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本屆美國期中選舉創造了一項難堪的紀錄──全美平均僅36.3%的低投票率，打破了二次大戰後1986年及1998年38.1%的最低紀錄。過往來說，雖然期中選舉的投票率比起總統大選，確實有偏低的傾向，但在2012及2001年的投票率都還維持40%的水準。（但也還是很低）
此外，本次期中選舉還打破了另一項紀錄──選舉總花費約為36.7億美元，創下史上新高。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露絲‧巴德爾‧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最近表示：「我認為，我們所擁有的這種金錢購買的民主，將使我們的民主政治遠遠地偏離其應有的樣貌。」她並批評2010年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該判決認為商業機構資助聯邦選舉候選人，屬於憲法中的言論自由，不應加以限制。此一判決使得了企業與富人能夠投入更多資金以影響選舉結果。
選舉投票率低落在政治學上的解釋很多，其中一個說法是認為民眾覺得投票無法影響政治，所以乾脆放棄。而我們同時又能看到企業與富人非常積極地在「參與政治」，影響選舉。此消彼長下，是否意味著美國常拿出來說嘴的「民主政治」，實際上受富人所主導？
美國兩位政治學者在半年前連袂發表了一篇論文，討論美國政治是否由「經濟菁英壟斷」。以下是專欄作家約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雜誌《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針對該論文的簡評，原文標題為"Is America an Oligarchy?"此文對於世界上以民主政體自居的國家，都具備相當的參考價值。
烏雲密佈的國會山莊，即便有民主政治的表象，但實際上政治權力可能是由富人所壟斷。（圖片來源：NewYorker）
學界一份新的研究結果，證明了你懷疑已久的事實：富人以及商業組織的代表，有力的影響著美國政府的政策。
在不同的收入群體間，針對廣泛多樣的議題做過政治意向調查後，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學者馬丁‧基利恩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政治學者班傑明‧佩奇（Benjamin Page）發現，相較於中產階級和貧困的美國人，富人們的喜好在後續的政策決定上有更大影響力。事實上，低收入群體以及代表他們的利益團體意見，對政策的制定似乎罕有影響，甚至未見關聯。
「我們的分析指出，大多數美國公民對我國政府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幾乎沒有影響力」基利恩斯和佩奇這麼寫道：
「美國人確實享有許多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徵，比如定期選舉、結社和言論自由以及廣泛（雖然仍有爭議）的特許經營權。但我們相信，如果有力的商業組織和少數富有的美國人控制了政治決策，那麼美國宣稱的民主社會將受到嚴重威脅。」
這是個相當驚人的說法。在他們的研究結論中，基利恩斯和佩奇更進一步地斷言：「我們的發現顯示，美國並非由多數人統治──至少與政策的結果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當多數公民不同意經濟菁英和╱或利益組織時，他們的反對往往無法成功。此外，即便大多數的美國民眾支持改變政策，他們通常也無法如願。」
無怪乎近期各報導普遍使用聳人聽聞的標題，比如BBC的「寡頭政治，非關民主」。兩位政治學者在他們的結論中並未使用「寡頭政治」這個說法，「寡頭政治」意味著少數統治階級把持政治系統，以排除他人參與，相較而言，他們更偏好以這個略帶貶抑的片語描述此現象，「經濟菁英統治」。
基利恩斯和佩奇在報告中提出的證據需要小心地檢視。舉例來說，他們仰賴的意見調查顯示，在許多議題中，不同收入群體的人們有著相似的意見。在該論文如此表示：「普通公民和富裕公民（我們用以代表經濟菁英）對於政府往往有一樣的期待。」這可以反映於政策的產生，受到在收入光譜上或高或低的群體所支持的政策，比起完全未受支持的政策有更高的機會成案。在這樣的範疇內，民主政治維持運作。
但問題是當某些收入群體─尤其是富人─支持或反對某事，社會上其他群體卻抱持著不同意見時，會發生什麼事？為了解答這個疑問，他們建立了一套多變量的統計模型，包含三項因果變量：在美國人收入分配中第九十百分位者的意見（富人）、第五十百分位者的意見（中產階級）、以及各種利益團體，如商業遊說團體和工會的意見。藉此方式進行分析後，兩位學者便可以測量各群體相互獨立的影響。
以下是資料分析的結果：當經濟菁英支持某項政策改變，將有二分之一的實現率（確切的估計值為45%）；當他們反對採取某項措施，該案成功立法的可能性不到五分之一（確切的估計值為18%）。這兩個同樣低於50%的數據反映出維持現狀的偏見：在美國政府制度的分裂下，要讓任何政策全數通過是相當困難的。
該研究指出，在某些議題上，富人們行使著有效的否決權，若他們反對某事，那便不太可能發生。這與中間選民理論（median-voter theorem）明顯矛盾（該理論認為，政策的產生反映選民主要偏好及其代表的中間區塊意識型態），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個特別有爭議的說法。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未能取消「附帶權益」（carried interest）扣除額，這使得避險基金經理人和槓桿收購大亨，以人為的手段，使其大部分收入僅須被課以低稅率。2012年一起事件的揭露，激起廣泛公憤：當時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之一，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藉著投資公司「貝恩資本」（Bain Capital）以槓桿收購的方式賺取鉅款，卻僅被聯邦政府課以不到15%的所得稅。但該扣除額問題至今仍未獲解決。
該研究另一項有趣的發現是，某種程度上來說，大眾意見對已頒布政策造成影響的可能性幾近於零。如前所述，一項受到廣泛支持的政策比起僅受少數人青睞的政策來的更好，但基利恩斯和佩奇是這麼說的：「無論是受極少數或大部分民眾喜愛的政策改革提案，政策因而產生變化的概率幾乎相同（約0.3%）。」
這是份相當具刺激性的論文，而是否支持作者所言，也確實在政治學界引起了許多爭論。其中一個質疑是他們用以分析的資料太過陳舊，其區間涵蓋1982至2002年（從另一方面來說，似乎很難想像富人的影響力在過去十年中是下滑的），另一個質疑是針對統計學上的，基利恩斯和佩奇所使用的部分統計方程式的解釋力不強，舉例來說，我在上文提到的三變項概率模型，僅能解釋不足總數據10%的變異情形。（以統計學專業術語而言，其R平方=0.074）
即便在這種研究中，這還是個相當低的數字，基利恩斯和佩奇的貢獻在於提醒大家把焦點放在他們的討論內容，且提出許多理由解釋，為何這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們也知道對於該研究其他可能的反對說法：
「普遍大眾對於政治並不了解，且對於公共政策是無知的，為何我們該擔心他們在資訊不足下產生的政治偏好是否無法影響政策制定？或許經濟菁英和利益團體的領導者，比起一般大眾在政治上具有更優秀的專業知識，又或許知道哪個政策有利於所有人？也或許他們在決定支持哪一項政策的時候，是為了尋求公共利益而非自身的目的……但我們對此存疑。」
我也是。無疑地，經濟菁英在華府具有不相稱的影響力，依其觀點和利益扭曲的政策不必然有利於大眾：政客們都知道這點，而我們也同樣明白。唯一的爭論在於此進程已達何種程度，以及我們是否應該將其指稱為寡頭政治或其他的什麼。
-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by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John Cassidy
專欄作家，著有《市場如何失靈：經濟災難的邏輯》（How Markets Fail: 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