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中案至今餘波盪漾，這段時間我常想起《中時》過去種種，以及創辦人余紀忠先生過去種種，懷舊之餘，有些話不得不一吐為快。
《中時》曾經像個大融爐，七○年代中期我剛進報館時，有青年黨籍與第三勢力的人當過總編輯，有坐過白色恐怖政治牢的人在編輯台負責核稿；四十多人的採訪組中雖有忠黨愛國之人，但亦不乏參與黨外民主運動之人；那是一個繁花亂插的年代，也是繁花如錦的年代。
這些形形色色的老中青三代人，都是余紀忠千方百計覓才而來。有些老人是他三顧茅廬而來；有些嬰兒潮世代的年輕人，則是因他欣賞其文其人而破格起用。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都是頭角崢嶸之輩，偶爾與余紀忠唱反調的言行也時有所聞。但能覓才的人當然也知愛才，尤其對那些火氣與理想一般高的年輕記者，余紀忠都盡量包之容之，他的目的無非祇是為了留才。
當年編輯部的那些老人如今多數已不在人世，中青一輩的人則在其他領域開枝散葉，但每個人到現在都難忘屬於他們自己的報館故事，那些酸甜苦辣鹹的故事；有人曾說：「台灣今日文化領域，盡是中時當年人」，可見余紀忠當年提攜培養了多少人才。
目前在報館工作的這一代人，幾乎都是余先生的關門弟子，那些負編採決策責任的人，即使有人並未接受過早年那種手把手般的師徒訓練，但他們師承同門，《中時》印記在他們的文章中與言談舉止間依然十分鮮明，即使在報館易手換了老闆後，那道印記仍未磨滅，關鍵時刻尤其突顯。
旺中案就是一個關鍵時刻。余紀忠辦報一生，五十年間遭遇過許多比旺中案更嚴峻的關鍵時刻，他在領軍打仗時雖然也是鬥性堅強，但他與人鬥與人爭，爭的乃是大是大非，而非小是小非，更從未以公器遂行私意。旺中案引發風波後有人曾問：「如果余紀忠還在，他會怎麼做？」答案雖不得而知，但依他辦報風格，他雖然會「言所當言，爭所當爭」，但絕不至於踰越「當言」與「當爭」的應有分際，更不會讓關鍵時刻變成危機時刻。許多時報員工因旺中案而備感挫折甚至黯然求去，就是因為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們看不到過去那種「當言」與「當爭」的傳統。
更重要的是，愈是在關鍵時刻，余紀忠也愈挺員工。七○年代國民黨極右勢力圍剿《中時》時，他當員工的保護傘替他們阻擋政治壓力；九○年代野百合學運風起雲湧時，編輯部員工因憂心政局在《中時》購買廣告痛陳國事，讓他備受困擾，但他對連署員工並未怒而懲處，「如果我年輕，也會這麼做」，一句話就拉近了他與員工的距離，也替報館留下了許多人才。
媒體是人才的事業，有什麼樣人才就有什麼樣媒體；媒體的最大資產不是在銀行存有多少錢，而是在報館擁有多少人才；而且，媒體人才不同於生產線員工，生產線上走一個人可遞補一人，但媒體若喪失一個人才，喪失的卻是傳統與價值的延續，即使有人可以遞補，但也祇能補其位而不能補其實。
因旺中案風波求去的那幾位員工，都是《中時》培養一、二十年的人才，這種人才即使求之都不可得，又何忍任其離去？更何況，這些員工是因愛《中時》而憂《中時》，他們對《中時》現狀雖有異見卻並無惡言，如此溫厚自抑，這種人才若不拚死挽留，又有何人該留可留？
余紀忠在《中時》五十一周年社慶決定交棒時講過一句話：「我辦報紙最重視人才的羅致和人才的培植。為了羅致人才，早年我曾親自走遍大學校園，找我心目中的人選晤談，在美國辦報也曾走盡東岸西岸爭取人才參加報社」，這也是他自認「我最感到欣慰的一項成就」。蔡衍明董事長接手《中時》後，對辦報自有主張，當然不必凡事師法余紀忠，但對《中時》創辦人的用人哲學，他卻應勉力學其一二；其他人意見他或許可以置之不理，但創辦人的遺言他總該反覆思之吧？
沒有人才，哪來報業？時猶未晚，「我勸蔡董重抖擻，不拘一格留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