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自治與民主自覺與自制
──回應張傳賢助理研究員

日前台大政治系校友發起「324那夜的答案懸而未決──在你負起責任之前，江宜樺，沒資格回到教室！」連署活動，主張江前院長在324暴力事件調查結束、未予負責之前，不得返回台大，以及任何學校任教，截至目前為止，包含台大在學生及校友，具名聯署人數已達3,289位。

對此，中研院政研所助研究員張傳賢1日在《蘋果日報》上以〈從反江宜樺回台大任教 看民主自覺與自制〉投書，就張助理研究員談及「大學自治」這方面的問題，我或有些看法，可與之對話、分享。

張文中，對於台灣人「民主的自覺與自制」表示了深切的憂心，他認為新興的網路民主，可能使得民眾喪失理性，忘卻民主的核心價值在於保障少數人的權益與自由，而學生目前透過網路匯集群眾力量，是一種干預大學自治的做法。「舉著民主的大旗卻行著侵害少數人的不義」對他來說，這起聯署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一場以眾暴寡的劣行，然而，我想從以下兩個層面來檢視這個說法。

首先，活動的目的是什麼？

這些從台大政治系畢業的校友，最害怕的恐非「政治的黑手」，而是「學校沒想清楚」──畢竟，眾目睽睽之下，若是受政治操控也罷了，對他們而言，假使這是經過台大內部正式討論後做出的決議，一位政治系教授出身的政治人物，在他尚未負起相應的政治責任以前，就將其迎回大學任教，才真讓人無地自容。

接著，我們先來談談：何謂大學自治？

依據《大學法》第1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也就是說，大學自治的積極意義，便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受強大的外部力干預，讓學術機構內部對校園治理的各項舉措有充分討論的可能，以保障憲法第11條所稱的講學自由──就此看來，學生們的舉動，與張助理研究員「破壞大學自治」的看法相反，正是在「行使大學自治」！

民主政治既然強調各種意見的平等表達，在沒有涉及人身攻擊，也並未以任何手段強行禁止台大校方聘用江宜樺的情形下，這類連署、抗議，皆屬正常的權利行使範圍。據此，我想進一步指出，該文其實反映了長期以來，在校園事務的參與中，一個嚴重反民主的預設──傳統上，大學校園由行政、教師和學生三方組成，然而，就我親身經歷，以及時有耳聞的各類校園民主實踐經驗而言，「學生」這一角在其他二者的思考中，總是缺席。該文指出：「若是江要『回去』台大政治系任教，不但系上要重新公告開缺，也需要經過系上教授們的表決通過及社科院以及校方的同意......」發現了嗎？這其中完全不見學生的身影，甚至，連學生在網路上表達意見，都可能引發「黑手」的批評，受到「破壞大學自治」的質疑。

然而，這又何止見於台大、見於江宜樺事件呢？大學校園往往將學生視為過客，老師、行政人員才是「長期房客」，甚至「大學的實質擁有／經營者」，以筆者就讀的台灣師範大學為例，上個月召開攸關全體師生權益的「校務會議」（本校最高級別的校級會議），竟然發生了一群熱心校務，意欲「旁聽」的同學們被拒之議場門外的荒唐事件，校長及行政人員彷彿盤據一方的土皇帝和封建官宦，滿口「依法行政」如同咒語，卻堂而皇之的將最最基本的公民權棄如敝屣，甚至，我還親耳聽過一位老師說出這樣的話：「校園之內無民主！」──這要教人如何信服「大學自治」、如何無愧於前人為民主政治付出的心血？

在此，我還要更進一步質問：在大學自治的框架下，一般民眾對於大學校園的運作，真的就無從置喙了嗎？

教育之為一種具高度公共性的存在，長年取用國家相當的財政資源，以一種「類責任政治」的觀點來看，大學完全不必在一定的程度上回應大眾的期待或檢視嗎？對於社會的責任，比起「開放校園設施」、「提供便民服務」這類形式，不更應該具體地呈現在校園治理中，而非學校高層與少數地方頭人的利益交換嗎？難道大學的存在，不是為了「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嗎？那高等教育機構又如何能自恃一種空谷幽蘭的姿態，甚至以大學自治為名，澈底拒絕民間力量的監督？專業社群的封閉和腐化問題在這幾年也漸漸廣為人詬病（比如前教育部長的抄襲事件），如果致使學術圈每下愈況的藏汙納垢和資源浪費早非祕聞，那民主監督的機制於此又何嘗不是激濁揚清的契機？

民主社會的正常運作，正是大學自治得以成立的基礎，所以，無論是社會議題的學術支援也好，校園管理的意見採納也好，高等教育機構必須有意識地與公民社會展開對話，而非像眼下這般：不是回應企業，就是回應政治──君不見，產學合作累慘學生，沒選上縣市就去當老師？

民主的品質確實不會因為參與人數增加而提高，但質量好壞並不僅取決於參與者的自覺與自制，更重要的是健全的體制、正確而非的自外於世的認知，還有敢做敢擔當的責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