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多年來，「公民社會」這個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裡，公民社會天然合理、天然正義，是應該無條件地予以肯定的「好東西」。
公民社會好在何處呢？按照其倡導者的說法，好就好在公民社會能夠對政府的公權力構成制約，從而促進民主的實現。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南歐、東歐、西歐、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會是民主前提條件的理論，他們把公民社會說成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甚至充分條件。九十年代初，這種理論傳入中國研究領域，繼而傳入中國學界，很快就成了顯學。自此以後，國內外總有一些人拿著放大鏡在中國尋找公民社會的蛛絲馬跡。
然而，只要稍加深究，我們就會發現，有關公民社會的種種說辭存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名不正，言不順」；二是「名實不符」。換句話說，公民社會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編造出來的一個粗糙神話，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國人追求的是構築一個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人民社會。
正名：國外定義「公民社會」的三種策略
要判斷一個東西是好是壞，必須得先弄清楚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公民社會」是從西文civil society翻譯過來的。事實上，civil society到底應該怎麼翻譯本身就是個問題。譯法與概念的內涵緊密相關；概念的內涵不同，譯法當然也應不一樣。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義者（如托克維爾），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如葛蘭西），對civil 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屬於「市民社會」（即人們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動的空間）範疇，儘管他們對市民社會所處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義爭論不休。
直到過去二十多年裡，civil society才被賦予了「公民社會」的含義：它既是一片不許國家公共權威涉足的空間（私域），也是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基地（公域）。問題是，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其內涵與外延比較容易把握，但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會」，其內涵與外延卻十分飄忽。
定義「公民社會」的第一種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麼：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國家，更不是市場，而是介於家庭、國家、市場之間的空間。那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把這片空間叫作「社會」，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會」呢？顯然，並不是介於家庭、國家、市場之間的全部空間都可以被稱作「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麼，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種定義「公民社會」的策略是列舉屬於這個特定空間的人類組織。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會手冊》列舉了六類組織，即「非營利部門」、「發展型非政府組織」、「草根組織」、「社會運動」、「社會企業」、「國際公民社會」。不過，我們也許還可以想到其它有關公民社會的種種提法，如「獨立部門」、「第三部門」、「慈善部門」、「志願部門」、「免稅部門」、「社會經濟」、「民間社團」、「公共領域」、「社會網絡」等。還有一種據說屬於公民社會的組織，叫作「公民社會組織」。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要知道什麼叫「公民社會組織」，首先要瞭解什麼是「公民社會」；而要瞭解什麼叫「公民社會」，又必須知道什麼是「公民社會組織」；此乃典型的同義反覆。
不少人以為上述類型的組織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現的新現象；其實，它們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國家，宗教性慈善組織和民間互助組織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英國便是一個例子。在有些國家，如意大利、德國和新加坡，那裡的某些非營利組織的歷史甚至比國家本身的歷史還要長。
真正的新現象是把本不沾邊的各類組織統稱為公民社會。但由於各國歷史文化傳統畢竟不同，在不同國家，看似與公民社會概念沾邊的組織特徵不同，叫法也因而各異。更何況，不管各種類型組織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合，任何兩者之間都不會完全重合。這樣一來，哪怕有可能列出長長一串屬於公民社會的組織類型，人們還是不清楚公民社會到底是什麼。
第三種定義「公民社會」的策略是釐清它涵蓋的組織具備哪些共性。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從「結構—運行」的視角歸納出公民社會的五個特徵：組織性、非營利性、自願性、民間性、自治性。然而，這五種特徵的內涵並不容易確定，該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薩拉門教授對它們的說法就有變化。更重要的是，這套標準未必與現實相符。
「組織性」意味著公民社會必須展示相當程度的組織化、制度化。非正式的、臨時性的、隨意性的聚會應不能算作公民社會的一部分。但薩拉門教授後來認識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經正式註冊的組織，以及非正式的組織，但他繼續強調這些組織必須有日常的會面，必須有會員、必須有被參與者接受的決策機制與程序。問題是，現實中已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沒有真正意義上會員的社團；更不要提虛擬空間已出現的大量網上團體。而它們算不算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呢？
「非營利性」意味著組織可以賺錢，但只能用於完成組織的使命，而不能將利潤分配給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問題是，中飽私囊可以採取各種形式，不一定非得採取分配利潤的辦法。近年來，由於政府撥款減少，西方（尤其是美國）越來越多的所謂「非營利組織」捲入贏利性活動，致使「非營利組織」與「營利性組織」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與此同時，有關「非營利組織」的高管們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齊的報導也不絕於耳。
「自願性」意味著參與這些組織的活動是以自願為基礎的。這裡的「自願」缺乏嚴格的定義。問題是，在具有合作主義傳統的那些國家（包括不少歐洲國家），工會、商會、專業團體等組織並不是完全自願的；在宗教勢力強大的國家（包括美國），人們參與宗教組織活動往往從不懂事時就開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願的。這些組織是否應該被排除到公民社會以外？
「民間性」本來被定義為在體制上獨立於政府，不是受制於政府；但後來薩拉門把「民間性」定義為它們不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這意味著，這些組織接受政府的資助並不降低其「民間性」。問題是，這些組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政府資助才能生存？如果它們離開政府的資助就無法生存，那麼它們到底在何種意義上具有「民間性」？
「自治性」意味著各個組織自己管理自己，既不受制於政府，也不受制於資本或其它組織。直接「受制於」也許少見，但如果民間組織資金主要來自外部（如政府撥款、基金會資助、外國援助），那麼政府政策（尤其是撥款政策）、金主的偏好、外國捐助者的資助重點能不削弱那些仰人鼻息的組織的「自治性」嗎？
綜上所述，雖然civil society這種提法已有很長的歷史，但即使在當代，各種對它進行定義的策略也都不太成功。換句話說，civil society原義的「名」還未「正」。civil society的中文譯名也同樣未「正」。前面提到了「文明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三種可能的譯法。而譯為「公民社會」往往會使不瞭解其西文原義的國人產生種種不相關的聯想，彷彿「公民社會」是某種更理想的社會類型（而不是社會團體的類型）。
破除「公民社會」的神話
不僅「公民社會」的概念名不正、言不順，更麻煩的是，雖然新自由主義哺育出的所謂公民社會理論在全球範圍內不脛而走，它卻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實基礎，是不折不扣的神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對各國實際情況的分析表明，新聞媒體和大眾讀物對公民社會的一些頌揚與真實情況有很大距離。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對外部世界提供的不同模式非常感興趣，但這也可能造成將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外部事物上去的危險。因此，有必要對有關公民社會的種種神話加以剖析。
同質的神話。公民社會理論談到公民社會時彷彿它是一個整體，好像其中完全不存在階級差別，各種團體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這當然是虛妄的假設。任何明眼人都知道，現實中的公民社會絕不是一個同質的實體，它也絕不是個牧歌樂園。恰恰相反，公民社會中有貧民窟與花園別墅，有血與淚，有劍與火。把它描繪成寧靜、和平的去處，不是出於無知便是出於欺騙。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貢獻就在於它對社會中階級關係所作的犀利剖析：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必將造成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差別，利益差別可能導致利害衝突，利害衝突會引起壓制與反壓制的鬥爭。
聖潔的神話。近年來，對各類民間組織的讚譽可以說是不絕於耳。人們談到營利性企業時會聯想到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缺乏愛心；人們談到政府時會聯想到貪污腐化、繁文縟節、效率低下。據說，民間組織獨立於政府和市場之外，在充斥著權力和金錢遊戲的當今世界，它們是一股清流。在很多人心目中，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形象是十分聖潔的。他們認為民間組織是愛心的體現，是正義的象徵，是效率的化身，是互助、參與、自治的途徑，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先鋒。民間組織不僅濟貧救困，熱心公益，它們還給人們以歸屬感，並用它們的存在來促進社會的多元化。此外，由它們來提供社會服務也比由政府機構來提供更到位，更有效率。總之，民間組織是塊淨土，代表著人世間的真善美。我們並不否認某些民間組織具有上述某些特徵，但是，我們切不可忘記，並不是所有民間組織具有上述所有特徵，民間組織的發展中也有假、惡、醜的一面。一些學者早就觀察到，參與民間組織活動實際上是社會精英顯示自己身份的一種方式。一批實證研究表明，參與民間活動有助於保持和促進上層階級內部的團結，並使他們得以主導非營利/非政府活動的方針政策。
獨立的神話。公民社會的擁躉者最看重民間組織的自主性。「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第三部門」、「獨立部門」等這些提法都暗示民間組織獨立於企業和政府之外。但在讚揚公民社會自主性的時候，大多數人似乎都忘了問一個問題：民間團體到底靠什麼資源生存、靠什麼維持其獨立性？在兩種情況下，民間團體可以輕而易舉地擁有自主性或獨立性。一是它們的運作主要依靠其成員的志願服務（時間方面的捐贈）；二是它們的運作主要依靠人們（包括其成員）在財物方面的小額捐獻。這種類型的組織確實存在，但它們規模小、影響小，公民社會理論關注的從來都不是這些組織。
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神話。公民社會理論的意識形態基因是「自由主義」，凡是談到公民社會的「獨立性」都是指相對於國家的獨立。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公民社會似乎是一塊淨土，國家彷彿充滿烏煙瘴氣；好事似乎都是公民社會幹的，壞事彷彿都是國家干的。按照這套話語體系的邏輯，政府與民間組織的關係只能是一種對立關係：政府作用的擴大必然導致民間組織活動空間的萎縮；反之，如欲拓展民間組織發展的空間，政府的作用就必須受到限制。這套國家與社會對立的邏輯連美國這個案例都解釋不了。從羅斯福的「新政」到約翰遜的「偉大社會」，美國政府的干預範圍在二戰以後擴張得很快。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美國非營利組織的數量急劇增加。二戰剛結束時，全美只有不到十萬非營利組織，這個數目到六十年代中期已增至三十萬。光是在約翰遜總統宣佈實行「偉大社會」計劃的當年（1965年），向國稅局提出建立非營利組織的申請就比前一年翻了一番。此後，非營利組織的數量開始劇增。八十年代初里根上台以後，風向驟轉，限制政府干預範圍成為施政目標。但這並沒有為美國民間組織的發展帶來一個興盛時期。雖然組織數量似乎沒有明顯變化，但它們的發展卻面臨了更多的困難。美國的例子說明，政府干預不一定會制約民間組織的發展；政府功能的萎縮不一定有利於民間組織的發展。
民主動力的神話。自由主義之所以強調民間組織的獨立性、突出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對立關係，其目的是為了論證公民社會是實現民主的前提條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羅斯、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進行民主轉型之前並沒有多少像樣的民間組織，但這些國家仍然轉向了所謂「民主」體制。假如公民社會真是民主體制基石的話，那美國民主恐怕已岌岌可危了，因為自1960年以後，參與社團的美國公眾比重已大幅下降；到20世紀末，已回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水平。
「人民社會」顯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
名不正則言不順，在civil society的本意不清、譯名不清的情況下，奢談「構築公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走向公民社會」、「建設公民社會」，實在讓人不知所云。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被稱為「人民政府」，軍隊被稱為「人民軍隊」，警察被稱為「人民警察」，法院被稱為「人民法院」，檢察院被稱為「人民檢察院」，郵政被稱為「人民郵政」，銀行被稱為「人民銀行」，保險被稱為「人民保險」；如果說要構築某種理想社會的話，「人民社會」顯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
「人民」一詞古已有之。在中國古籍中，它往往指平民、庶民、百姓，也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出了他對「人民」這一概念的理解：「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在此前後，毛澤東一直把「人民」看作一個歷史的、變動的政治範疇，而不是泛指一國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變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體始終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廣大勞動群眾。雖然，改革開放以後，「人民」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主體依然是廣大勞動群眾，同時也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由此可見，「人民」這一概念的關鍵有兩點：第一，它由不同階級組成，並不同質；第二，其主體是勞動大眾，重點突出。
無論在中文裡還是在西文裡，「社會」一詞的原義都是指志趣相投者結合而成的組織或團體。在現代以前，當人們的生活半徑不過幾里或幾十里遠時，他們不太可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觀念；充其量，他們只能形成空間有限的「鄉里社會」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鄉里社會被看作是一個由血緣、親情串聯起來的「熟人社會」，是一個群體本位、和諧有機的共同體。通過利瑪竇、馬國賢之類傳教士的引介，中國人的這種社會觀對西方諸如萊布尼茲、維科等近代思想家的社會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工業革命前後，西方社會分工日益精細，人們的活動半徑也急劇、大幅拓展。這導致十九、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家產生出各種新的社會觀。這些社會觀往往在兩個維度上出現分殊：到底是先有個人還是先有社會？到底社會是一個整體還是其內部充滿衝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代西方的各種社會觀開始傳入中國。上面討論過的公民社會理論認為，社會是彼此分離個體的聚合，當然是先有個人（同質的、抽象的人），再有社會；它同時把社會看作一個與國家對立的整體。而馬克思主義則不承認存在抽象的個人；恰恰相反，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既不存在處於「社會」之外的個人，也不存在沒有「個人」的社會，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具體的社會關係中。由此推論，「社會」就是全部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只要還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關係就是不同階級之間的關係，它們之間的矛盾與互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所謂「人民社會」就是一國之內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對外，人民社會不是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驕傲地「站起來了」，自豪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內，人民社會既不是曾被梁啟超嘰誚、曾令孫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盤散沙」，也不是靠某種假想契約維繫的、獨立個人的機械聚合，而是一個既磕磕碰碰、又休戚與共的有機整體。與「公民社會」相比，「人民社會」的理念清晰而無歧義，更容易成為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