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關播種何處萌芽】系列之一
法制化、佔領行動與民主的悖論

2014/04/08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王顥中

長達三週的立法院佔領議場行動,終於要落幕了。這一場以「反服貿」為支點的運動,衝突之強、動員之大、社會之注目,皆可說是前所未見;但它的具體成果相較其聲勢,卻呈現出了相當的落差,「將《服貿協議》退回行政院、三讀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並在這個條例下逐條實質審議」,這基本上已是運動的主訴求(涵蓋四項訴求中的三項),但即便是6日王金平「條例通過前不主持朝野協商」說(相關報導),都不見得能直接推出「先立法、後審議」的承諾,何況在佔領行動結束後,局勢更難掌握,在這個時候退場,只能說是,真的,大家都累了。

被收攏到程序問題上的反服貿運動

關於退場時機,我無緣置喙,強弩之末不足穿縞,硬撐的確不是辦法,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看:這場運動一開始就沒有它看上去的那麼強大。它從馬、王鬥爭的裂縫裡擠了進去,也從這裂縫裡再擠了出來,330五十萬群眾瞬間消失,已見端倪;而或許是一開始沒有準備,又或者決策者始終盤算著自己與馬、王間緩衝的餘地,這一場包含了「反中」、「反馬」、「反服貿」,以及始終未進入運動主要議程的「反自由貿易」,最終被收攏到「反黑箱」──一個僅僅是要求形式上的程序問題,而與「民主」想像,都還有著很大差距的論述上。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需要法制化,起因於憲法架構下,兩岸關係定位不明確,大法官釋字329號解釋肯定與「外國」簽訂協議時,立法院的審議權,但卻無法對「兩岸」的協議做出相等的解釋,使得兩岸協議的國會監督機制缺乏法源依據,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下,這固然是個問題,也不見得不迫切,但問題是,是不是需要用運動的力量,去造就這樣一個體制內的遊戲,則牽涉到對「運動」的看法,這是我以下所要討論的。

我們看看在服貿爭議中的正反方都喜歡援引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是什麼讓兩國重啟談判,遷延了那麼多年都無法洽簽完成呢?2008年,針對在《美韓FTA》談判中,韓國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議題,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當年5月25日,男子李炳烈自焚;6月10日,百萬人上街頭,以「燭光示威」的方式表達抗議,這使得當時上台剛滿百日的李明博政權面臨了空前危機,最後放棄30月齡以上美國牛肉的進口以平息眾怒。

TPA授權:駕空國會的「法制化」

在美國,同樣地,由於廉價的韓國車進口,將對已經奄奄一息的美國汽車業產生嚴重的衝擊,《美韓FTA》受到美國鋼鐵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Steel Workers, USW)持續的強烈抗議,USW主席Leo W. Gerard 引用美國總統林肯蓋茲堡演說(The Gettysburg Address)中「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回應:「美國有一個由企業治理、企業享有的民有政府」、「被貿易談判傷害得最重的人,在談判桌上沒有一個位子,而從中獲利最大的企業則有」(相關報導)。

Gerard的話很清楚,重點在政權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而非民主程序的問題。

是美韓兩國工運及社運的力量,卡住了FTA,程序不但不是它的阻力,反而是為其服務的。在台灣這一波反服貿運動的訴求中,還存在著一些誤解。一樣從《美韓FTA》簽署的歷程來看,2002年,美國小布希政府取得國會的「TPA授權」,進行包括《美韓FTA》在內的多項自由貿易談判,「TPA」指的是美國《促進貿易推廣授權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顧名思義,它是一部促進、推動(Promote)自由貿易的法律,所採取的方法,是經由國會授權,讓總統在一定期限之內,與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這些協議帶回到國會內,進行包裹表決,省略冗長的國會程序。

2007年6月,趕在國會授權期結束之前,小布希政府與韓國簽定《美韓FTA》,但是,這種「快速通關」的邏輯,沒有辦法得到雙方國會的認可,談判再起,又經歷了五年,到了2012年,才完成整個程序。也就是說,「TPA」這個所謂的「特別立法」,是一個讓政府可以逃避既有國會監督的設計,簡言之,它破壞了,而非強化了既有的國會監督機制。事實上,自從2007年之後,美國國會就一直拒絕再對美國總統進行任何的TPA授權。

在3月24日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節目中,黃國昌以「TPA法案」作為支持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例證,與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楊泰順辯論,楊在節目後投書媒體指TPA其實剝奪了國會實質審查商貿協議的權利。

對於這點,力主「法制化」的人,例如中研院法律所的黃國昌,把「TPA法案」這個根本是「法制化」強化監督的負面教材來當做例證,立論實在太過薄弱。也許,想要從價值觀落差過大的群眾中找尋公約數,或者設定與自己對手折衝的餘地,運動的訴求最後收攏在程序議題上,我認為可以理解,但如此,卻帶來在這場運動中,關於「民主」詮釋的一個悖論。

運動的自我取消

佔領行動起因於制度的失效,這個失效,不僅僅是因為制度上的不完備,也因為在當前兩黨政治結構下,無法完成對自由貿易協議的有效監督;一旦制度完成,又回到這個政治結構下去進行審議,頂多也只是提供在野黨一個舞台,而假使到時候結果還是不樂觀,佔領行動已經結束,哪裡還有正當性和動員力去進行反制?

更重要的問題是,行動者自己如何看待「民主」?既然運動本身就是對體制無法實現民主的反制,那麼為什麼是回過頭去要求體制自己去修改遊戲規則、再自己重新審議,而不是用運動的力量來監督、壓迫體制,以完成運動的目標?連行動者都不能將行動本身視為民主(至少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在行動中實現民主,動不動想要回到體制裡面解決問題,這種自我否定的思維,最終也只能仰既有政治權力的鼻息,而難以從運動中鬥爭出政治的力量來,書空咄咄,則運動所想要拉出的另一個主訴求「公民憲政會議」又如何能產生實質的推動力呢?

我並非要在此論證形式上民主程序的無效,而是企圖說明,繞開核心的「價值」問題,是無從施展群眾的力量的。

在佔領行動這二十幾天裡,群眾一直沒有把議場內的警力真正排除,反而漸漸形成了一個「共管」的秩序;而佔領行動,也始終表明並未以癱瘓國會運作作為目標。佔領沒幾天後,立法院的各委員會就開始運作;而佔領行動最終,宣告恢復議場,讓週五院會得以如常進行。這些固然都是行動中諸多折衝的策略,但這樣的空間與權力關係,卻也充滿了對於這一場行動的隱喻,那是一種「反叛」與「順服」,既突兀又和諧的狀態。而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與克服的狀態。

318群眾進入議場後,抵擋住警方的攻堅,但從那之後,就沒再排除議場週邊的警力,形成「共治」的現象。(攝影:孫窮理)

【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

回應

我所認識的臺灣佔領「立法院」學生領袖
摘要: 看臺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新聞,看到「學生代表陳為廷提出三點訴求......」。談話中陳為廷表示他也是左派,也讀馬克思。此話恐怕得這樣理解:馬克思在他那裡與其說是科學理論,不如說是對現實的控訴和對行動的號召。
2014-3-23
發行者: 劉杰
原作者: 徐支支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7273

看臺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新聞,當看到「學生代表陳為廷提出三點訴求......」的時候,心裡不禁震了一下:「啊,這難道是我見過的那個......」後又恍然大悟「這種事早該知道有他了」。

陳為廷在臺北曾結識交換過去的大陸學生,而那位陸生的朋友圈又剛好與我有點交集。2013年夏天,陳為廷與臺灣某紀錄片攝製組一起來大陸時,「想聽聽大陸青年怎麼看政治」,我便受邀參加那次對話活動。

來之前就知道陳為廷曾在「立法院」就學費過高和壓制學運的問題當面抨擊台「教育部長」。有人以此開他的玩笑,他顯得有些不好意思,以幽默的自嘲化解。總體給人「鄰家小弟」的印象,沒有「政治領袖」的表達欲和控制欲。這也不奇怪,人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心理狀態。不過也可看出這個性格不太激烈的人,在眾人面前的慷慨激昂,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

參加對話的有大陸的自由派和左派(姑且用這個濫俗且不准確的名稱)青年,就各種問題展開辯論,從政治哲學「在宗教環境成長的兒童是否信仰自由」;到經濟學「現代技術條件下蘭格模式的可行性(注)」;甚至細節到「為了消滅私下交易,廢除紙質貨幣需要多少成本」。如同大多數辯論一樣,不會有互相說服的結果,但有人給自己介紹原先不熟悉的觀點和道理,很有智力上的滿足。

對話開始前,陳為廷就說他是來學習的,整場活動兩個多小時,他主要都在一旁靜聽。他開始還以新奇的眼光看這些觀點交鋒,但不久即發現這些話題似乎不是他興趣所在,後來終於忍不住說道:「你們都好厲害,說的這些我都不太懂,可是好像和我們有點遠,為什麼不講講比如教育問題的主張呢......」並且願意聽聽對「統獨問題」的意見。

是啊,一群大陸青年在一群臺灣青年面前聊了兩個小時政治,卻絲毫沒提到統獨問題。那是因為我們聊的都是「世界應該怎樣」、「人類未來如何」這種話題,小小的臺灣相比之下微不足道了。
陳為廷的話似乎在批評大陸青年脫離實際。當時有人打圓場:那是因為大陸的政治環境......不可能像你那樣在「立法院」嗆「教育部長」......我想,幸好是臺灣同胞不了解國情,這話才能圓過去(即便給他們講「現場就有安全部門的人在監視」大概也會信)。以大陸的言論自由,即便批評具體的人和政策不好公開講,私下討論總是沒有問題的。

我回去後思考良久,究竟是什麼導致我們如此熱心于思考和討論宏大問題?是不願或不能想具體問題麼?好像不是,我和同伴在來的路上就在討論北京計程車難打的解決方法,路過舊城區的時候又在說解決拆遷難的問題,甚至一個立交橋因為規劃不合理未能解決擁堵的問題也能說上一會兒。

但是,這些或許是陳為廷們最想聽的話題,我們並不願拿到對話活動中說。我們沒有他那樣的活動平臺,對我們來說,這些具體問題和宏大問題一樣「缺乏參與性」。如果非要聊「如何行動」的話,恐怕對話就會變成「如何在給當局出謀劃策時把希望實行的政策說得更好」,這當然不被青年們所喜歡。與其如此,不如說些更考驗智力,還帶點崇高的宏大話題(也不排除在臺灣人面前表現智識和理想的欲望)。

我們瞭解社科理論比臺灣同樣關心社會的青年們多得多,其實是「不幸中的幸運」,除了「大國國民的全球視野」以外,主要因為沒有他們一樣的平臺,沒有可見效的「實際的行動」,而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提高自身知識水準」上來。

談話中陳為廷表示他也是左派,也讀馬克思。此話恐怕得這樣理解:馬克思在他那裡與其說是科學理論,不如說是對現實的控訴和對行動的號召(當然同時還有其他方向上的歷史偉人的號召,對他們來說無太大區別)。他們有了活動的平臺,自然無法拒絕「立即行動」的號召。行動畢竟有可以看得見的成果,遠比不知道有沒有用的思考更吸引人,尤其是對熱血青年而言。

於是,他們在沒有完整圖景和長期計畫的情況下出發了。這不是偶然現象,我曾經接觸的馬來西亞社會運動青年同樣如此,有無數實際事務可忙,學習和思考只能放在一邊。一些勤于進行思考者也缺乏交流的物件(其中的華人倒是可以參與中文網路的討論)。大陸青年這種為現實所迫的「冷靜思考」才是特殊的。

有人嘲笑這次抗議行動實屬不智,服貿協定明顯對臺灣有利。一方面,整體有利也包含了不少人受損;另一方面協定作為行政命令跳過審查,程式上的漏洞使長期對臺灣政治不滿的學生乃至廣大群眾找到了爆發點。而事件一旦開始,所有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既正義又重要。我們應當注意這紛繁表像下的潛流。

有人批判陳為廷們「借運動攫取政治資本」。這恐怕不能成為他們的罪責,參與政治當然需要政治資本,青年們有資本對抗腐朽的老人們,難道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臺灣式民主的環境下,這群「行動主義」的青年能否跳出「成熟即庸俗」的迴圈,走出一條新路來,確實值得憂慮。

時論─占國會鬧劇便宜了誰
中國時報 吳昆財 2014年4月9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409000491-260109

法國文豪大仲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記》,有一句名言:「這件事對誰最有利?」

據此,我們觀察近日台灣一群反服貿學生發動占領立法院的舉措,應該有四個得利者:

一、國會議員:早為世人訕笑的物件─立法院,立法諸公若非睜眼說瞎話,即關說司法的違法之徒,對國人真是相見不如懷念。萬一國會停擺,正中袞袞立法諸公下懷。一則他們昔日屢為民眾嘲弄揄揶的問政品質,可暫免野人獻曝;再則不用開會又可坐擁每月數十萬元民脂民膏,真人生一大快事也。

二、行政官員:對有綽號瘋人院的國會,若要那些謙謙君子、飽讀詩書、學有專精的行政要員,接受立委各種無厘頭質詢,苦不堪言,如坐針氈。君不見,有立委齜牙咧嘴,痛責行政官員,如同教訓龜孫子;有立委利用學生,頤指氣使怒斥教長,叫人情何以堪?如今,天賜良機,學生送來及時雨,霸占國會,替他們解套,可不必或整日枯坐議事,或必須忍受立委們的胡言亂語,卻不能反駁,甚至還得苦笑稱是。「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的鳥氣,終可暫解。

三、學生:此次霸占國會的「壯舉」,一本萬利,得了裡子又得面子。一則占國會已引發國人乃至世人「稱頌」,準備紛紛效尤,在自己國家如法炮製。同時,在國會裡,為國犧牲的學子們,更可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物資援助,享受五星級住宿;出入又有「波麗士」大人,如同終極保鏢的護衛,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此外,罷課期間,當其他同學努力讀書,求取功名之際,但在立院的學生們,卻可舉起救國救民的大旗,在將來大剌剌接受授課教授們雙手奉上的高分「PASS」。

四、罷教教授:在這股得利潮中,尚有一些想要混水摸魚的大學教授,這些教授也高舉反服貿大纛,一來,博美名,與學生同呼吸,共進退;再來,多好,不用上課還可領高薪。忝為大學教員,真是心嚮往之。

基於上述得利者,更也是為國為民,我們建議,在立院學生絕不能輕言退出,趕緊埋鍋(一定要募集義大利進口的,不要大陸製的)造飯,永遠待在立法院,取代早為世人唾棄的立法院,直接立法。否則至少也要堅守到2016年馬英九任期屆滿。屆時,若是「義士們」已臨畢業年限,少則可直接領取一張畢業證書。榮譽碩、博士的頭銜加冕,亦不在話下。

若多年占領,國家一切如常,則證明立法是盲腸,百姓們認為可直接切除,如同昔日的國民大會。屆時,一害去除,那才是國會之福!

(作者為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

學運反高潮:原來還是台獨
聯合新聞網 社論 2014-4-10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603420.shtml

學運提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民間版》,儼然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台獨版》。這是三一八學運最大的反高潮,原來,搞來搞去還是台獨那一套。

學運主張「先立法/後審查」,這個《監督條例民間版》(現改稱《兩岸協定締結條例》)以「兩國論」為架構,其極盡刁難又以幾乎能使未來兩岸任何協議皆簽不成為目標,更欲對已簽成的所有協議翻案否決;倘若此一「民間版」即是這場學運的政治宣言,則這場學運其實是「換一塊路牌的台獨」。

其實,台獨何必如此折騰台灣人?只須宣布民進黨若再執政,即啟動ECFA第十六條的終止條款,讓一切歸零即可,何須訂此《兩岸協議簽不成條例》?

這場學運的基礎群眾心理不是台獨,而是新世代對國情的憂慮與不滿,對兩岸關係的恐懼與猜疑,及對己身前途的徬徨與焦慮等等;幾名學運發動者引爆了積澱已久的情緒,不料卻給了大家一個「重新回過頭去搞台獨」的答案,這難道不是令人錯愕的反高潮?

對兩岸關係的恐懼與猜疑,確實普遍存在於台灣民間;許多支持服貿的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警覺也不下於反服貿者。雙方的差別不在有無警覺,而在所主張的對策不同。挺服貿者主張迎向全球化的挑戰,用全球化的成果來節制兩岸關係;反服貿者則是「逃中/避中」,進而「逃全球化/避全球化」,最後遁入「鎖國/台獨」,才會出現這種《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台獨版》。

林飛帆在凱道談話指出,「我們的行動,在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之間,也做了新的定義」。然而,什麼是他的「新定義」?是「戒急用忍」嗎?是「正名制憲」嗎?是「一邊一國」嗎?是「用三分之二的高門檻阻禁兩岸一切協議」嗎?這些若就是隱藏在「民間版」下的「新定義」,則其中哪一種「新定義」不是已經被驗證為根本行不通的「老辦法」?那又何新之有?

這場學運掀開了大家都深覺憂慮的問題,主事者卻誤認為或誤導為「換一塊路牌的台獨」就是能解決問題的「新定義」。全球化才是台灣面對的真正問題,兩岸關係固使台灣的全球化課題更形複雜;但不面對大陸,就不可能全球化;不全球化,就無以節制大陸。因此,台灣必須選擇「迎對」或「退卻」。仔細觀察可知:這場學運在「反馬」的剽悍表象中,內藏的卻是「逃中」的失敗主義。其實,「恐中/懼中」是台灣人的共同心理,「反中/抗中」亦是台灣人的共同警覺,但「逃中/避中」卻是「失敗主義」;在失敗主義之上,不可能構築任何有建設性、有發展性的「兩岸新定義」及「全球化生存戰略」。若走上台獨的回頭路,更是必敗無疑。

因而,這場學運並未對「反中/抗中」提出任何新對策;只是將「反馬」炒作成「抗中」,將「反國民黨」炒作成「反共產黨」,亦即又把空泛八股的「抗中」轉移為殘暴的「內鬥」而已。倘若這場學運的政治宣言就是「再回頭去搞台獨」,則這場學運的戲劇性雖然很高,其實只是複製了台灣不斷上演的「老戲碼」,看不出任何新意。

這場運動若只是捧紅了兩名二十多歲的學運領袖,這個社會承付的代價未免太大了。但如果學運的參與者與觀察者驀然回首,能發現這場學運其實只是恐懼心理及失敗主義的台獨鎖國老梗,則這個「見山又是山」的過程,也算是讓大家又增長了一些政治見識。

學運欲以《兩岸協定締結條例》作為這場太陽花學運的法律印記,這要看學運要角的堅持程度如何。即使聽任立法院以藍綠惡鬥來面對這個版本,恐怕已不可開交;倘若學運要角堅持立院非通過此一版本,那就更難以收拾。

這一代「全球化世代」的生涯確實十分辛苦,西班牙沒有「兩岸問題」,青年失業率達五十七‧七%,整個歐元區亦達二十四‧二%。因此,台灣青年應認知,「全球化」及「兩岸問題」不是馬英九一個人造成的,且不解決兩岸問題就很難解決全球化問題,而不贏得全球化的挑戰即難以節制兩岸關係。因此,台灣新世代絕對不能有「逃中/避中/逃全球化/避全球化」的失敗主義心理,而應知無論對兩岸競合或全球競合而言,皆須有「不要想著贏/要想不能輸」的迎戰決志。

這次反服貿學運是臺式政治鬥爭的經典手法。太陽花之名是偶然,反服貿運動打馬鬥蘇,則是「蔡家軍」幕後策劃、推動的捷作。

當全台灣人都專注在反服貿學生運動的表象,為著反中、台獨、警察暴力等議題爭執、吵翻天時,大家有沒有發現當蔡英文被人發現與林飛帆、陳為廷等人,有千絲萬縷的密切連結時,蔡發了一則撇清聲明後,就馬上消聲神隱了?讓蘇貞昌在檯面上,「享受」著蔡英文子弟兵發動的學運效應。之後,學運退場。所有對蘇貞昌責難的聲音排山倒浪而起,「蔡家軍」的蕭美琴就開起了倒蘇第一槍。看!蕭美琴可是上次蔡英文當黨主席的親衛軍!再看看在反服貿學運中的教授發言相挺,有多少不是蔡英文的支持者?

所以!蔡英文及其人馬,真是陰險且手段厲害。一石兩鳥!策動一場學運,蔡英文打馬、又埋了蘇!

反服貿固然是右翼民粹,但如果貧富不均的矛盾無法減緩,民粹還是會繼續存在和發展。

反服貿的論述漏洞百出,根本經不起檢驗,業已走到盡頭!現在只能靠散佈不實的網路謠言,或在總統的民調或能力上作文章!

重點是,服貿協議本身毫無問題!服貿是活化台灣經濟的必由之路,若現在不通過,下任總統無論是誰一樣會通過,只是徒失先機!

民主的想像與匱乏:大衛‧格雷伯《為什麼上街頭?》導讀
2014/07/09 苦勞網 孫窮理

【作者按】美國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行動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論述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思想與行動方法的作品《The democracy project:a history,a crisis,a movement》中文版(譯名:《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7月已由商周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受商周所邀為本書撰寫的「導讀」,於本書出版之際同步刊登於苦勞網。

這是一本書,討論何謂「民主」的書。

格雷伯認為,「民主」不但不是美國立國的精神;相反地,把可怕的民主給壓制掉,避免富人、銀行家的財產給多數人充公、分配掉,才是建立共和制度的初衷。透過選舉,人民把政治權力交給少數的菁英,一個包裝成「企業遊說」的賄賂體系構成「1%」的合法統治。而賄賂是這個制度的本質;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不用還的債,和不能不還的債

這讓人想起1961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有名的告別演說中,提出「軍工複合(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私有的軍火工業資本,與科技、學術機構結合,透過遊說、獻金、旋轉門…等方式,在選舉體制下,掌握美國的國家機器,以軍事行動,維持其產業的運作。

這些軍事行動,又進一步把這「1%」的寡頭勢力伸向全世界的範圍;格雷伯提到:「美國的軍事支出,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在海外的七百三十七個軍事基地,至少維持了兩百五十萬軍力。2011年,格雷伯在《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一書中談到,美國的國債與軍事支出成長的曲線完全疊合,借錢都是用來擴張軍事,以維持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至今(2013的統計),美國的國債已經超過17兆美元,其中7成以上在美國境外;加上世界各國以美元作為貨幣發行的準備,為了維持自己本身經濟的穩定性,各國只能幫美元「護盤」,不會拿美債跟美國要求兌換,也不會拿美元換黃金。於是美國便肆無忌憚地借錢擴張軍事,回過頭來維持它在全球的宰制地位。

而相較於美國政府這些不用還的債;美國人面對的是「不能不還的債」,這與「資本主義金融化」有關:政府和金融機構串通讓人深陷於債務堆裡,學生貸款使未來的工資一大部分落入銀行口袋。地方財政問題也助長了「金融壓榨」的系統:
「…華爾街金融顧問與地方政治人物的勾結,則逼得市政機關陷入破產或瀕臨破產。於是當地警察奉命大舉對屋主加強執行草坪、垃圾和修繕等法規,如此一來,罰金源源不斷的產生,就可增加市府用來償還銀行債務的收入。在每個案例中,一部分的收益透過遊說人士和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回饋給政治人物。由於地方政府的每個職務幾乎都變成金融壓榨(financial extraction)的機制…」

這個由賄賂、剝削、利益輸送構成,對抗民主的體制,當然極其脆弱,所以,就像它對外以軍事力量維持霸權那樣,在國內也建立強大的壓制系統,那就是警察、司法以及各種的監視系統。

鎮壓民主的國家機器

格雷伯特別提到了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假「反恐」之名,對於社會運動的壓制;2009年,紐約市警局出動「四組反恐小隊,其中包括配備了各種科幻小說式的新奇武器、從直昇機垂降而下的突擊隊員」,只為了對付一群手無寸鐵的學生。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警方對女性施以公然的性攻擊;據說,這麼做的靈感來自埃及,目的是「使女性社運人士遭受的心理創傷最大化,同時意圖激怒男性社運人士為了捍衛她們而訴諸暴力」。當警方企圖對佔領運動主場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清場時,可以集會,但是不能帶帳篷。只要有人拿個睡袋躺下,就會立即被捕。而無論示威者如何抗議,主流媒體充耳不聞。

警察是這樣子的:
「…行動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恐慌與混亂,他們會對群眾發動大型且猛烈的攻擊,只因為當中一兩個人做了違法的事情,而這些違法事例其實無足輕重,就像是違反停車法規一樣;而就其定義而言,大規模的掃蕩行動,意味著連無辜的路人也會被逮捕,以及在公共場所使用催淚瓦斯或其他化學武器…」

這種狀況,套句美國政府常常喜歡掛在嘴邊的話:這個國家「人權問題,值得高度關注」。沒錯,對格雷伯來說,就是為了壓制民主、避免「99%」的人對「1%」的人進行財產重分配而設計的。

格雷伯用上了他的專長人類學的方法,考察了整個被和「民主」掛勾在一起的「西方文明」根本是假造出來的意識形態;而在更多被「西方文明」認為是「原始、不文明」的部落,像是原住民、海盜、古代的社會,反而有更多的制度是更接近民主的理想的。

而這就涉及格雷伯對於無政府主義的組織與行動的信念。格雷伯提出了「垂直派」與「水平派」組織的對比,「垂直派」指傳統有明確的層級、領導人的組織與行動模式,而「水平派」則是每一個群眾平等地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參與的組織、強調「共識決」。

集體的想像力:無政府主義方法

經過「黑旗(無政府)與紅旗(傳統左派)並舉」的1960年代晚期,1970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思想家與行動者Jo Freeman曾提出《無架構的暴政》(參閱陳信行的翻譯)概念,從實踐的過程發現:共識決容易出現由於缺乏組織制度的規約,在媒體的需求下產生「明星化」的結果,這些明星變成非正式的發言人與決策者。

結果是水平派的「無架構」,比起垂直派的「架構」更糟,也沒有團體的規約可以約制自然產生的明星,本來追求的「直接民主」、「共識」這些東西被摧殘得更慘。

不過,畢竟1970年代已經過去了40年,無政府主義的方法論向前面走了不少。格雷伯在這本書裡面,用了很大的篇幅,仔細地處理了「共識程序」的實踐,使得這本書的後半本幾乎變成了類似「(無政府主義)組織方法ABC」。

格雷伯對於決定我們應該擁有什麼樣的經濟體制的興趣,少於對做出這類決定的工具的興趣,因此才這麼仔細地處理了「共識程序」的操作方法。這也是對於Freeman「無架構的暴政」在實踐上的一種回應。

而根本拒絕接受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下解決問題,也是格雷伯的重要原則。他區別了「直接行動」與「公民不服從」的差異:
「公民不服從通常不會質疑整個法律現狀,因為它針對的是某項法律或政策;事實上,它往往會很明確地打算在既存的法律體制中進行。這是為何採取公民不服從的人們往往樂於被逮捕:這使得他們可以在合法的平台或輿論的法庭中挑戰法律或政策。」

格雷伯舉了砸毀肯德基行動的例子。印度甘地主義分子質疑各地砸毀肯德基、麥當勞、星巴克的行動,不是因為這樣做不對(事實上,砸毀行動本身就是甘地主義者帶頭做的),而是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者砸了店之後沒有等在那裏給警察抓,因為這樣才有進入體制裏面申辯、表達訴求的機會,那如果你砸了店然後就跑掉了,他們不知道這樣要幹嘛。

對啊,要幹嘛?格雷伯解釋,占領華爾街的原初概念,就是「拒絕承認任何既存政治秩序的正當性」,沒有政治主張,會得到群眾支持嗎?他如此辯論著:
「唯有在明白表示堅決不肯走傳統路線、拒絕與潛在腐敗的現有政治體制交涉、並且呼籲徹底改造美國的民主,這場占領運動才立刻開始在全國遍地開花。顯然,這場運動的成功並沒有受到無政府主義元素的妨礙,反而是因為它才成功的。」

並以一種「集體的想像力」為這本書作結:
「當許許多多的人們同時開始掙脫那些強加在我們集體想像力的鐐銬時,那一刻,即便是最深刻灌輸在我們腦海中的那些關於什麼在政治上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預設,過去也曾在一夜之間粉碎脫落。」

捍衛民主,誰的民主?

寫到這邊,我想該拉回台灣,去審視一下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的發生在今年(2014)3、4月間「佔領立法院議場」的「反服貿」運動。

當然,兩場運動有一些相同的背景:個人可以掌握的網路傳播發達,參與者非傳統的組織群眾,還有「1%」決定「99%」、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日益分配不均的環境。但是除了這些客觀的條件之外,我們的運動者創造出的這一場運動,實在跟格雷伯口中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實在太不像了。

在這一波「向西(中國)怒吼」的反服貿運動中,對於美國這一個全球帝國主義的霸權,幾乎毫無意識。

有人將2010年代發生在全球各地的抗議事件湊起來,用一個「全球正義行動」的標題來概括。假設真的有這樣一個全球運動的脈絡,那麼它發生在美國的華爾街,與發生在世界任何的地方,絕對有不同的意義;就如同格雷伯所指出的,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球人民共同的敵人,是美國,這個政商一體、以賄賂作為其本質的體制,對內打壓民主,對外以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為金融霸權服務。

美國帝國主義,是許多全球性問題的根源。

反服貿運動的主調,是一場因自由貿易協議引發的反中運動。在這個主調之外,如果這場運動也關心自由貿易問題的話,是不可能不將一直主導台灣自由化發展的美國帝國主義思考進去的;特別是今天,它正面臨區域中的競爭者,並以TPP這個「超WTO」規範的協議,要將台灣推向更加自由化、服膺於「1%」秩序的處境裡。

我們的運動,好像也還有另一個主軸,就是「民主」。但是,相較於格雷伯對於美國制度的根本批判,反服貿的論述,是護衛現有制度的,擔心台灣的「民主」遭到中國(及其代理的馬英九政權)破壞。然而,正是在這個制度下,產生了「1%」的寡占、獨裁,制度本身有沒有問題呢?進一步追問:運動所要捍衛的「民主」有沒有問題呢?會不會(像美國一樣)只是個騙人的幌子呢?

只要對照一下格雷伯對「民主」這一個他的核心關懷所下的功夫,就會發現:台灣的反服貿運動,多麼缺乏格雷伯所強調的對民主的想像。

無架構暴政

美國這個被格雷伯徹底否定的體制,就好像在台灣許多人愛掛在嘴邊的「中國因素」那樣,在內部進行鎮壓,對外則是侵略與擴張。不過,美國不一樣的地方,是「民主」的謊言;對格雷伯來說,為了打擊民主而存在的美國體制,在逐漸消滅了他的敵人之後,竟然鳩佔鵲巢地宣稱它本身就是民主。

這種對於「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缺乏問題意識,甚至有意無意地為其服務,我們的運動者甚至還到為跨國資本打造的「貿易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制度當中去找「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答案。這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關懷,當然是背道而馳的。

缺乏民主想像的後果,也呈現在運動的組織與決策過程。格雷伯提出「勞工掌握(worker's contrl)」與「直接民主」兩大原則;其中「勞工掌握」指的是「任何積極參與某項行動計畫的人們,在該計畫應如何付諸實踐上,都該擁有平等的發言權」,而其建基於「均衡的工作綜合體」(balanced job complexes):「每個人都必須擔當一定程度的生理、心理與行政勞動」這樣的基礎之上。

在占領議場行動最後,我們只要看一看勞役與決策權不均的「二樓奴工」所發表的〈退場聲明〉,就可以知道這場運動與佔領華爾街運動所揭示的理想的距離有多麼遙遠。

而當格雷伯心心念念以「無架構的暴政」為念、展開「共識程序」的實踐之時,我們的運動者則完完全全掉入Freeman所說的「無架構暴政」之中,在媒體的簇擁下,聚光於學運明星的光彩,不可自拔。

最後,相較於佔領華爾街拒絕體制內改革的態度,我們的運動對於體制順服的程度超出想像:整個佔領行動的過程,出現與警方「共治」佔領現場的現象;而最後的訴求,落在「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訴求上,最終回到國會裡(1%的)兩黨政治邏輯(參閱孫窮理〈法制化、佔領行動與民主的悖論〉)。

運動,或者反動?

在這本書的一開頭,格雷伯曾梳理了「全球正義運動」的脈絡,這一場起於1994年,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EZLN)行動,至1999年西雅圖反WTO示威帶入美國,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發展出「反樽節(減支)」運動。

而2011年初,從突尼西亞人民對高失業、貧困現象的憤怒發動「茉莉花革命」,接著,一連串的「花系列」、「顏色革命」在全球爆發。這些各有其脈絡與性質的運動,其實已經難以歸結到「同一個浪潮(有一些甚至根本是美國政府趁機鼓動的)」底下。

從格雷伯所揭示出全球正義運動脈絡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看,我們的運動,無論就形式或內容,竟處處站在它的對立面上。當然,如果要斷言反服貿,是佔領華爾街或者全球正義運動的「反動」或「反挫」,那也未免過分。畢竟,本書所關懷的許多事情,似乎從來不曾進入過這些行動者的腦袋裡。

而這也正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資本主義由全球化發展到區域經濟體,扯碎了工人階級的連帶,也造成全球性的分配不均現象。對於像格雷伯這樣的行動者而言,已經難以使用在全球資本競租環境下被扯得支離破碎的「工人階級」來描述行動的主體,而採取了「99%」對「1%」這個模糊的概念。

不過,一場全球的行動畢竟是展開了;而對於不管多麼年輕的世代,台灣社會仍沉溺與冷戰話語中,追逐著虛假而空泛的「民主」軀竅、淪入不自知的反動輪迴,而自以為跟上了進步的潮流;對於促成趕上這一個早已跨越國境的對話與行動,格雷伯的諄諄之言應當是重要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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