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公視需要董事會？那很急嗎？

責任主編：陳韋綸

本周一（1/21）起，媒改學者與團體於行政院前靜坐，要求第5屆公視董事盡速成立。（攝影：張心華）

公視第5屆董事遲遲無法產生，第4屆董事延任至今已經超過800天，媒改團體在行政院前靜坐，希望催生新的董事會。不過對外界而言，第4屆這個什麼事也做不了的董事會，對於兩年多來公視的運作似乎不產生影響，甚至有人開玩笑說「公視董事會最大的功能，就在於證明自己沒有功能」。此外，也有人擔憂在政治運作的邏輯下，董事會的「有作為」，會不會反而就是「政治黑手」的作為，對於現在「反正也沒人管」的公視各節目，反而會有不好的影響？

一個「無用」，甚至「做壞事」的董事會，要來幹嘛？沒有董事會，對公視的影響是什麼？在談「催生公視第5屆董事會」這個議題之前，恐怕這是需要首先釐清的事情。

公視現在就很好，不需要董事會？

「現在公視是所有計畫全面停擺，兩年期間沒有新猷、沒有改變，也沒有提出發展的具體策略」，現在也在行政院前靜坐的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曾經在2005到2007年間，擔任3年公視總經理的胡元輝說，「就拿公廣集團的華視來說，6年的時間裡虧了10億，再虧下去就要倒了」；「再拿原民、客家兩個族群台來說，它們本來需要有與自己族群的問責機制的，但是現在連『咨議會』也不開，員工自己做自己的，沒有組織可以拿方向、做定奪」。

「再看這幾年，公視所有的企業、個人捐款都急速下降」胡元輝說，這樣將造成的結果是「員工沒有士氣、感覺沒未來，過幾年後整個就會渙散掉。」這是一個過去管理者看到的現象。而「沒有董事會」這件事情，看在現在的工作者身上更是切身之痛。公視談話性節目製作人陳信聰以自己製作、主持的「有話好說」節目為例。

「節目做了4、5年，感覺到有盲點、瓶頸」陳信聰說，「現在一週3天節目，都是當天臨時找人，做久了就感覺僵化」，沒有人管這件事是不錯，可以愛怎麼玩就怎麼玩，但是那就是你自己去玩、沒有人跟你玩。陳信聰說到在一個沒有目標和方向的組織裡面工作的困難，「我們需要思考公視要一個什麼樣的論壇節目」，這樣的問題，不會是單一個製作單位可以解決的。

「外面看我們沒有董事會，好像還是一樣，但這並不足以解釋：公視沒有董事會也可以繼續下去」陳信聰說，「其實公視的節目、人事都陷入停滯、僵化，勞役不均、落差大。」舉例來說，像是公視現在大量使用「派遣」的情形，就是在人事制度上沒有政策，也沒有順應工作變化調整的結果，「在人事上的需求沒有辦法調整，要有靈活的人力流動的機制，派遣人力應該納編」這些事情，都不是單一部門可以解決的。

董事會會不會反而干預了自主性？

「我們需要一個有能力、有意識的團隊，當然需要新的董事會」陳信聰強調。

對於媒體改造學社成員、交大傳播系系主任魏玓來說，公視董事會起碼要承擔兩個面向的責任，首先是「和行政單位在政策上有聯繫，它是國家在公共媒體政策的主責單位」，不過這個問題說起來空，因為這個國家並沒有什麼關於公共媒體的政策，董事會也談不上能扮演什麼角色；「另外就是它要提出發展的願景，要有民意基礎」，這就是面對社會的想像了。問題是：好像我們這個「公民社會」，在這個方向的想像也很貧乏。

談到這邊，就碰上了問題了，在上面、下面都沒有想像的時候，這種由上、由下組成的董事會會不會反而「壞事」？

從上面來的，是「政治黑手」，這不用討論太多，而從「下面」來的民間團體董事，可也不見得都是「吃素的」；要起東西來，不見得不會殺氣騰騰。

「2008年之後，的確政治介入蠻明顯的」，陳信聰說，「不過，公視已經運作十幾年，員工有一套工作的方式、準則，也有它的行為邏輯，董事當然會製造壓力，但是不能直接介入節目的製播」，這個就牽涉到份際的問題。「當然，節目的製作人做什麼事，是需要有機制被監督的」，陳信聰強調「我們有總經理、有新聞部經理，也有外部的機制，不應該由更高的董事會來指指點點」。

2008年時，發生國民黨立委林益世點名「有話好說」的事件，也發生「有董事要來查帳，那個時候，我們的壓力當然很大。」不過，公視的內部也有層層的機制，「有好幾關去擋那個壓力」，「要查帳，公司有財務、會計的部門，董事會自己也有監事去作這些事情。」公視內部本有的監督機制，不是哪個董事說破壞就可以破壞的；不過，他也同意當時的時空背景有一些特殊，藍營立委要砲打的對象，其實是當時公視的總經理馮賢賢，「有話好說」不過是一個靶子，公視的經營團隊當然挺節目。

董事和董事長是做什麼的？

「董事的確會對他們關心的事情提出意見」，政治的力量有他們關心的事情，民間的董事，也有自己的執著，曾經作為陳信聰口中「機制」的胡元輝說「這些意見，要成為具體的方案，也要有它的條件」，「要不然就是形成集體的決定，要不然董事個人的意見，會向總經理反映，這些個別的反映，要執行不執行，是經營團隊的決定，而至於集體的決定，那就要看它的具體程度，董事會的決定，「是『政策性』的，不能具體到干預節目製作的程度。」對胡元輝來說，這部份還沒有太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恐怕是公視資源拮据，很多董事抱著很多想法進來，馬上就發現，問題都是『預算從哪來』，公視可以運用的資源實在太有限…」。

也就是說，好，假如說張正當了董事，希望有一個新移民的頻道，那顯然想太多了，沒錢；那一個新移民的節目呢，或者要「有話好說」每個月都要做一集新移民的議題，或者，來做做越南文的節目吧，不做，那就開罵怎樣？

「董事不應該在董事會中，或者私底下對公司內部的節目或者個人提出批評，可以提出方向、再細就不行了，他們必須要清楚，不能干涉職權，甚至新聞自由」，陳信聰說。

也就是說，不管是帶著哪一種想像進去公視的董事，都得要知道「份際」在哪裡，不是誰誰誰去了就能搞得天翻地覆，或者震古鑠今。民間的董事也是一樣，「公視納入多元的董事，這個董事的代表性，在於公視要發展哪個方向的東西」陳信聰說，也就是這樣的董事，象徵的意義比起他實質能產生的影響要重要。

既然是這樣，找你當董事，「去就對了，別想太多」，這應該不會錯吧？可是問題來了，董事是要「互選董事長」的，這個「去就對了，別想太多」的人，理論上會被選成董事長的耶，萬一真的發生了，那、那、那不是嚇死人了嗎？

制度問題，隨便說說就一籮筐

回到魏玓提出的「面向政策」與「面向社會」這兩個任務，加上什麼經營管理，華視虧錢，原、客視要問責，還有人事政策煩死人了，董事可以別想太多，董事長可不成啊。「所以媒改社有討論過，公視的董事長跟董事產生，應該要有不同的機制，不應該由董事互選」。

問題可不只這些，就拿這一次引爆爭議的公視工會提出的勞工董事程宗明被封殺的事情來說好了；個人的問題不談，一般有勞工董事的企業，都是資方跟工會協議，基本上尊重工會的決定，但是有哪個資方，每隔三年就由完全是外部的力量、還是陰晴不定的政治力量來決定董事會名單，連人格都是斷裂的，前一屆說的話，後一屆能認嗎？加上這個所謂的「勞工董事」，也是由審議委員這個外部的力量來決定同意與否，審議委員也不是「資方」，工會連要找「資方」協商都找不到。

魏玓和胡元輝都同意，如果勞工董事產生的程序沒有太嚴重的瑕疵，基本上應該尊重工會；審議委員不能否決勞工董事，但是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下面，如何確保這樣機制的產生，沒有制度，很不容易約束；而以目前「公廣集團」旗下，不只公視，還包括華視、原視、客視、宏觀衛視，老字號的華視，是龐大的資產，也有沈重的負債，要拿公視的問題想華視，蠻困難的，但是在目前公視董事會原則上就兼華視董事會的情形下，董事裡面需不需要華視的勞工代表，以及特別了解華視的人？

「公視沒有辦法有效治理華視，這樣下去，只會讓華視的問題，變得更嚴重」，陳信聰道出了一個凌亂，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團隊，要去治理「公廣集團」這個拼裝機器的困境。

現在是什麼情形？

公視個別的節目，都有雖然群眾不多、但是相當的好評；可是說到經營團隊，那真的是從公視內部到整個社會是失望透頂的，從而也漸漸地傷害了公共媒體的社會支持基礎，先不要管「公共媒體」的政策，這個東西，對這個政府來說，實在太過奢求，眼前的問題何解？

一個是「制度」，一個是「第5屆董事該怎麼產生？」

媒改團體提出「兩階段修法」：先把林益世修高的董事門檻修回來，讓這一屆13個人的董事會可以先成立，然後再去修制度問題（相關報導）。陳信聰不反對「修回來」，不過，他覺得這種主張「在政治上太阿Q」，「你想想看，為什麼國民黨不讓董事會過？就是自己希望的董事長人選沒有進去嘛，它不讓名單通過，又怎麼會讓你修法通過？」，他認為應該面對問題，不必勞師動眾談修法，「現在最好是直接讓公民團體提人選，讓這些審查委員去面對外面」，陳信聰認為，在目前的審查機制上，已經有一些相對進步的地方，提前公開名單、審查的過程也有相對進步性，而讓公民團體自己提，而不是由文化部長龍應台選，可以由公民團體來施壓，這樣更能動員社會力量，也是更有效的方法，至於修法，當然也很重要，制度一定得檢討，不過不應該在現在這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