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刻度

2012/08/13
巴黎第八大學博士班學生

責任主編:王顥中

2012年8月3日,巴黎市區北方的Barbès地區爆發了一場警民衝突。一隊警察正在盤問兩名疑似扒竊手機的嫌犯並準備逮捕時,突然出現十餘名民眾向警方丟擲桌椅瓶罐等物件,三名員警受傷,嫌犯逃逸,衝突持續擴大成數百民眾攻擊並驅逐警察的事件。

我們可以聯想起近年幾件類似的大規模衝突:法國警察緊追年輕嫌犯導致對方車禍喪生引發暴動、英國郊區以「黑莓革命」為名的集體動亂、希臘政府片面實施撙節方案引發的長期動蕩、埃及要求強人退位的大規模占領示威,以及中國西北由於族群仇視點燃的漢維民族對抗等等。這些行動的共同點是,基於不見容於體制的社會觀點、其中對社會壓迫的詮釋迅速擴散至大批群眾而產生一致行動、行動人數達到不得不受重視的程度,以及行動之中爆發的許多無組織性同時顯然也不受體制允許的暴力現象。

儘管這些行動的導火線和其中許多事件都屬違法、反體制或甚至造成傷亡,一般採用的批判態度,仍然傾向於先詮釋行動者所遭受的普遍結構壓迫,再視這個用來解釋集體處境的觀點為最初因素,架構出對事件的認知;而非純粹以法律規條、體制穩定性乃至於暴力事件作為出發點。傳統上,我們習慣要求法人、國家等正式組織,以規章作為共性,在行為上不可踰越;對於非正式組織或無組織的集體,則相對較會以行動所針對的壓迫詮釋論點作為共性,而對踰越行為的寬容度較大。當我們指責某個勢力的踰越行為時,通常會將其詮釋為組織性的勢力或陰謀;而在希望某勢力內部能夠容下彼此矛盾的規範論述時,則更願意提出這完全是一種集體自發的弱組織性行為。

這類分辨本身沒什麼意義,卻似乎是當代制度與批判論述都樂於採用的某種倫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觀看各方勢力針對這次旺中併購案的作為,其中一些詭異之處似乎就變得比較容易理解。

兩條軸線

在這次的爭議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主要圍繞著兩條軸線形成:其一是旺中集團企圖併購有線電視系統商中嘉,引發媒體產業垂直與水平壟斷的爭論;其二是旺中旗下媒體直接針對學界中質疑併購案的成員,發動公關戰與訴訟戰的手段過激而引起非議。前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用以自我限制的內部倫理,後者則與在新聞本身作為訊息壟斷性管道的前提下,所謂「新聞倫理」的規範有關。

這些倫理在歷史上的積累,隨著各種壟斷性權力而展開,是為了彌補體制的缺憾,而非直接與之對抗;某些人將這類隨時代與社會產生的文明產物視為人性的體現,若不是對人性只有極為狹隘的認知,便是不察自己的語言純屬無稽。

壟斷的懸念始終在每種權力規則中不斷隱現,無論是對特定資本市場,或某種詮釋權的獨佔,都是主宰著權力玩家的慾望標的。在掌權者處既若是,對於所謂無力者也多半如此。在媒體這個特殊的混合場域裡,我們既已見到長久以來媒體機器作為權力玩家,一方面迎合更強大的軍事國家機器,另一方面又對著正往西方現代性發展的公民社會釋放善意,成功從兩方同時吸收文化、象徵、貨幣等資本及相關生產者。

這其中最成功的當屬至今仍存在的「中國時報系」:到了今天,我們還能從明白的宣言和口稱淪喪等說詞的陰影裡,找到對於「舊中時」的美好懷想;少數認真指出中時曾打壓工會、迎合體制歷史的論者,卻又很少能夠把論述擴張至適當範圍;雖可依此明白看出每個發言者所持的立場,彼此之間卻很難說有什麼真正的交集。

同時考慮(但不必如當下運動論述那樣混雜)事件的這兩條軸線,再考慮到這兩個特色正在社會裡多麼廣大的層面上起著作用,以及批判論述難以顧及的龐雜體系內部諸多細節,或各方言論除了反對或質疑旺中之外難有更多交集,幾乎只因為口號而集結的狀況;我認為,不難看出運動本身已經轉向為針對旺中體系,而非其作為的集體行動(如果我們還願意稱之為「一個」集體行動的話)。

台灣似乎有許多先例:盲目地集合所有活人來企圖達成某些什麼,但一直以來的經驗卻是,只要運動稍微擴張,又不牽涉國家體制下可以標定的利益內容如貨幣、土地等資產,集體內部通常傾向降低對彼此的質疑,直到毫無關係的論述產品不斷平行發生為止。最後的結果,便是只剩下口號本身有可能獲得勝利,內裡未經討論與互相理解的論述,甚至創造出來的個別明星,踏入極端主義或政治信仰的階段,繼續侵蝕社會溝通的基礎,最後每次的運動除了疲累的成員外,都像是不曾有所累積而重新開始。

在媒體運動上,我們的確不斷重新開始。從要求黨政軍退出三台、退聯合報運動、中國時報工會抗爭、自由時報開除環保線記者、婦女團體指責新聞腥羶色、動新聞再現倫理爭議、蔡衍明言論所引發的拒絕中時運動、反對旺中併購案,到各種大大小小的造假、打壓、隱瞞、醜化、盜用、偏頗,或價值保守(但在這個主題,媒體與運動之間或許無甚差別)等爭議裡,似乎很少見到運動有將論述擴大至適當範圍,至少擴大至具有相同問題的媒體產業上的企圖。

每一次我們都遺漏其它媒體內部發生的同樣事件,並嘲笑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是「各打五十大板」、「只想淡化爭議」;而這種持續遺漏所造就運動本身無法累積的貧弱,又使得「各打五十大板」這種在批判論述上幾乎完全不具意義的再批評語言,似乎還真的可以達到淡化爭議的效果。

兩種壟斷

在過去幾樁頻道執照審核的爭議裡,各利益團體提出所謂政府黑手不要介入媒體之言猶在耳邊,從壹電視發照到旺中案以來,NCC卻突然又變成導正媒體結構之眾望所歸。國家引導媒體之惡似乎可以完全隨著黨政軍退出媒體而割除;在蘋果動新聞與旺中案爭議裡,針對過度管制的質疑言論,很自然地被歸入利益結構下予以解釋,而在時空遞移立場轉換之後,又成為媒體核心與另一批論者揮舞的利器。

在制度上,若要對媒體壟斷進行限制,台灣只有不甚詳細的條文大致限制廣播電視系統的收視戶數量比例,事實上能夠引用的規範,很可能只有NCC在過往審核判例中所體現出來的決議精神。單就形式法規而言,NCC透過行政處分附款通過旺中併購中嘉,旺中集團事後聲明不執行附款,並可能進行行政訴訟,是一場行禮如儀的程序芭蕾。運動所要求的,是在管制規則內另加上抵制壟斷的條文,實質上是在要求立法機關與獨立機關NCC,目標理當不是旺中集團。但運動的能量卻多數集中在攻擊旺中、強化反感,以及臆測旺中在事實層面的壟斷成立後,將會進行哪些惡行。而用來支撐這些作法的證據,若非旺中集團成員與領導者的言行,便是在併購案未成事之前,將被併購的中嘉集團如何曲意逢迎的據傳事實,以及將無線電視台在旺中案上的沉默,全數歸於尚未成事的壟斷之惡。

而在論述上,運動走得更遠。反對壟斷的人樂意轉述馮建三提出的「公視獨大/全國一家」,認為有線電視訊息管道的佔有性應該高度國家化,卻在另外一邊指責所謂「政商結合」的結構,是導致旺中案問題的最大因素;而要求媒體產業不可垂直壟斷的同時,卻又不說明垂直的限度何在,不願提及在運動中不斷暗示的內容與通路分離的訴求。如同上述,這些論述的並行不悖,或許可以美化成運動內部的多元組成,但卻無法面對運動本身口號化的趨向,導致個人與運動的關係,在邏輯上不停走入矛盾,最後只剩下單純以口號驅動的感受性連結。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對另一種觀察角度而言,比計較佔有率數字更加重要的壟斷,即是──「感受性的壟斷」。我相信反旺中運動很難認真把自己帶到這個觀察角度上,一方面是因為在高度政治對立的國家裡,媒體運動一向具備的偏視現象;另一方面是,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旺中在體制上壟斷的可能性,會徹底被整個訊息體制內盛行的各種意識型態散佈手段所沖淡。

這一次,反旺中運動終於在集結形式上有所突破,不但成功在網路的各節點上取得優勢,並且在缺乏顯著的傳統組織介入之下,足以集結相對可觀的人數到中天電視台門口抗議。然而,運動的目的如果純粹是要在某個口號之下,盡可能大量取得支持者,這個運動迄今為止的表現可算是成功;但倘若不只如此,則我們必須看到,運動的走向除了口號化之外,內裡的各種現有論述也因為彼此矛盾卻不對話的現象而不斷掏空。這不僅是關於藍綠/非藍綠、壟斷/非壟斷、旺中作惡/媒體產業作惡的單調宣稱及相關的媒體願景,還牽涉到在這種自我矛盾的狀況下,卻還可以宣稱運動的齊一性(「反旺中,就是...」)與任選內容的絕對正當性,這樣的現象。

這種單方面宣稱的壟斷,配合各種彼此矛盾邏輯的並存,結果除了讓運動完全聚焦於單一口號之外,另外也使得連最基本的訴求也顯得無所措手足。在全國學生反旺中行動的訴求裡,只剩下「真的有學生反旺中」一條;旺中案發生後,許多作家、寫手撤離中時部落格,多半也只留下一兩句話聲明旺中集團為惡;而在「鬼月反旺中」的集結行動裡,更是充滿不知所云純粹迎合情緒的文字與圖片宣傳品,以及主軸為抵制旺中集團食品,卻少見明確說法的發言。

這種以強化感受性為基礎加以發展的現象,刻意忽視旺中案裡值得深化的部分,回頭呼籲道德化的虛偽人性,更進一步癱瘓了運動產生任何歷史累積的潛力。換句話說,這種「感受性的壟斷」除了維持住對過於簡化的目標(在本案中是旺中集團、集團成員與蔡衍明本人)產生源源不絕的敵意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意義。而運動論述裡,尚且有人提到納粹收編宣傳機器協助掌權的歷史過往,不由得讓人想到除了訊息管道外,當時納粹同樣收編了包括原左派運動者在內的各種煽動性訊息內容生產者;失去深化能力、僅僅帶著口號與道德堅持的運動,就算徹底滲透到每個人民或每個生活層面,最後只能逐漸形成一種不可質疑的惡物,其中的差別只在於掌握多少權力,是否能啟動肅清的體制機器而已。

於是或許我們反而應該欣喜於這類運動並未獲得壓倒性的社會支持;或許我們應該更小心地檢視自己聯想到的任何歷史事件;或許我們也該在說出「平庸之惡」的時候,記起自己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而任何理念操作的偏視現象,正是導致一個口稱敬神、強調國家與民族榮耀的政權,竟能使得整個國家一起走向對於各種罪行與壓迫幾近全面盲目的境地。

共犯困境

一個運動會走到攻擊所有敵對團體成員的地步,似乎已經不再是什麼孤例,而是每場文化小戰爭都很快會產生出來的必要之惡;更糟糕的是,就算每一種用來攻擊敵對成員的理由或手段都正好是對手為惡的原因,這種攻擊依舊樂此不疲,甚至可以美化成為對不公義的反擊,而後敵手又注定會因此提出同樣的反擊...如今運動僅存的合理性只在於兩方權力大小的計較,對於理念的內涵與辯論,若非無所用心就是各說各話,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源於這種刻意造就的泥巴戰局面。

到底誰才是縱容蔡衍明逕行媒體壟斷,或讓旺中集團展開公關戰、訴訟戰的元兇與共犯?我不認為這種問題有一個適切的答案,或,這個答案的意義並不在於回應重要問題,而頂多只是用來展現回應人的立場而已。我們對結構性因素的想像如此缺乏,導致一切事件都只能是一場罪案;我們也只能崇拜破案的警探或同情犯罪者的個人史,盲於事件集體架構的可能性,連模擬傳統意識型態分析的意見都只能把階級當成一個法人來對待。而這正是我們談結構的時候,首先就必須置疑的想像方案。

這種態度隨著當代批評從人本主義往人道主義的推進而更形惡化。當我們習慣於受害者必然只能有個別的面容,對結構的想像,便受到被害故事本身嚴重的限制。此時若不是找到具有代表性的受害故事、將加害者作為個體予以判決,便只能以大規模型態各異的個人經驗,加上自然主義式的敘事表現(看到這樣的...自然會...),企圖在意識型態不存在的假想前提下影響群眾,有時甚至連再現之後說明自身意識型態的機會都放棄。這不是說個人故事必須被貶為次要的存在,而是要強調當代人對於社會存在與結構存在的缺乏想像之一般,使得許多人在誑稱結構與公共的同時,對自身與對敵人的集體存在以及結構或權力位置都只剩下貧弱的個體性。關於蔡衍明為惡的宣傳技術便是如此,在我們提及旺中集團的壟斷之前,必須先建立蔡衍明(個人)與旺中集團(法人)為惡的論述,而在企圖說服大眾這個壟斷為什麼不可成立的時候,蔡衍明與旺中集團的惡似乎也成了唯一有效的因素。

旺中案裡蔡衍明與旺中集團的作為,在倫理上至少有著三個嚴重問題:其一是上面提到的,刻意把集體與結構現象窄化為個人道德瑕疵與為惡故事的述說方式;其二是在惡意宣傳之後,又企圖將醜化過的個人狀態回頭提充為集體狀態,藉此完成自我保護的公關效果;其三是在進行醜化的同時,將相對難以察覺的意識型態前提與宣傳意識型態的期許,代入這些論述之中成為潛文本,並在表面上宣稱自己毫不偏頗的正義如何凜然不屈。這些之所以是倫理問題,並非因為它不符合某種近代創作出來的所謂人性,而恰是因為它作為人性的表徵,在與當代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之下,我們根據經驗或推論可以發現的那些理當會產生的效果。大致上來說,在這個例子裡,除了時代真的有點遠的法西斯全民運動氣味之外,公關戰術的倫理效果是社會因此盲目信仰修辭技術而非有效理念,因此癱瘓理念在社會行動中的存在意義;盲於結構的效果是窄化與扭曲大眾對於社會現象的視野;製造意識型態潛文本的效果則是意識型態敵人終將複製這樣的手段,來往的結果,將製造出一個大眾必須具備後設文本辨識能力否則必然無法有效行動的社會狀態。這些對我個人而言都是不可欲的結果,但我已不清楚當代社會是否還認為這些仍是問題。

然而,這卻不表示在道德上他們必須有太多責任。關於旺中垂直壟斷媒體產業的問題,被成功渲染成道德問題,可能正是這個運動最重要的失敗。我們對壟斷一事只有模糊的想像空間,更加深這個失敗的害處。旺中案裡,旺中集團唯一打破的界線,是透過收購中嘉媒體集團(在只考慮有線電視系統,以及不計入壹傳媒等數位機上盒系統的前提下)而同時擁有媒體內容與通路,並在通路部分一舉獲得約三分之一的收視戶佔有率。這為什麼算是一種壟斷,不曾經過討論,只有學者意見以及支持者不停擴散的複製內容;或許我們可以先接受鄭秀玲與林惠玲兩位學者採用以德國社會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加權方式,計算出旺中集團在併購中嘉之後的佔有率加權指數為140%,但這個數字到底代表什麼意義,數字必須在多少以下不會有壟斷效果,以及這些標準的原因,就算不是付之闕如,也真的很難見到。兩位教授在公開發表的論述裡提到的壟斷效果,僅在於有線電視系統商具有絕對的頻道上架與下架權,因此具有封殺頻道的可能性;然而我們卻不清楚依此分析,旺中集團究竟具備什麼比其它媒體產業成員更多的能力為惡。而運動補足這個缺憾的方式,卻是以公關戰的手段,不斷重複強調旺中集團與蔡衍明的惡。這種論述方式,事實上不曾提出任何可以滿足基本推論的論述依據,不但造成運動實質訴求裡的規則建立極為困難,更造就了運動本身會以壟斷感受性為操作主軸的結構性因素。

而彷彿運動還覺得自己的焦點不夠模糊,在提出全新創作的某種道德稱為新聞倫理,醜化集團任一成員之際,更進一步出現要求集團成員表態或離開的重要聲音;直到發展到一定階段,運動成員才開始轉述某些名人聲稱不該對抗基層勞工的聲音,當然照例也同時轉述某些堅稱不表態就是不道德的說法。

設法想像運動所關涉到的每個人實際身處於何種處境,並不只是一個用來展示個人心境如何寬廣的小劇場,而是一套預期運動將會在權力布局中哪些節點遭受必然阻力的技術,以及計算運動需要多少能量才能壓制或解除這些阻力的算式項目。事實是,運動者總是疑惑自己為什麼沒有足夠力量抹消這些阻力、總在有意無意地架構出展示寬容或反省的論述劇場,企圖綏靖這些阻力,卻在另一方面伴隨著質疑這些阻力有何正當性的攻擊性論述齊頭並進,留下足夠的空間讓兩種說法都能夠發展。這樣的技術在實踐時常會忽略一個事實:站在這些節點生產阻力的人們,事實上與參與運動貢獻能量的人們有完全一樣的對抗體制的能力與正當性,而運動若選擇攻擊這些人們,在他們受到攻擊的心境底下,運動所代表的不過又是一種體制所生產出來的惡物,而這種想法,特別在旺中案的例子上,恐怕也與運動具有至少相同的正當性。

共識困境

那麼,寫這篇文章,就會讓我脫離共犯的身分嗎?很難。在批判論述興盛但權力卻更加鞏固並更具滲透能力的當代社會裡,我們幾乎無法不成為某種共犯。就算是最有良知的人們也不得不在為惡的權力之下生活,我一直以為這是當代社會的常識,也是任何行動之所以可能的起點,但結果卻是人們以良知之名彼此攻訐消耗,對我而言,或許在歷史上不足為怪,卻實在是倫理學意義上的一個奇蹟。

反旺中運動,反的究竟是媒體產業垂直壟斷或市場佔有率太大、旺中無法貫徹新聞價值、還是背後的中國陰影?無論是何者,都必須考慮不同的進路,或至少提出能夠關連彼此的論述。硬扯在一起的結果,必然是首尾無法相顧:守住新聞價值或不被懷疑背後有中國陰影的媒體,是否就可以執行垂直壟斷?每個企業的市場佔有率要維持在多少以下,媒體環境才能守住新聞價值?如果中國明擺著買下一個固守新聞倫理的媒體,對台灣而言是否還是個問題?如果這三個問題同時在旺中身上出現,才導致這個運動,那麼這個運動裡面包含的諸多價值判斷,分開來看是否還同樣需要堅持?

而我們並沒有答案,或許也就是因為當代批評論述太過興盛,導致任何成形的運動核心論述,都太容易被破解,才造成行動者與批評者之間的緊張關係,進而演變出當下刻意去核心的運動軌跡,剩下人道與憐憫(也許還可以加上家鄉情感)等主題可以繼續專心堅持不受質疑。我們懂得選擇意見、提出關切,卻不懂得形成認識,製造理解。

對我而言,幾乎所有關於運動軌跡的荒謬性都源出於此。不只是在不同山頭間,產生分裂與矛盾,甚至在個人身上也可以找到類似的效果。當反旺中運動的焦點,聚集在旺中集團沒有根據就指控黃國昌策動走路工,還要求黃國昌自我澄清的時候,由BillyPan製造的,質疑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林朝鑫與召集當天集會的學生之間的「不尋常關聯」,毫無理由地以網路好友與活動邀請作為證據,在網路上被大量轉貼,也上了媒體版面;由曾昭明提出,重回漢娜·鄂蘭「平庸之惡」批評理路的文章,除了嚴重的偏視問題,以及他本人不願承認,將基層員工事先認定為共犯的意旨外,更高度簡化論述,把一場媒體打擊對手的公關戰,直接視為戒嚴時代警總的全面壓迫再現,卻不願意說明在言論自由的論旨上,當年的黨外論述如何採用虛矯過度的論述手段;若說這種性質來自權力不對等,多少應該指出旺中集團的權力位置與警總有何不同,造成結果會有哪些異同;若說那些手段無非只是為了追求公義與民主,那也只好承認在這個論述結構裡,成王敗寇的價值畢竟才是重心。

說話誇張、重度偏視,其實只是當代訊息特色的其中一項而已。事實上,觀察網路上「反旺中」的訊息組成,有關於意見的單一化、偏見與歧視的複製、對於異議或邊緣的缺乏同理、面對敵人造謠影射、藉由公關手段與空洞口號醜化對手,甚至是內容生產直通閱聽人與意識型態選擇的壟斷效應,在道德為惡的比例上,可說是與任何據稱缺乏新聞倫理或公民道德的個人或集體都不遑多讓。

當然,網路訊息生產的最大合理性依據,就是自由主義式的個體意願至上神話,網路使用者作為某種「個別的群眾」,也永遠可以站在最低的權力位置而脫離傳統政治對抗格局。在比例上,儘管是再有名的個別網路使用者或群體,當然也不可能與主流媒體接觸群眾的廣泛程度比肩。但極端主義政治從來都不是以支持人數取勝,而是利用論述的構作,讓社會見到某種言論的可能性,情緒所至,便會根據這樣的論述內容或論述形式來發言。極端主義言論與操作手法的發展,才是這類意識型態更重要的目的。

在當代社會裡,極端主義完全理解個人具備眾多角色的複雜性,以及多元社會中某種意識不需要徹底吞噬個人,便能達到目的的宣傳手段效應。作為倫理來看,網路群體言論毫不設限的害處是因為如此,主流媒體言論之所以必須自我設限也無非如是。以網路為主要集結與交換場域的運動,依照上述的態度進行批評,並且將目標窄化至單一集團或個人的身上,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同樣促成了運動本身論述散漫手段混雜,卻還硬要自稱公義不言自明的無聊現象。

個別的群眾

沒有原則,沒有累積、沒有限制...所有這些論述工具全是為了最大化運動能量,但結果卻永遠不盡如人意。為什麼?

著力於社會或制度性現象的運動,畢竟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議程順序,在最初就必須先決定自身結構性或社會性的剝奪與壓迫何在,而非以貨幣資本之類顯然具有統一性也較為可見之物作為組織的起點。就因為如此,運動起點的標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運動本身的走向,標定的論述越清晰、越少矛盾、越不以感受性為起點,就更能落實行動的正當性,也更能預防運動口號化與論述空洞化的問題。或許光談空洞化與片面化等等還不夠,必須進一步理解這些問題在實際運動發展中,究竟會影響到哪些層面。

身處以網路作為普遍組織最重要工具的時代,如果我們還懷疑這種傳統上看似無組織的群眾究竟在權力中佔據怎麼樣的位置,只要想想這次旺中案裡,所有反對者所堅持的廣播電視如何必然操縱人心掌控權力就可以了解。用這樣的比對來暗示某種自我矛盾,或許有些淺薄,但這不僅是一個運動的盲點,也提示著媒體,特別是新聞媒體等訊息特別密集的管道的影響力如何難以界定。這裡又有一個弔詭,根據對媒體受眾識讀能力的不同評價,我們會說網路的多元意見提供使用者不同選擇,使用者會主動選擇自己願意獲取的訊息,而對管道集中化的效果避而不談;但在廣播電視之處,我們卻無法認同受眾具有自主選擇,甚至轉台的主動性,而管道集中化的效果則被提昇到荒謬的高度。事實上,以作為權力節點的表面形式而言,各種媒介具有相當類似的表徵。比較大的差異可能在於,網路訊息通路的壟斷與排斥性商業行為更為激烈,大致上可與傳統媒體頻道相比的入口與節點中,多數內容由非專業者產製,與平台業者沒有僱傭關係,內容受到較少的限制,除了大眾接受的道德標準外,當然也談不上受到什麼訊息產製道德或倫理的規範。

在權力運作的模式上,這種思維並不是非常新鮮,這類組織形式接近傳統社會的農民起義,旗幟與口號是最重要的組織核心,個體之間除了推翻什麼的要求一致之外,沒有太多共同點。這種力量當然有效,只是依據歷史經驗,我們總是可以預期推翻舊主之後新領袖的誕生:在傳統社會是皇帝、領主,近代革命後則有新型態的國家,當代社會裡則透過選舉行為與公共輿論等產生具有主持制度機器權力的總統、政黨,或意識形態。但在傳統政治分析裡,我們特別強調具有領導地位的個人;在當代政治分析裡,我們則傾向以草根、人民、諸眾或自主公民等作為分析的主要對象,而這卻改變不了任何集體內部不一定具備形式組織,卻多半存在領導人或領導階層的事實。有領導階層與共同感受,有核心口號與堅定的向心力,但卻沒有一個說得清楚的共同概念,類似宗教組織的類型,大概可以算是在自稱理性的社會裡最糟糕的一種組合,遑論要以這樣的組合來支撐社會運動。

這種組織形式,不但難以對無法由口號完整闡述的結構進行抵抗,更糟糕的是,在內部邏輯彼此對抗乃至於互相癱瘓的局面下,表面上包羅萬象的運動本身,其實已經並不帶有任何理念或原則;連這點都失去之後,儘管某個運動還有可能作為一個棋子,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或價值服務,但卻必須面對以實力與一切權力節點上各種阻力相抗的局面;相對於體制內部組織規範穩定的優勢,運動受到自我癱瘓現象的影響,也幾乎注定只能事倍功半。同時,運動成員刻意忽視或樂於接受彼此之間與自我內部的矛盾,美其名為包容,實際上是逐漸失去辨別能力的現象,加上領導階層慢慢開始確立的結果,就是任何組織者都開始有能力操作各種互相衝突的論述為己所用,以及熟習結構觀察的組織者開始慣於將某一運動視為更高政治目標的棋子,而運動成員就算能模糊地感覺到這種操作卻仍樂於配合。運動走向因此隨組織者起舞,並逐漸失去個別理念或原則堅持。

這個問題我們在台灣的許多運動中都見過。最後成就的,也就是一群作為領導階層的名人、大量偽裝成價值的口號、不斷精進的宣傳技巧,以及只能依憑這些模糊的訊息,卻又自信過度高漲,認為自己心之所向便必然是人性與公義所在的農民兵團而已。在歷史上,一個政權或一個革命可能因為這樣的現象而沈淪甚至崩垮;我相信這不會發生在當代,因為這可能正是當代政治權力運作最重要的模式之一,甚至不需同化或收編,只要順其自然,這些運動就會解決包括自身在內的一切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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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to:「樓上你怎麼那麼傻」

一篇中肯的評論文當然要提到旺中的惡行呀,如果通篇沒提到這麼明顯的問題的話,那就擺明是偏頗啦。所以最好的方式不是完全不提,是用一種不痛不癢的方式提。

另外啊,自由時報那個頂多是用照片剪貼成的示意圖而已啦。
反正假如下次總統再與民爭道,就請自由學蘋果用電腦繪圖,畫幾台車也不難,不要弄得像小學生的剪貼作業。

to:「佐液份子」

我聽從您的意見又看了一遍您引的文,也回去重讀了上下文。按照上下文的脈絡,我十分確定那段話並沒有暗示反旺中者也有類似的行為。不過這也許是我的文本分析能力不足,所以如果您願意展示一下您那樣詮釋的理由,我會十分感激。如果能夠順便稍微說明一下,為何作者認為旺中對它種種失控作為不需負什麼責任,我會更感激您。

反反旺中不是不行,但麻煩至少請針對「旺中經營媒體適格性問題」與「旺中併購案的媒體集中化問題」,其他像是什麼「誰的發言也很有影響力,為何不反他呀,一定是雙重標準!」、「旺中反對者裡有幾個人心態可議喔!」、「旺中反對者(連同大部分的社會運動)都不夠完美,還可以再做得更好喔!」,這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就別討論了。但很可惜呀,對於那些真正重要的問題,本文討論的篇幅很少,並且在我看來要麼多屬個人臆測,要麼就是些google上找得到答案的老問題。本文主要的篇幅在於用各種方式檢討反旺中的大眾,但這是何苦呢,我只不過就是反對個旺中,又不是要當聖人。

「一篇中肯的評論文當然要提到旺中的惡行呀,如果通篇沒提到這麼明顯的問題的話,那就擺明是偏頗啦。」

這是來反串的嗎?

羅小姐這篇文章寫得真是不可思議的差。

面對青年貧窮化:關於反壟斷再進一言
2012-8-23 台灣立報 陳柏謙(英國倫敦大學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日前因NCC通過旺中集團併購有線系統業者中嘉股權的爭議案,引發媒改團體與部分學者相繼對旺中在台灣媒體業中所可能日漸擴張的壟斷地位深感憂心並提出批判;豈料旺中與蔡衍明對學者與公民團體暴走式的全面反擊與走路工指控,竟反而由插曲一躍成為主戲。這一切更在與旺中素有新愁舊恨的壹傳媒集團加入戰局與之隔空駁火後,最原先卻也是最值得深入討論的「反壟斷」訴求,在整個輿論當中反而被隨後的這股八卦喧囂所淹沒掩蓋。唯一慶幸的是:記協與媒改團體在今年的記者節當天發起的遊行,猶將以「反媒體壟斷」為主軸,某個程度上適切地延續了讓社會持續聚焦於關注「壟斷」與「反壟斷」的討論。而筆者則希望在此針對原「壟斷/反壟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一些討論。
無論是早先學者與媒改團體反對旺中併購案的論述,還是9月1日遊行主訴求說明當中,「維護言論多元」或是「捍衛民主價值」,即便不是唯一,至少也是反對媒體壟斷的最主要原因。關於「言論多元」這點多少有些抽象的「價值」,多虧了蔡衍明的不假、可能也不屑修飾其一身「霸氣」、「狂言」與「專橫」,過去一段期間以來主動公開地以旺中相關媒體為舞台,身體力行地為大眾示範了旗下媒體對所披露的言論的過濾與審查機制是如何運作。於是乎我們似乎有了清楚的示範教學:一個「壟斷」環境下的媒體言論市場,許多不符合媒體資本利益的新聞與消息是如何被消音或甚至扭曲處理。於是乎,為了「維護言論多元」,我們必須要挺身反對壟斷化的發展。而這自然也構成了反對旺中併購中嘉的理由。
只是,首先,關於資本主義內所發展出對壟斷的管制,如同部落客瓦礫所言:「是為了彌補體制的缺憾,而非直接與之對抗。」如果我們暫且先跳開對媒體產業的討論而廣泛來談「壟斷」,反壟斷的概念之所以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主導的意識形態上站得住腳,並被各國透過立法而進一步制度化規管,很大程度上還是其定價在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中被「證實」了將造成「效率」或「效益」的淨損失(Deadweight Loss)。也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壟斷(與寡占)行為之所以必須被限制,其實不過是為了讓經濟行為回到「有效率」的道路上「進行競爭」。「選擇的多元」或「民主的價值」的說法往往只被作為輔助規管與限制正當性論述的一環,若非其對效率與效益上的損害,僅憑「多元、民主」為由,反托拉斯法能否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順利普遍立法,恐怕還有不小爭論空間。
回到媒體壟斷的討論上,當然,我們也許會說,媒體的壟斷比起其他產業更嚴重也更應該反對,原因在於媒體決定並高度影響了我們所能獲得的訊息與知識。這樣的說法當然合理,但也正因為合理,我們反而更應該去檢視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的媒體產業結構與環境。
以台灣為例,旺中一旦成功併購中嘉後,確實將讓其在市場上的佔有率更加擴張。但坦白說,此時此刻台灣的媒體不早就已經處於高度寡占的環境之中嗎?以日報市場為例,從開放報禁以來的百家爭鳴,一路發展到如今四大集團市占率之高,早已符合寡占定義。
更應該注意的事實是,包括這四大集團與主要的電子媒體,在多年資本集中化的過程當中,早就已非單純的媒體事業體,而往往僅是規模更大的資本集團底下的一環罷了。在這種情況底下,旺中與蔡家所反應出的「親中」、「媚中」立場,只是其資本獲利模式的一環;同樣地,其他不同由大型資本所掌控的媒體的立場,即便看似與旺中相異,事實上也僅是商業獲利模式的差異罷了;總歸一句,這些媒體的經營最終都還是得要服膺於其背後資本的利益。換句話說,旺中的進一步擴張,我們絕對有反對的理由;但如果要說旺中案決定了台灣媒體產業的壟斷與否的命運,那反而有礙於我們看清早已寡占的現況。
而在這種寡占的情況底下,過份強調反旺中以捍衛「言論多元」,似乎就有些值得商榷了。如前所述,旺中與蔡家確實一五一十地為公眾操演了資本家如何掌控並直接影響其所披露言論的存留取捨與走向。如果說旺中有什麼特別的話,也許就在於其不吝於讓我們看到他赤裸裸的黑手。但重點是,如果我們夠留意的話,這些「黑手」們其實早已經存在於寡占市場中的各主要媒體當中了。
幾年前,就在基本工資調漲前發起某次倡議行動後,一位一貫認真謹慎的媒體朋友打了多通電話來確認並私下交換意見。認知中,這位朋友私底下是同情並支持運動團體訴求的;至少聊天過程中,他不諱言對主管機關與工商團體說詞的不敢苟同;最後一次談話中,他甚至帶著些許正面聲援態度表示寫了篇報導和分析特稿。只是隔天翻開報紙,只剩半篇文字簡略的報導,還藏在一大篇所謂的「平衡報導」後;此後一次公開場合上再次相遇,談及這事,我們只是頗有默契地交換了個心照不宣的短暫示意。
同樣地,幾天前華隆紡織遭欠薪的工人一路從苗栗苦行至總統府上訪,一位熱心的聲援學生隔天在臉書上抱怨某媒體誇張的「獨漏」處理。事實上,同一家媒體(自由時報)因為其母集團旗下擁有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之前民間團體為協助無力償還的卡債族推動債務清償條例修正與立法過程中,更是可以見到極其偏頗立場的報導與評論。而過去這種「把關」、「審查」機制,事實上一直存在;只因未達今日旺中的赤裸與粗暴,而隱藏在「平衡報導」或甚至在是否具有「新聞價值」的取捨之間運作。但這絕不代表,如此更隱晦而不易察覺的環境就能夠提供「言論多元」;即便有,不過也僅是過濾篩選掉對資本與資本家有害訊息後的無傷大雅的「多元」罷了。
追根究底來說,旺中案中所引發的反壟斷訴求若要能夠有效並有力,或許在對準旺中集團的同時,也必須能夠同時看見寡占市場中的其他資本集團,並且開始嘗試思考著:倘若資本集中化的趨勢乃是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必然的發展,那麼,一位真心反壟斷者是否必然將代表著進一步提升到「反對資本主義」的高度上。

在我進入本文的理解之前
我就已經先被作者奇幻詭秘不按牌理的文法,句構,斷句,跟詞句排列打倒了
可見這篇"超前衛小說"有多卓越
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意會...

2012-12-06 黑雨

這幾天有滿多新聞糾結在一起,但人們往往只選擇看到自己想看的部分。舉例來說,當張大春與李家同以中國殭屍般的思維與尖酸狠毒的詞語跳出來痛罵陳為廷時,很多人認為:這兩人自己也不過是大中國民族主義與古老威權主義的「鷹犬爪牙」罷了;這兩人的層次之低,與其說是私慾所致,不如說是偏執的結果。
同樣的,當一堆人在高喊反對媒體巨獸時,他們卻對《自由時報》林榮三家族的中國投資與土地爭議新聞不吭半聲,對於該報長期以來壓制批判蘇貞昌聲音的霸權現象當做沒看到,也對該報這陣子以來發動文革式鬥爭意圖鬥臭謝長廷的荒謬行為不置可否;這同樣是一種偏執。
如果《中時》是霸權,那麼封鎖批蘇(貞昌)新聞與言論、動用文革手法批鬥謝長廷、甚至是修理蔡英文的《自由時報》也同樣是霸權。台灣,就在這兩種偏執之中,日趨墮落。
年輕人的熱情與夢想,往往是社會最重要的資產。我在過去常覺得:老一輩的政治人物人格性格多已定型,無法期望他們能夠改變;因此,國家與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來自於熱血無私、充滿理想的年輕人。可是我後來發現,這樣的看法只對了一半,因為:我想到幾個「當年」也是熱血年輕人的政治人物,例如因為北投纜車案被判貪汙罪的顏萬進。
根據維基百科:顏萬進「學生時代是政大學運「野火」發起人,在學運刊物《春雷》撰有大量文章。當時和台灣大學的自由之愛運動,一起成為校園民主化運動先驅。顏萬進先後擔任過國策中心研究員、林濁水國會辦公室主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政策會副執行長。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任海基會副秘書長。2005年蘇貞昌擔任黨主席時,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內政部政務次長等職。」誰也沒想到:當年如此純真理想的年輕人,在獲得權勢之後竟然如此墮落。
天安門大屠殺的主導者鄧小平,在17歲時是熱血的留法學生。在柬埔寨屠殺兩百多萬人民的屠夫波布,當年是斯文的中學老師。
我也曾經查詢幾個現在民進黨檯面上人物的早年經歷。被發現官邸中堆滿幾億「建國雞精」的陳水扁,在美麗島大審判時是個年輕勇敢的律師;現在圍繞在自私的蘇光頭(蘇貞昌)旁邊的政治人物,也不乏當年為了學運或環保運動上街熱情吶喊的年輕戰將;一些遇到蔡英文謝長廷就破口大罵,但碰到蘇光頭時就立正站好、變成啞巴的某些所謂深綠獨派人士,也是當年對抗國民黨非常神勇的反抗運動先行者。
有些人之所以墮落,是因為私慾所致。例如支持國民黨的許多軍公教人士,因為他們只考慮到自己能不能擁有利益,不管他人的死活;或是像某些曾經參與學運的年輕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與前途,不惜投靠自私自利的政客。
有些人之所以墮落,是因為偏執;他們為了反抗一種邪惡,不惜犧牲自己追求公義的理想與原則,選擇姑息、妥協、靠向另一種邪惡。這樣的偏執,導致無窮無盡的邪惡循環,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也導致國家社會的集體墮落。
從這些混亂的現象來看,如果我們所追求的正義是選擇性的、有條件的、或是能夠「暫時姑息」的,那麼這樣的正義將是虛偽的正義,無法換來真正的社會進化。同樣的,從歷史看來,每個年代幾乎都有熱情的年輕世代出來反抗舊體制與舊威權;但是,如果這些人最後跟他們所曾經反抗的對象一樣,無法抵抗私慾或偏執的誘惑,成為新的特權或霸權,那麼社會的持續墮落本來就是必然、而非偶然。

如此傳播學者 無恥之尤
2018-01-20 中時電子報 伍思文

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我們的公視系統,變成了一黨之私。而那些滿口傳播公正、要守新聞原則的傳播學者,卻對此一聲不吭,甚至鼓勵叫好,真是可恥鄙劣到極點。這些人甚至是謊而優則仕,都做了士大夫,結果使詐騙業成了台灣省的國恥。
五年前那個「我在ㄨㄨ,我反旺中」,一群受詐騙傳播教育的學生,到處在世界各校園,貼個上寫著「我在ㄨㄨ,ㄨㄨㄨㄨ」的紙牌,丟人現眼。他們把美國的社會良心杭士基也騙來拍了一張驗身照。杭士基後來發現他完全不認同什麼「反壟斷,反巨獸」,也不懂在說的是什麼意思,他提出嚴重的抗議與澄清,但傳播詐騙集團仍然無恥橫行如故。後來這批學生做了電信詐騙的車手,有的還因販毒被判死刑,這也就是台灣都是在傳播詐騙的結果。
當時,王炳忠曾去問一個最綠渾的女傳播學者,說:現在民主言論自由,媒體最要做的是擴大經營規模、發展數位匯流,物競天擇,市場會選擇需要的媒體,怎麼會有「壟斷、巨獸」呢?沒想到這人竟說:現在規定黨政軍要退出媒體,旺中資金來自大陸,故要退出。原來,鬧了半天,談的不是傳播原則,而是政治、是台獨、是反中。
現在,以前的黨政軍已退出媒體了,台獨的政治勢力卻取而代之,其強勢嚴厲比以前更甚。以前,藍的還知道基本的傳播公正原則。但等到綠營當權了,完全不顧這些基本原則,窮兇惡極,手段拙劣。但是以前大叫黨政軍退出的學者,現在卻沒人講話,甚至是助紂為虐。
請看看,現在的公共電視是什麼?魔爪愈伸愈大,控制的電視台愈來愈多,但符合公共付託的精神卻愈來愈少。
最早公視出來,說是政府不能管,要公共公正。行政院長郝柏村說「政府出錢,為什麼不能管」,他這話被傳播學者罵死了。可是,現在政府卻是什麼都管,甚至不是他出錢的也管,這次的民視管華視併公視就是最醜惡的例子。
原來華視是教育部與軍方共同設立的,最先還是在植物園裡,其主要目的就是反共、反台獨;可是當軍方退出、交給公視後,竟成了傳播台獨的綠色電台。還有綠色國母把公視、華視、民視全壟斷,成一個綠色巨獸,真是諷刺荒唐之至。
公共電視本來是文化人張繼高推出的,當時說是要效法英國BBC的模式精神。但張繼高後來也看出,台灣在台獨亂政下,公視難有一塊乾淨的園地;他說,「公共電視是高度民主下的社會才配享受的東西」。傳統的傳播學者徐佳士也說:「台灣只會有政府電視,不會有公共電視;何不承認就是政府電視?」
也因此,後來國民黨主張不要辦公視;台獨傳播學者又跳出來反對,說要實現這個偉大的公共理想。結果公視成立了,卻離理想愈來愈遠。政黨曾經輪替,但綠的黨政軍搶到了公共媒體卻從來沒放手輪替過;連洪素珠那樣瘋狂辱罵老榮民的人,竟也是公視的公民記者。
這種惡劣的現象,可以改正嗎?很難。要文化部或NCC出來管,等於是請鬼拿藥單,他們也是由這些傳播學者組成。還有位NCC委員,竟說「賣米果的不適合經營媒體」這種話。
社會上有句話:「人一綠,腦就殘。」而傳播學者一綠,那更是一臉綠到底。都是意識型態當道,學者淪為御用。
其實,政黨輪替了,這些壞現象也改不過來。藍的陣營本來就很客氣,說話也不敢大聲;綠的則是理不直氣很壯,整個傳播界就仍然會一直綠化下去。這種狀況無救,這就是詐騙業的困境:以為太好騙,騙了也沒事,最後惹到真正的巨獸,那就死到臨頭。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看公視,但它卻變成了用納稅人的錢培養的台獨傳聲筒,既過分亦可恥!

2012-12-25 黑雨

我是支持目前維持死刑的人。可是,當王建煊以「只看到左邊的人權,卻沒看到右邊的人權」來批判廢死支持者的「正義」時,他有沒有看到二二八屠殺兇手蔣介石的巨大銅像仍然立在台北市正中央?如果殺一人兩人應該要判死刑,也認為這樣是一種正義,那麼殺了幾萬人幾十萬人的蔣介石為何仍然受到王建煊、龍應台者流的崇仰與尊敬?很顯然的,他們的正義是會休假的。
12月21日,《自由時報》自由評論「哀,莫大於『心』死!」文章中寫著:「媒體巨獸的可怕,在於任何不配合它的言論,任何它不愛聽的異聲,任何反對它、阻擋它的人,它就遂行私欲,公器私用,披著媒體外衣,打著言論自由旗號,予以殘暴打擊與圍剿追殺。」可是,《自由時報》幾年來封殺批評蘇貞昌的言論,在去年民進黨內初選時對蔡英文陣營喊打喊殺,以及屢次搭配一些激進獨派人士對台派政治人物瘋狂誣陷獵巫的現象,不也是一隻超級媒體巨獸嗎?很顯然的,在這篇文章的作者(胡文輝)心中,正義是會休假的。1930年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尚未成氣候,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弱勢的在野黨」,可是,那一年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富田屠殺事件」:中共黨中央以追查國民黨AB團臥底為理由,到處獵巫、牽連無辜。1931年7月,中共紅20軍「包括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在內的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全部處決」、「在富田事變之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共有7萬多人先後被殺。」當中國共產黨口口聲聲要替中國人民趕走不公不義的國民黨時,他們的正義是有假期的。
幾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公開調侃、譏諷、或未遵循「政治正確立場」談論二次大戰猶太人被屠殺的事件,以色列以及全世界掌握媒體的猶太人後裔都會立即跳出來口誅筆伐、痛罵到底。可是,過去是弱者的猶太人,現在公然以飛機炸彈到處濫殺巴勒斯坦平民。過去艱苦追求建國的猶太人,現在卻轉身打壓也一樣想有自己國家的巴勒斯坦人民。猶太人的正義,顯然也是會放假的。
正義可以休假嗎?很多人談起正義時道貌岸然、義正辭嚴,但是當牽涉到自己所好所愛時,他們的正義是會突然消失的。問題是,當正義休假的時候,邪惡就會悄悄地到來。

這篇文章的確蠻空洞的,看大家的意見爭論比較精彩。

@@!我是路人 匿名的路人 跟樓上參與回覆的多數人一樣 不用背負什麼責任 留下自己覺得舒爽的文字 尤其這些文字還能被看見 乃至讓他人激起一些想就此回應的興奮情緒 一陣喧嘩之後 關掉電腦誰都無須多計較什麼 各有各的偏見(不對...應該說是「各自的理性陳述」比較不會引起反彈) 就像我知道的社會運動發起團體的成員那樣 貌似有共同對象 但其實各自想像 覺得自己的言論與意見更為中立客觀 就像這句話前面所有的句子一樣 關掉視窗 我們都是路人 街上的路人(這種人我們不會稱他們是上街抗爭的社會運動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