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在《新天堂酒館》開張前:歷史為何不能選擇?

2014/05/08

責任主編:陳逸婷

這回在「松菸」演出的《新天堂酒館》,是由去年《天堂酒館》改版而來。基本命題相同:在這不斷矛盾地產生著自我摧毀之元素,又永續狂奔向前的世界裡,能找到路嗎?能記得自我嗎?能有意義嗎?。

這在左翼劇團,涉及了「現實是什麼?」的問題。現實源於什麼?我們如何知道現實?並從而在現實中思考這些問題?現實,並非你我眼前直接看到的、感受到的就可稱之為現實。去年的《天堂酒館》,及另倆,王墨林的《安蒂岡妮》、海筆子的《霉菌市場》,都提示了當代現實遙遙牽引於「冷戰」。由於「差事劇團」本身也可說是產於「內戰─冷戰」雙重結構的歷史,也就天生地關注「內戰─冷戰」,及冷戰派生的白色恐怖、歷史折斷……。倘若以「冷戰─反共─國家安全體制」為背景的《安蒂岡妮》美學式地引我們思考倫理,則《天堂酒館》與《新天堂酒館》更多是實感的、具體經驗的反芻。

房恭行在《洗鍊靈魂‧面對現實》的陳述是有效的,「『某人』象徵1980年代時常跨界介入社會運動的藝文工作者,『天使』是1990年代關心社區、田園的組織者,『詩人』則是當代熟悉網路工具隔空聲援的文青,台下的,一個都跑不掉,該面對自己的脆弱了。」房恭行說劇中三個角色「就是抽象的你我」,台下觀眾可輕易在角色上頭找到可依戀、嚮往、怨憤……的實物,這也依然成立。但舊版藏著揣測故事原型的可能性,使得批判較為侷限。而《新天堂酒館》的內容上,由於抽象化了「角色」的原身份,反使問題本身上升得更具體,跳脫「個人性」,指向時代與社會。「每一代人都有一個會這麼幹;你們到底在說哪個?」背景音如此傳來,劇中人的狀態不能全以世代作區隔。

於是無論喝酒發狂的某人、選擇孤立自耕的天使、沒有意義的小屁孩詩人,他們既是特定年代的象徵,亦同時不指涉特定時代。他們各有各的狀況,他們之間不能理解,他們彼此輕視,他們彼此重疊,他們彼此需要。

這具有現實意義:這樣的(既是倒影,又如複生的、悖論的世代關係)結構是如何產生的?通過「詩人」,展現了極「當前」的景況:可以上街抗議,但一年到頭都在遊行卻什麼也改變不了;日常充斥著大量訊息,卻使得現實裡沒有意義;於是想在自殺的瞬間尋找意義。觀者既可能將「某人」所說的「對生命就這麼無所謂嗎?」視為對當前青年的嘲諷,也可能把「詩人」所問的「自殺是怯懦嗎?」當成死的崇高。但如果我們後退點兒,看全景,則也許,把「詩人」打造為躁鬱肢體和滑頭語言的形象,也可以不是對「詩人」之「憤青」性質作嘲弄,恰好相反,當我們把問題視野放至「何以如此?」的時候,問題就指向時代本身,成為了對於1990、80,以至於不斷推前的時代的更大的嘲諷。

所以詩人這麼說「我不想成為你;你們什麼也沒有留下……」,詩人對某人說「我這世代追求的虛無,不就是你那世代造成的嗎?」詩人在舊版《天堂酒館》背誦《我的弟弟康雄》的字句,當時某人、天使等老人們只是倚老賣老的說著我也讀過,「但康雄如何如何…」,卻不能構成「何以致死」的解釋。一代、一代人讀《康雄》,都以自己的方式解釋,這反而是「現代主義」。於是導致批評者房恭行指出《天堂酒館》只能展示片段的歷史,卻提不出方案,因為舊版《天堂酒館》並未將巨大的《我的弟弟康雄》的形象引向合理的歷史聯繫,只是「我有我的選擇、我的解釋」的同義反覆。但恰是房恭行最早提出了「詩人」對「某人」的控訴,所以他不滿。房恭行在他自己的遺書中告訴他父親:

讀完了〔你密藏多年的書籍、雜誌、剪報…〕,我才認識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幾年的生涯,都不過是那種你們那時代所惡罵的腐臭的蟲豸。我極嚮往著您們年少時所宣告的新人類的誕生以及他們的世界。然而長年以來,正是您這一時曾極言著人的最高底進化的,卻鑄造了這種使我和我這一代人萎縮成為一具腐屍的境遇和生活;並且在日復一日的摧殘中,使我們被閹割成為無能的宦官。您使我開眼,但也使我明白我們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組織性的欺罔。…(後略)

個人的死因,必須社會地裡解;個人的處境,必須歷史地理解。新版的某人也這麼說「『過去』不就是他媽的當代史?」唯有理解了「理想之不可能」導致的挫敗感究竟源於什麼樣的特定社會情境?才能將純粹個人意志、自殺,超脫於對特定世代的指控,並上升?透過劇中每個人面對自己的死因,來面對時代,也就面對了「無出路」、「我是誰」的質疑。從我與歷史之關係、與社會的關係的質問,也迴避了林武治在《霉菌市場:我們還重視社會嗎?》做出的「敗也個人、成也個人」的批判。

不過就這個問題而言,《新天堂酒館》似乎也還猶疑不定。我並不是說表演層面,如在地道中倉皇的舉措。也不是指導演想對觀眾說的那些,如對「希望」與「絕望」之模糊難辨感到的不安;因為絕望與希望皆為虛妄,而我們就在之間徬徨前進。我的感受是,誠然新版的表現上以加重比例的獨角戲,藉演員人格形塑、自我翻攪、自我質疑,強化了「面對自我」的過程的恐慌、膠著感,但若將質問範圍侷限在每個人所做的具體事情此一現象層,則仍只能導出「自己」的問題。單從個人的狀態,只是死亡的片面解釋。

例如,天使的「小而美烏托邦」確實值得科學論辯,然而「封閉的自耕共享」的理念型是在什麼社會狀況中產生?它為了回應什麼?又在社會中產生什麼效果影響了後來?這正是我們將立體化考察社會實踐自身的變異時,逃不開的質問。某人不也在企圖教訓詩人的虛無時,對於自己1980年代的行事究竟能做成什麼總結,而猶豫失語嗎?不過新版淡化了由角色間相互控訴造成的對於個人的檢肅,使舊版略顯混亂的對話轉為演員表演上的挑戰,確實也增添了任觀眾自行置入任一情境與片刻的可能性。

這也不是說本劇不注意歷史聯繫;本劇暗示的首先就是歷史聯繫。通過「大、小老二」兩鬼與其他三鬼的關係,編導者試圖演練聯繫。舊版將「大、小老二」權充為「引路人」,與之不同,新版透過表演本身來完成。「大、小」兩鬼與其他三人,仍存在身份差別的關係,但也因為五位角色幾乎直接歸位在「那裡:天堂,或地獄」,從而有的對等關係,也多了份慢慢認清己身、三個同為鬼的後世人如何逐步與「兩鬼」捆攪在同陣線的,悠悠然的詩意。

「大、小老二」兩位,在新劇嘗試轉型為丑角型人物,但其角色設定仍是「歷史的」。此歷史緊緊關連著「其他三鬼」所處時代的成因,故成連結歷史的敲門象徵。又因「大、小老二」所處的時代具有「源頭」的意義,故其他三鬼在發現自我的過程中,若通過發現自己與「大小老二」的淵源並進而成為與兩鬼具有同樣作用的歷史媒介,就展現了在現實社會中做為「實踐者」的職能的可能性。當台上演員肢體扭轉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到這樣的戲劇效果:全部的人相互消解對方的困難,從歷史的角度由他人身上看見自己,那麼死亡也許更具合理的時代性。

不過,這如何具體發生呢?即使編導者透過「某人」之口說到,「過去正以某種看不見的形式留了下來,讓我背著」,畢竟「詩人」的台詞才更符合我們所感受的當代狀態:「過去是可以選擇的,既然可以選擇,那我就選擇,不要」或「現實裡沒有意義」。詩人之回應,恰是某人之無法自答。

歷史不可以選擇嗎?一定有觀者或讀者這樣問。或者,有人會說:我死,我不能自己決定嗎?我當會回以:你自由,「自由得一無所有」。但這確實是深刻的悖論,歷史不斷書寫、重寫,而「真實(的再現)」亦愈殊異。

做為評論者,我可以如上批評,卻不等於我就曉得該怎麼辦。暫時這麼想,左翼戲劇強烈攻擊「戰爭」,以1950年代前後撲倒「馬場町」與各地的死難者的歷史悲劇為起點,逼視著形成這樣狀況的成因,控訴新帝國主義和各地的獨裁買辦體制,但,也許我們輕忽了,冷戰除了派生白色恐怖、噤默、左眼瞎盲,冷戰也派生了「經濟成長」之現象,而正是由於經濟的海市蜃樓,造生這樣的與那樣的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論的上層建築,和與買辦獨裁者隸屬同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架構的別的政治意識形態、政黨選項。派生與衍生,席捲且真正成為愈是近代者的堅定的意識形態;歷史於是竟也成為多元選項。

其實《安蒂岡妮》也沒有處理「現象─本質」的問題,故將228、1950年代白色恐怖、89民運等,都併置為等質的「國家恐怖主義」事件。但這除了供以反省「人民─國家」關係,卻在探究「為什麼發生」的層面上略顯不足,繼而無法理解這些事情如何被外力構作為「等意、等質」。

因此,對於「內戰─冷戰」以降的政治經濟、社會境況的關注,即使有琉球、韓戰、越戰、美軍、六張犁……等語言的提示,並幻化為「骨灰釀的醒腦酒」,卻不等於就可以這麼回填人們的歷史認識。槍聲只做為戲劇元素出現。單面從殺戮、鎮壓的角度觀看難以復歸的台灣左翼歷史,就算掀開了六張犁荒煙蔓草間的一座座墓碑,亦仍可能依據「冷戰所結構起來的扭曲的歷史觀」,而不是翻回「冷戰原已肅殺盡了的歷史觀」,去理解歷史、理解我們與歷史的關係。

《新天堂酒館》的編導者顯然也有意諷刺歷史遺忘,所以背著三代洗屍布的「大老二」竟成了與主流政客同樣的,人們避之如毒的、不受歡迎、甚至不願意知道的角色。但即使本劇做為詩是成立的,我們可以將自身置於夢影之際徘徊猶豫;但做為現世現象之警鐘,「大、小老二」無法回答這些問題:歷史如何知道?這齣戲無法回答這些問題,我也無法,但是這些問題很重要。

還記得嗎?今年三月中,當「太陽花」矗立青島東路時,歷以「向日葵」為精神象徵的左翼不也屍骨不存地巴望螢光幕如「上面」的吵鬧世界?那是有左翼的狂歡節嗎?我們是否記得六張犁的墓碑還有許多沒有名字?那是比起禁制後的聲音更為寂靜的沈默。但是「即使燒成灰燼也要在沈默中繼續抵抗」,這樣的熱烈的情愫,還能怎麼著?

去年舊版《天堂酒館》演出後,房恭行批評說這齣戲浪費了跨界演員所能展開的「東亞連帶」可能性。這批評可以成立也可以不成立。我倒從兩個版本都存在的「小老二的師兄」身上遐想了別的故事:師兄顯然是新帝國主義主導下派出去殺人的人,首先以加害者的姿態現身,但他同時又是新帝國主義的被害者,也在認識了殺戮的真相之後成為了難以面對自己的人。這樣的角色,放回我們所批判的,無論是「白色恐怖肅殺」或「國家恐怖主義」的時候,由於總有扣下扳機的人,那我們又如何處理這些同樣具有被害者身份的加害者,我們與他們的關係呢?這也是陳映真1978年在《賀大哥》提出的內省的命題。

今年的《新天堂酒館》在雨季開張。看排戲的時候,左前方一窗望出去是個藝術村頂上的緩坡的半途,只見遊客雙腳,絡繹下坡走。一會兒,清潔員上來,颼颼掃地。然而外面是什麼?裡面,我又在哪裡?我們在哪裡?然後想到了「松菸」,那是哪裡?又是怎樣的風景?五月的雨季也是油桐開花的季節,料想大量觀光客將出現在過去做為軍事之需的「油桐樹林」裡大張旗鼓地消費,這又是怎樣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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