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道德,但更要進步!

2014/05/17

台灣同性婚姻運動在二○一三年意外地遭遇到來自基督教社群的激昂挑戰。「意外」是因為在此之前,同性戀群體在台灣大抵感受到的是頗為文明的寬容,台灣彷彿是最同性戀友善的亞洲社會。誠然,就我的觀察,無論在大眾或小眾媒體,在政治、文化或教育界,基本都(不敢不)持同性戀友善態度,而且至今看來依然如此。原因也很簡單,同性戀在台灣已屬於政治正確、代表着全球進步文明開化的普世價值。然而一場人數可觀的基督徒大遊行,當中不乏年輕人參加,意味着沉默大眾其實平常依舊隱藏着對同性戀的「非我族類」心理,可以(口頭上)尊重,但是絕非(發自內心的)尊敬的認可,這也意味着台灣政客們將對同性婚姻的立法三思。對於同性戀社群而言,這是一大失望,這場同性戀與基督徒的交鋒至今仍在持續中。或者說,類似的現象發生在法國等其他地方也無甚稀奇,但是台灣這樣的發展其來有自,顯示的是激進與保守的分化、交錯與重組,和台灣當前的政治變化與整體環境都相關。

台灣社會(就像其他社會)的主流,在道德方面向來就是保守派當道,在解嚴以後的九十年代,政治與社會文化領域的激進主義即使開始抬頭爭鋒,道德領域的主流卻仍是保守派。隨着老國民黨(執政黨)瓦解改造、民進黨(反對黨)成長奪權之權力轉移,政治與社會運動為了爭取主流認同,從激進主義中分化出進步主義,壓抑激進情感而逐漸走向改良主義,對應着西方那些自我標榜為「中間偏左」的位置。或者說,進步主義所對應的乃是等待着或已經分享了主流權力之社會位置,然而原本的激進主義則仍處於邊緣或被排斥的位置,批判日益主流化的進步主義,在台灣性/別運動特別明顯:這些年來,以「底層」、「邊緣」、「性解放」或「酷兒」為名的激進主義,其內涵批判了運動向主流的靠攏,發揮了攪亂的影響,使得主流運動無法放棄邊緣話語,必須容忍非主流的聲音、有限的劃清界線,例如主流運動在提出同性婚姻、伴侶制度時還提出了多元成家,以求面面顧到,但是卻也聲明這不是「性解放」。

沉默大多數

當然激進主義路線或修辭有可能變成一種超級進步主義,被進步主義挪用來攻擊保守派,以爭取更多的主流權力;因此,激進主義也促進了進步主義的壯大,或不自主地扮演「多元主義」的幫襯角色。在台灣政治上,激進的獨派或台派便屢屢幫助民進黨取得主流權力,在真實政治中卻只能附庸於民進黨為中心的綠營,批判(但無法改變)民進黨虛台獨、實獨台的路線|| 直至最近才尾巴搖狗地有可能騎劫民進黨。當然這種激進主義能主導進步主義、取得制高點,通常只出現於動盪時刻,且之後又可能擺盪激化出保守力量。

我認為激進主義的思想情感在第三世界的青壯年知識階層是相當普遍的,可溯源到西方侵略下急切徹底改造自身以追趕現代化的情感態度,特別是在壓迫性的專制政權與不公平的社會下更容易衍生激進主義,以至於所謂「保守」根本等於反現代進步的污名,也導致保守派多為沉默大眾、缺乏思想知識。台灣的進步主義(比起激進主義)之所以趨向保守,不是因為和保守主義思想辯論而修正折衷,而是為了取得主流位置與國家權力,而必須討好更多中間的、不頑固保守民眾。

台灣的進步主義壯大也受到國際進步主義潮流的影響。我的意思是:自由主義背景的道德進步主義在許多西方與親西方社會的文化戰爭中愈來愈進取,不是沒有結構原因的。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道德保守主義下形成的國際政治與軍事鷹派幫助美國贏得了冷戰,但是在冷戰結束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走向道德進步主義才是大勢所趨(雖然美國國內的文化戰爭中如墮胎等議題,道德保守主義贏過道德進步主義)。特別是因為全球化激化了穆斯林世界的道德保守主義,以及其他地區的本土主義,此時西方的道德保守主義(也就是預設了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傳統)失去了正面的現實作用(因為一來對外無法向非基督教社會推銷西方的道德保守主義,二來道德保守主義容易被西方國內的極右派挪用做激進的反移民運動而造成社會分裂的問題),故而道德進步主義所揭櫫的普世人權、多元文化主義等等才被視為合乎新自由主義主流的需要。由此也形成了新的文明開化,例如經常在西方媒體中建構的簡化圖像:一方面是「先進地區」的同性婚姻潮流,另方面是「落後地區」的同性戀非法化。台灣的道德進步主義也受到這個國際大潮流的影響給力,而逐漸能與台灣的道德保守派分庭抗禮。不過除了在台灣外部有西方道德進步主義的全球化趨勢之影響,在台灣的內部本身也同時有融入國際社會、加入國際給定的各種文明秩序的強烈需要。

反同性婚姻的主力

然而道德進步主義在取得主流地位時也不得不吸納了部分道德保守,可是當道德進步主義「向中間靠攏」而成為主流時,這也迫使某些較有彈性的道德保守派同樣在贏取主流空間時不得不部分地採用進步主義的策略與話語。在台灣最能代表後者的,是一些婦女兒童保護的非政府組織;不過也可以說她們太成功了,因為她們靈活地挪用道德進步主義的修辭和策略,在短時間內成功地進入主流體制,以至於有時或逐漸地把其他大批的基督徒與道德保守群眾留在後方,無法與時俱進、跟上形勢,後者就是當前反同性婚姻(不接受「同性戀是道德正確」)的主力。

結果道德進步主義與道德保守主義均進入治理的主流空間,形成「左右共治」的「新道德主義」,以專家菁英欽定的普世價值之政治正確或道德理想來規範現實、透過各級立法或機構進行由上而下的教化,鼓吹只有法的懲罰才能直接標舉善惡對錯,才能有效的保護弱者,這是以管理代替說理。說理之所以沒有必要或無用,是因為像反同婚的保守派不能以非宗教、公共理性的語言辯論,面對假設了西方現代性的進步論述,缺乏思想深度與知識厚度的保守派是失語的。這種知識的不平衡,也導致了進步主義總是自滿地停留在啟蒙階段來進行對話,以致最終雙方都自以為是、且採取反智主義方式交鋒。

新道德主義這樣的趨勢或許並非台灣獨有。從保守陣營中分化出來的基督教基本教義之激進保守派,以及邊緣的性激進主義都反對主流的同性婚姻,這是否會導致新道德主義內兩股主流枱面下的更堅固結合?或導致兩者不再有任何共識共治的殊死分裂?也許這同時是對太陽花運動後激進政治發展的寓言。

作者簡介﹕原名甯應斌,台灣性解放運動和「性小眾」運動的重要理論家,與妻子何春蕤多年來推動爭取性權。台灣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總編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著有《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與何春蕤合著)、《性工作與現代性》、《賣淫的倫理學探究》、《性無須道德:性倫理與性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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