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眾「聲」紛紜的野草莓，到終歸「正軌」的青盟？（上）

去年年中開始的一波波反媒體壟斷的運動，作為一個就原則上支持反媒體壟斷的旁觀者，與許多人相同，總是忍不住將這個運動與野草莓運動[1]比較。以「人」來說，反壟斷運動的參與者──最少就檯面上可被指認出來的，幾乎全都深度參與過野草莓運動。而反媒體壟斷運動本身的組織模式，甚至運動的方向，也幾乎是以一種在與野草莓對話的方式進行。 包含筆者自己在內，有不少人曾經以此在網路上發表過一些論點。但還未曾看到較完整的比較。以同時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觀察者與參與者，筆者認為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這兩個運動終將無可避免的被拿出來比較，或許也可能是台灣社會運動再次分家的重要事件。 兩場運動的「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這個詞，在去年反壟斷運動進入高潮後，被運動者高舉出來，成了去年社運圈的熱門話題，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更宣稱2012年為「中國因素元年」。但若以吳的原則式定義「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來說，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也會是一場不折不扣因「中國因素」而起的社會運動。當時馬英九政府因應海協會長陳雲林首次來台訪問，布下大批警力保護陳雲林來台的行程，期間不僅為了防範民眾接近陳雲林，導致數起警察執法過當而讓民眾受傷的例子，甚至發生了警察毀損國旗的事件。 當時馬英九政府顯然為了陳雲林來台，調整了對一般民眾的執法態度。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將這樣的反應連結到中國統治中心的「命令」──如同我們不能任意將旺中集團內部的自我審查直接連結自中國官方，但絕對是因應中國統治集團施加台灣的正式／非正式力量導致的結果。 就這樣的脈絡來處理，中國因素早已存在，甚至如果拿掉不知為何的「侵蝕台灣民主」說法，我們幾乎難以指認中國因素的起始。一般的詮釋是，台灣在1990年代走向政治上的形式民主。可難道「中國因素」是因應「台灣民主」而起，而台灣民主化早於中國因素嗎？吳式定義的中國因素，似乎錯置了先後順序：中國因素早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就已存在，反之則否。 事實上，因為種種歷史因素，無論是冷戰的延伸、國共內戰的延續、舊中國的領土想像等，中國企圖統一／收復台灣從來就不是新聞。先不論日治時代之前，光是國民政府於1949年撤退至台灣後，中共無論軍事上或外交上，都不曾停止對台灣的威脅恐嚇。2008年引發野草莓運動的原因，與2012年引發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起因，如何能簡單劃分為中國因素／非中國因素？又如何能如此大張旗鼓地宣稱2012為中國因素元年？若欲回答這問題，可能得回到野草莓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比較中尋找脈絡。 眾「聲」紛紜的野草莓 2008年野草莓運動剛開始時，是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為首，以及少數有組織經驗的學生（部分台大學生會與濁水溪社的成員等）一同發起。由於運動擴張的速度遠超過發起人的預期，且群眾們當時對於擁有「權力核心」這類組織有著根本上的不信任，所以一開始發起的類似核心群體在提出模糊的組織運作模式後很快退位，當時若有稱得上是組織的架構，頂多是依靠不斷輪替的行政團隊，以及幾乎做不成決議的審議式民主流水席大會[2]。 當時絕大多數的參與者，對於剛結束執政的民進黨抱持著高度不信任，對於政黨勢力的介入也異常敏感到幾乎神經質的地步。當運動開始的前兩天，還在行政院門前集結時，民進黨曾「邀請」運動者前往民進黨合法申請的場地，但卻被現場的群眾以絕對多數對0票否決。期間也曾發生民進黨政治人物如林佳龍想上台發言被趕下台的事件。雖然此運動不斷被部分媒體質疑其政治立場，甚至筆者作為參與者的親身觀察，確實有多方的力量不斷試圖介入運動──從既有的獨派團體，到社運圈的工運團體，其中也有部分組織的成員直接參與運動──但自始至終，都沒有被任何特定團體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