未有勞基法的保障,甚至還有很多問題,比如超時工作,照顧癱瘓老人,每兩小時要翻身,他們變成24小時都在工作,他們或許有短暫休息,卻無法持續睡眠, 365天一天休息都沒有,導致他們身心耗弱,甚至傷害雇主。

當外勞傷害雇主,社會新聞就很負面報導,完全忽視起因是勞動條件。因此,TIWA推動家事服務法,推動此法時,把立法門檻降得很低,最基本就是爭取到休假和休息的權利。

原本以為推動此法,最大障礙是外勞仲介,卻沒想到,出來反彈的卻是社會福利團體。社福團體反彈的原因是僱用成本會提高,最大的擔心是外勞若休假,中間會有照顧缺口,這是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問題,台灣把社會照顧工作丟給個別家庭承擔,個別家庭丟給外勞負荷。

阿香說,當時就覺得,也許可以透過拍紀錄片,讓社會更多人了解外勞的工作處境,討論台灣社會福利制度問題,讓大家一起思索和討論怎麼解決。

八東病房,效果很好,只要放映,觀影者的反應都很好,可以更認識和了解此議題。不過,拍片只是其中一個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透過播放影片,去作勞工教育工作,郭明珠堪稱最會透過放映紀錄片進行勞工教育訓練的一把手。其實,勞工對影像的反應,比對文字好。

實際上,陳素香說,自己玩紀錄片玩得很開心,也想讓勞工一起玩紀錄片。後來發展出跟勞工一起玩紀錄片,跟基隆貨櫃車司機一起拍片。紀錄片的成果不管如何,拍攝的過程就是很好的組織方法,拍紀錄片可以組織工人或發展組織很好的媒介。

跟工人一起拍紀錄片,是跟倉運聯成員,他們是基隆貨櫃車司機工會組成的聯合會,因為台灣經濟衰退、空洞化,再加上基隆碼頭的自由化,貨櫃車司機工作量大量下降,行業不斷被瓦解,會員流失,工會向心力也很低。不過,核心幹部把在工會的時間,拿來一起拍紀錄片,透過此過程,他們重新凝聚向心力。

攝影機,是很神奇的東西。陳素香說,他們和工人相處十幾年,只看得到他們作為貨櫃司機工人、作為工會幹部的面貌,卻很少碰觸到工人的內心。沒想到,他們第一次拿攝影機,真正想拍的不是勞動,他們學會攝影機,第一個想拍的作品,卻不是勞動。有一個司機拍的是他的貓,雖然是貓,卻可以看到他的勞動強度太大了,無法建立跟家人的互動,可是,這隻貓可以跟每個人都很好,也是家庭的成員,這位司機透過貓,可以跟家庭成員一起互動。

從他們的影片,我們可以看到,勞動控制如何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細節,可以更看見勞工的生命狀態,可以讓我們更去理解一個勞工在運動狀態如何前進、停滯,或堅持。

這群拍攝紀錄片的工人,不是專業紀錄片工作者。在很多抗爭現場,組織工作者和工會幹部等都也無法特別抽出人力來拍攝,所以,拍攝片子的過程就像拼裝車,誰有時間,就拿攝影機,所以,拍出來的每個片段都不同,因為每個人搖晃程度、角度、風格、光線明暗等通通都不同,造成後製很痛苦。但是,他們的條件就是如此。

阿香說:「我覺得這是影像平民化的好處,讓我們大家都可以這樣玩,我們就這樣跟影像發生關係。」她說,私下也很期待,影像工作者也可以跟社會運動議題發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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