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社15週年基調論文「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以下簡稱「台社文」），傳學鬥除表感佩，並秉承「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CPEC）之立場提出回應；此立場注重「社會整體」、「歷史變遷」、「道德哲學」與「實踐」。「台社文」以省籍路徑民主化析論台灣民主發展，認為長期以來，國族成為政治行動與論述的主流框架，以至於今，「認同」一詞幾乎等同於妒恨（中國）與偏狹（福佬霸權）的狹義代稱。傳學鬥對此一歷史過程固能給予同情的理解，更同意「台社文」對政治人物操弄國族認同、挑撥對立的批判。只是中外學者在研究市民社會或民主發展時，常將媒體角色置於論述邊緣，彷彿媒體只是工具、僅為載體。「台社文」儘管對台灣政治及社會過程做出精闢析論，可惜也同樣缺乏對於媒體與傳播的討論。質此，傳學鬥以為媒體除了是工具，更該是目的。吾人若能針對台灣媒體發展歷程加以檢視，或可提煉意義，在兩岸人民關係真正大和解、政治公共化、多種身份認同平等、與分配正義等大方向論述外，提出具體的實踐方略。回應「台社文」督促台灣民主深化、催生公民社會之初衷，傳學鬥以為，民主國家之「認同」應來自「公共生活」。則公共生活中認同形塑之動態過程，除當反映傳播（communication）的真正意涵，即行動者儘管在政治、經濟、甚或文化上意見相異，都能秉持理性、互為主體而平等地進行討論，並就此凝聚共識、尋找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共同方案。於此，媒體作為各種不同意見產生對話的領域空間，其公共角色亦應予以重視。鑑於傳播與媒體的民主深化、形塑認同間的辯証意涵，傳學鬥主張將「媒介」與「認同」等量齊觀，更進一步以積極的目的，而非消極的工具，來看待傳播與媒介。對當前公共生活為妒恨取代、民主淪為修辭、認同流於偏狹之時弊，傳學鬥在此僅粗略回溯跨代傳播知識份子對於「公共電視」之想像，作為「媒體去公共化歷程」及「媒體改革──公共化運動」之例證，在「台社文」之外一續批判之力。70年代，在李瞻對國民黨政府公共電視的鼓吹中，「黨國」的色彩依然鮮明強烈。在國府將媒體視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並依舊沿襲日據時代「國語政策」、「文藝政策」的態勢下，媒體的公共性不彰，其所形塑之認同也只能是「反攻大陸」、「親美抗共」的跛腳認同。以至於80年代，陳世敏與徐佳士等將「公共電視」定位於「推廣教育和發展電訊事業」，並強調「教育性」是公視未來的利基；針對商業電視的「低俗」成性，公視必須負起「衛道」角色，教化人心端正風俗。80年代末，黨國力量雖稍鬆綁，媒體公共性依然不顯，遑論積極形塑進步認同。時至90年代，馮建三等則針對商業力入侵下惡化的媒體現象，更基進地提出：唯有國家整併電視資源、催生公集團電視成立，建立「在地公共性」，方能平衡電視媒體私有化之弊。而其立於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之論述，也透露了解決認同危機的可能路徑。以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探論公共電視，公共電視不但得脫離先前另類媒介的想像，而經類型化建構，更得以對立之姿昂然面對商業電視，特別是當前媒體商品出口大國已更有條件將其商品傾銷全球的情境下，透過國家力量、催生大型公視集團以提供物質基礎，除可扭轉台灣遭文化殖民的困境，再建台灣的文化主體性，更可提振在地公共性。是以屆時媒體空間不但將可與Habermas的「公共領域」產生更緊密的聯繫，而公共領域所昭示之精神內蘊，即行動者可經由「公共生活」，落實整套民主社會過程──在完整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決策範圍，提振平等與最大可能的參與──這意味著平等、參與等價值將可望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的方案。公民不但能據以對抗政治方面的操弄，也能排拒當代社會遭商業邏輯宰制所帶來的惡果，在民主深化的意涵下，台灣社會真正的認同亦將蘊於其間。當然，媒體公共化改革並不僅止於公共電視一例，其論述也未必也僅此一端。但無論如何，無線電波公共化運動畢竟還是近年來規模最大、持續最久、集結最力、聲勢最熾的媒體改革行動。若藉此省思運動重要組織「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之解散，以及日後重組「媒體改造學社」背後的原因，除了消極歸責市民社會力量尚且不足之外，是否也暗示了，不少學院知識份子，對於媒體改革運動還抱持著冷眼旁觀的漠然立場呢？傳學鬥基於以上關心，對「台社文」提出了「媒體邁向公共化，超克台灣後威權」作出回應，並真誠盼望各界有識之士能在各項媒體改造行動上給予熱烈支持，形成媒體改革的批判公共領域，能如此，則媒體公共化改革庶幾有望、當代社會民主工程也才可期。台灣人民基於公民身份的進步實踐與認同，才將是福爾摩沙島的真正傲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