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非正規職勞動者的組織現況（上）

責任主編：王顥中

前言

本文主要目的在描述日本非正規職勞動者的組織歷程，包括其歷史背景、政府措施的影響以及後續產生的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全世界非正規職勞動者的數量呈現持續成長。對於雇主來說，非正規職勞動者不僅工資低廉，工時又有彈性，是很方便的選擇。現代福利國家多年來提倡照顧勞動者的政策，近年來卻因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選擇退位，制定出偏向資方的法規。日本當然也被非正規勞動的風潮所席捲。傳統的日本勞工運動主要在組織一般正職受雇者，但今日勞工組織者的重心大多轉移到非正規職勞動者的組織工作上。

本報告將會先講述日本就業結構與勞工政策的轉變，接下來將以四種非正規職勞動者組織的樣貌，來說明其組織趨勢。

一、就業結構與勞動政策的轉變

（一）就業結構轉變：非正規職勞動者急速增加

日本在1950至1960年代間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在第二級產業開始成長的同時，第一級產業卻漸漸式微。從 1970 年代之後，第一級產業持續消退，第二級產業成長也趨緩，而第三級產業同時開始崛起。

工業結構經歷 50 年的轉型，受雇者的人數持續成長。就業結構也經歷了以下轉變：（1）女性受雇者人數增加、（2）製造業受雇者數量遽減，以及（3）非正規職勞動者數量增加。

表一、日本受雇者的人數（依性別區分） 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經濟之分析》，2006年，303-305頁。

從表一可以看出，受雇者的總數在50年間從1955年的1,778萬人到2005年成長了兩倍，達到5,393萬人。按性別來看，男性受雇者的人數從1247萬人至3,164萬人，增加為原來的2.5倍；而女性受雇者從531萬人到2,229萬人，增加為4.2倍。因此，男性對女性勞動力的比例從7:3降低為6:4。1995年以後，男性受雇者的數量持平，女性受雇者數卻持續不斷成長。女性勞動者數量的成長與非正規勞動者數量成長的趨勢成正比，此部分容後再敘。

表二、日本製造業從業者與受雇者人數 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勞動經濟之分析》，2006年，附錄 11-12 頁。

在日本，製造業一直是雇用勞動者數最多的雇主。表二列出了製造業從業者（包括自營作業者和管理階層）的人數及受雇用勞動者數。從事製造業的人數持續成長，直到1992年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2006年的數字與1992年相比少了400萬人。製造業的從業者比例不斷萎縮，從1970年的27%下降到2005年的18%，減少了9%。

製造業勞動者數也呈現出相同的趨勢。勞動者總數在1992年達到高峰，到了2005年，減少了超過300萬人。在1970年，製造業員工佔總勞動人口的35%，到了2005年只佔20%。製造業勞動者數量遽減以及勞動力比率萎縮，指出了日本製造業的空洞化。日本製造業為了生存以及面對劇烈的國際競爭，紛紛將生產轉移到海外，以及擴大使用非正規職勞動者。

表三、日本跨國企業的海外雇用人數 資料來源：東洋經濟新報社，《海外進出企業總覽》，各年度。

從1988年起直至今日，日本的製造業在國外的投資每年超過一百億美元。表三說明了日本企業的國外雇用趨勢。日本企業在國外雇用勞動者的數量從1988年的1,672,000人成長到2006年的3,756,000人，在18年間增加了2,084,000人。特別是在1988至1991年，以及1994到1997年間更是顯著增加。國外雇用人數的增加大抵與亞洲製造業的擴張有關。從1988到2006年，製造業的海外雇員人數增加了1,783,000人，佔了整體雇用人數增加的85%。日本國內製造業減少的就業人口，事實上相當於在國外增加的雇用人數。

表四、日本受雇者的人數（依雇用方式區分） 單位：萬人；括弧內為百分比 資料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勞動經濟之分析》，2007 年，18 頁。

就業結構變化的第三點是非正規職勞動者人數的增加。根據表四，正規勞動者的數量在1997年達到高峰後一路下滑。另一方面，非正規職勞動者持續穩定增加。在1990年代後半以降的增加尤其迅速。從1984到2007年，非正規職勞動者佔整體勞動力的比例從15.3%上升到33.7%，這意味著三名勞動者中就有一名是非正規職勞動者。

非正規就業有各種不同樣貌。大致上可分為兼職員工（包括了工時短、作為副業的臨時工）、派遣工和雇用期間固定的定期契約工。表四列出了兩種就業型態，透過派遣公司仲介的間接就業被分開歸於另外一類。雖然兼職和臨時工是常見的非正規就業型態，它們的數量直到2000年就不再成長。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還不太常見的派遣工與定期契約工在2001年後迅速成長。我們應當注意到當時勞工政策的變化助長了此一趨勢。

表五、日本受雇者的雇用方式比率分布（依性別區分）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勞動力特別調查》。

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女性從一開始就佔了非正規職勞動者的極大部分。表五顯示，在2006年正規勞動者的比率面臨萎縮時，82%的男性勞動者仍然屬於正規就業勞動者。在女性勞動者當中，1985年時正規勞動者的比例為68%，2004年下跌至50%以下。女性非正規職勞動者當中，40%是兼職或臨時工，超過10%是派遣或定期契約勞動者。兩個女性勞動者當中，就有一人是非正規職勞動者。考慮到勞動力市場上女性勞動者的增加，以及女性非正規職勞動者的迅速增加，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就業市場的非正規化趨勢是擋不住了。

表六、日本 2006 年雇用非正規職的比率（依產業別區分）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勞動經濟之分析》，2007 年，附錄262頁。

哪個行業雇用最多的非正規職勞動者呢？從表六可以看出，以2006年的資料來說，製造業提供最多了正規就業機會，其次依序是批發零售業、服務業、醫療保健福利業以及營建業。對比之下，從非正規職勞動者來看，批發零售業以及服務業佔了絕大多數，其次是製造業以及醫療保健福利業。尤其是餐飲旅館業有65.4%的勞動者屬於非正規職，其次是服務業，以及批發零售業。雖然製造業雇用了超過二百萬名非正規職勞動者，他們佔該產業勞動力的比率相對較小，只有20.7%：但顯而易見的是五名勞動者之中就有一個非正規職勞動者，該行業削減了正規勞動者的數量，以非正規職勞動者和在國外的雇用遞補空缺。

此外，另一點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越來越多移工來到日本成為非正規職勞動者。1980年代下半，在日本已經可以見到移工，根據政府統計，1996年時有37萬外國勞動者在日本，到了十年後的2006年，人數增加了一倍至74萬人。雖然日本法律不允許日本企業接受沒有特殊的技能或專業的移工，1990年代以來我們已經觀察到很多例外。

移工增加的主要來源，是具日本血統的巴西或秘魯國民，其人數從1996年的23萬人增加到2006年的37萬人。接著是具有特殊技能和技術的勞動者，但這類勞動者數量一直維持在15萬人左右，並無顯著增加。

我們觀察到最顯著的增長，是研修生及技能實習生：從1993年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開始以來，有超過10萬名外國青年來到日本。此外，也別忘了外國留學生中有將近10萬名的臨時工。這些數字加總起來約74萬。此外，還有略多於20萬無居留資格的外國人在日本居住。

因此，全部加起來，移住勞動者數將近百萬，大多數屬於非正規職勞動者。他們在日本的非正規就業市場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日本政府的勞動政策

二戰後日本的勞資關係型態被稱為「日本式經營」，主要有三大特色，包括「年功序列」：工資隨著年資遞增、「終身雇用」：員工在公司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以及「企業別勞動組合」（中譯版註：年功序列、終身雇用及企業別組合，被稱為是日本式經營的「三大神器」。企業別組合有兩層涵義：一是說相對於西方的產業別工會，日本的工會多是以企業別為組織範圍成立工會；第二層潛臺詞的涵義是說，大部分的工會是依附於企業的、鼓吹勞資和諧的路線，其實是企業組織的一部分。）這些公司裡當然也有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例如兼職工、臨時工和定期契約工，但勞動力主要還是由男性的正規員工組成。雖然只有 30%左右、大多服務於大型企業的勞動者加入工會組織，但年功序列以及終身雇用制讓全日本中小型企業的無組織勞動者也能受到保障。我們或可以說，是構成產業核心的正規就業勞動者們，造就了日本在1950到1960年代的經濟成長。

然而，1970年代後第三級產業的成長，「日本式經營」也逐漸轉變。在 1980 年代，公營企業開始私有化的腳步，為後來的市場放鬆管制和新自由主義揭開序曲，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日本國有鐵道（以下簡稱日本國鐵）的解體與私有化。這樁事件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此過程導致了傾向反資本的「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Sohyo，以下簡稱「總評」）解散，以及後續由溫和派私營企業工會所組成的「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RENGO，以下簡稱「連合」）的成立。

1980年代，在日本國鐵私有化和連合的成立過程中，兩項法案的施行，對後來就業結構法制鬆綁造成很大的影響。一個是1985年施行的《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另一個是 1986 年施行的《勞動者派遣法》。《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的立法基礎在於將男性和女性視為平等的勞動力，但對產業界來說，卻為它們提供了大好理由不為女性勞動者提供額外保障。

當法律付諸實行，許多不同的情況接踵而至，包括將女性從大多數一般的勞動者中區分出來、女性就業方式的多樣化，以及非正規就業女性勞動者數的增加。《勞動者派遣法》合法化了勞動派遣機構以及要派企業之間將勞動力視為商品的交易行為。然而，當勞動者不再受直接雇用，也就意味著他們暴露在較高的風險當中，因此派遣勞動的類別最初只限於13種職業，包括了外語口譯員和軟體工程師等等需要專業技能的職業。

1990年代，日本面臨了泡沫經濟破滅和經濟持續衰退，產業將它們的營運重心放在縮減勞力成本，以非正規員工取代正式員工。他們的手段被「日本經營者團體連盟」（以下簡稱「日經連」，後與「經團連」合併）於 1995 年出版的報告籲為「新時代的日本式經營」。

該報告指出，勞動者可以分為三大類（1）長期蓄積能力活用型、（2）高度專門能力活用型，以及（3）雇用柔軟（彈性雇用）型。第一類工作者構成了產業的核心，包括了管理職人員與技術人員，這類員工屬於不定期契約的正規就業者。第二類工作者包括了企劃、營業和研發類人員，可能屬於非正規雇用：他們的薪資是由績效決定，屬於定期契約。第三類工作者屬於非正規就業勞動者，工資和工作期間都不穩定。

日經連的報告提倡將第二類與第三類人員大量以非正規方式雇用，引介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化」與「流動化」。從1980年代以來，若干政府機構亦已經開始提倡非正規雇用。例如，「經濟審議會」在1982年提出了「勞動市場的新架構，積極利用外部市場的功能」。日經連的報告對於受經濟衰退打擊的產業有很大影響。為了因應產業困境，勞動以及就業法規面臨了多次的重新制定與修改。

《勞動者派遣法》於 1996 年進行修訂，將適用的行業增加至 26 個。1999 年再次修訂，除了製造業與營建業的少數工作之外，幾乎全數失守、可以使用勞動派遣人員。最後一次的修訂促成了人力派遣業務的快速增長，大幅增加臨時就業者的數量。

在1990年代，也有越來越多移工進入非正規就業的勞動力市場。雖然 1989 年《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的修正一方面限縮了對沒有居留權的移工的控制，卻同時讓日本移民的後代獲得居留權，以彌補嚴格控制移工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此後，日裔的巴西人和秘魯人構成了非正規就業移工的絕大部分。

此外，開始於1993年的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本來應該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計劃，幫助年輕人取得所需的技能培訓和技術教育。但在現實中，他們必須先接受為期一年的培訓，才能成為受勞動法規保障的一般勞動者，再接著努力工作兩年。在技術轉移的前提下，研修生及技能實習生被迫長時間工作，以換取低的不合理的工資。

2000年之後，小泉純一郎政府進一步推出更多市場彈性化和去管制化的措施。在此同時，人們開始注意到非正規就業在各地發生的諸多問題。

2003年《勞動基準法》的修訂是一項重要的制度變革。該修正有三個重點：定期契約期限的延長、解雇規則的明確化，以及彈性工時的擴張，其主要目的是企圖整體鬆綁勞動關係法規。有關非正規就業的規定，原本定期契約應以一年為限、在特殊情況下可延展至三年，修正後變成以三年為限、在特殊情況下可延展至五年。企業對此一修正均表示歡迎，因為他們發現非正規職勞動者實在太好用了。

下一個影響深遠的變革，是《勞動者派遣法》於2004年的修訂，取消了對製造業使用派遣勞動者的限制，並將派遣勞動者的最長契約期限從一年延長至三年，除非是被派往製造業的勞動者。當《勞動者派遣法》於1986年制定時，允許派遣的工作僅限於特殊技能和技術工作，因為這些勞動者的權利有可能無法得到保障。然而，現在派遣勞動的擴張狀況已經今非昔比，甚至連製造業都接受派遣勞動者。此外，延長契約期限與勞動基準法修正有關，它假定了非正規就業在未來將成為常態。

到了2007年，製造業派遣期間的上限也延長到三年。別忘了製造業使用派遣員工的禁令在2004年才剛被解除，到了2007年，製造業就可以跟其他行業一樣使用派遣勞動者。這種放鬆管制的結果，造成了非正規就業多元的樣貌。

在某些情況下，雇用期不是被延長，而是被縮短到六個月或三個月。在實際操作上，最短的雇用期間是以日計算（日雇工），勞動者完全沒有穩定的工作條件。

到了2008年，態勢已經很清楚，過度放鬆管制和擴張的非正規職勞動者數量擴大了貧富差距、破壞了社會的穩定和進步，社會上開始出現檢討相關政策的聲音。然而，此舉並未對放鬆管制產生任何實質影響。為了改變政策，必須要將非正規職勞動者組織起來，以壯大勞工運動。

二、組織非正規就業勞動者

（一）組織中小零細企業中的勞動者

今日，日本勞動者的組織主要分屬兩個全國性總工會及一個協議會:連合、「全國勞動組合總連合」（Zenroren，以下簡稱「全勞連」），以及「全國勞動組合連絡協議會」（Zenrokyo，以下簡稱「全勞協」）。

連合是「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的會員組織之一，擁有675萬成員。全勞連有100萬名成員，其政黨連帶是日本共產黨。此外，有一些拒絕加入連合或全勞連的進步工會，連同一些連合旗下的組織組成了全勞協（15萬名會員）。

連合建立之前，日本具代表性的全國總工會有兩個:總評和「全日本勞動總同盟」（Domei，以下簡稱「同盟」）。總評在勞動攻勢上展現了較強的領導能力，也構成了日本社會黨的社會基礎，它曾經扮演促進日本進步的核心力量。由於在1980年代有諸多關於統一勞動攻勢的討論，造成總評解散，連合接著於1989年成立。連合的核心會員主要是大企業工會和公部門工會，例如「全日本自治團體勞動組合」以及「日本教職員組合」（此二者之前曾是總評的主力）。日本戰後勞動者運動重新洗牌的過程是一個有趣的議題，但這並非本文重點，因此在本報告中暫且不提。

總評於1950年成立成為全國的總工會，其背景是佔領日本的美軍意圖削弱共產黨在勞動者運動中的影響力。但是隨著時間過去，總評推動了反美的和平運動，並建立自身在進步運動的中心位置，也成為後來社會黨的支持基礎。1950年代期間，總評積極在縣、市和區建立「地域勞動組合協議會」（以下簡稱「地區勞」）等分支機構。儘管這些機構是總評的下屬機構，他們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例如他們不僅接受總評的會員，還接受「中立勞動組合連絡會議」（簡稱「中立勞連」）的會員。在專職工會幹部的領導下，地區勞成為當地進步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據點，走出自己獨特的運動路線。

從1950年代後期起，總評仰賴地區勞的影響力，開始將中小零細企業的勞動者組織起來。正如前面所述，「日本式經營」有三個特點:終身雇用、年功序列以及企業別組合。雖然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近年來已逐漸式微，企業別組合的傳統仍然屹立不搖。

總評的力量主要來自於其核心組織成員的支持，也就是政府和公共雇員工會以及大企業的工會，而這兩者都是相對受到優惠保障，享有終身雇用制的正規就業勞動者。即使在當時，有這種得天獨厚條件的勞動者只佔了全日本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其他在中小零細企業工作的勞動者，仍然缺乏組織和保障。

因此，全職工會組織者開始積極將同一個地區的個體勞動者組織起來成立合同勞動組合。合同勞動組合跟企業工會不同，是將破碎的勞動力以區域別工會或產業別工會的型態組織起來，其目的是在適應中小零細企業勞動者的處境。根據日本《勞動組合法》的規範，如果員工是工會成員，則公司必須與工會進行協商。合同勞動組合可以根據此法令，以小型企業工會上級工會的身份與公司進行協商。

總評創立了「全國一般勞動組合」，作為全日本各地合同勞動組合的統合組織。從1950至1960年代，中小零細企業的勞動者面臨許多問題，全國一般勞動組合作為產業工會或區域工會的統一戰線，支持勞動者提高工資的訴求、因應破產的措施與其他問題。在他們開始介入之後，勞動者透過各種交誼活動與工會交流意見，說出他們對於自身處境的想法。

然而，他們的聯繫工作卻不太順利，主要原因在於各地合同勞動組合的封閉性。個別勞動者在加入當地合同勞動組合之後，他們通常會在各自的工作場所建立工會支部，實際上是一個企業別的分支工會，因此在其他公司工作的無組織勞動者很難加入這些分支機構。另一個原因是工會領導人沒有認知到，他們的任務還包括了組織非正規職勞動者，例如外包契約工、臨時工、定期契約工和兼職工。在連合成立之後，全國一般勞動組合分裂成好幾個組織，包括「全日本民間勞動組合連合會」（連合系，五萬名成員）、「全勞連全國一般勞動組合」（三萬名成員），以及「全國一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全勞協系，一萬名成員）。全日本民間勞動組合連合會與全日本自治團體勞動組合於2006年合併。

（二）地域勞動組合

我們若要討論日本非正規職勞動者的組織工作，一定要先對一般人可能覺得不熟悉的「地域勞動組合」（中譯版註：原文以片假名表記為コミュニティ・ユニオン，其音來自英語的 community union，這裡譯為較具和風之「地域勞動組合」）有所理解。地域勞動組合大約在1980年代初成形，許多地域勞動組合是在各工會地區勞的財力和人力協助下所成立的。但他們跟也接受個人會員的合同勞動組合有所不同。合同勞動組合雖然規模小，卻是許多企業工會結合起來的聯盟，也是像全國一般勞動組合這樣組織的旗下加盟工會；而地域勞動組合的成員是在同一地區生活及工作、沒有組織的個體勞動者，勞動者因為認知到他們需要組織來協助解決難題，而加入地域勞動組合。地域勞動組合雖然小，卻是不隸屬於任何上級組織的獨立工會。

1.地域勞動組合的成立背景

讓我們稍微檢視一下1980年代的時空背景，看這種新型態的地域勞動組合是怎麼在日本崛起的。

首先，非正規就業的趨勢在勞動市場迅速擴大。從1960年代開始，兼職就業的人數急速增加，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勞動者，到1973至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時，企業以人力精簡來回應經濟情勢，使得這種就業型態持續增長。兼職工和臨時工面臨到許多他們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儘管他們在同一地區居住和在當地企業工作，卻被孤立在社區之外。

此外，在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後的日圓升值，加速了日本企業在海外的拓展。在日本國內，人們亦開始注意到來自菲律賓和韓國的移工，其後又有來自南亞例如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國、從事危險或骯髒工作的移工，他們大多沒有居留身份。

到了1980年代，許多沒有組織的兼職勞動者和移工開始向地方的地區勞求助，這些組織在處理勞工問題上也已經累積了一定的知識和經驗。當時有項知名運動叫做「兼職110熱線」（パート110番），這是專門幫助兼職已婚女性的一項服務，全國各地的地區勞當時選擇固定的日期提供相關諮詢服務。也許因為這項活動被大眾媒體所報導，這些組織接到如潮水般湧入、來自兼職婦女的詢問與求助電話。他們不僅談論勞動問題，也討論生活中的困難，例如遭到解雇、雇主口頭承諾的反悔、違反人權的作法、兒童教育、照顧年邁父母、稅務、保險和其他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非正規職勞動者的問題，地區勞的專職組織者經常需要與企業和公部門組織之間進行協調。在此同時，他們也開始組織這些非正規職勞動者。因此，大阪的「東地域合同勞動組合」 （ユニオンひごろ）和東京的「江戶川勞動組合」（江戸川ユニオン），這兩個地域勞動組合分別於1983以及1984年成立，其成員大多是兼職勞動者，之後全國各地的地區勞一個接一個地成立地域勞動組合。

然而，為什麼各地地區勞會在1980年代開始組織非正規職勞動者呢？因為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變化，對勞工運動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1980年代，勞工運動的重心之一是勞動者陣線的統一，這個方向最終在1989年導致了連合的創立。當總評解體時，地方的地區勞轉型成連合的地方分支。但連合既未提供財政支持給地方分支，也不期待地方分支在勞工運動中發揮積極作用，所以最終許多地區勞被解散，因為他們無法支持全職的組織者。

地區勞遭到解散之後，地方上的工運後來進行得如何呢？一些在地區勞工作過的熱心全職組織者和運動者，極力讓勞工運動的火炬持續燃燒，並且繼續組織非正規職勞動者。在日本各地組成地域勞動組合是他們的生存策略之一。

2.活動概況

當在地行動者意識到他們需要將非正規職勞動者組織起來，而非只是針對勞資糾紛提供諮詢 時，他們轉向江戶川勞動組合的模式，以作為組建地域勞動組合的指導方針。地域勞動組合研究會成立於 1986 年，參加成員包括了工運活躍分子和研究者，並持續進行調查。1988 年該研究會將研究結果集結成〈地域勞動組合宣言〉，講述了地域勞動組合和成員的主要活動，並編印了一份成立地域勞動組合的工作手冊。這本手冊後來成為全國各地新興地域勞動組合的工作指南。大約在這個時候，「地域勞動組合」在日本社會開始落地生根。

雖然每個地域勞動組合的起源、結構與活動都不盡相同，也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如同前面提到的，許多地域勞動組合是在勞動者與雇主或地方政府協商的過程中形成的。地域勞動組合平均有20至300名成員，包括了非正規職勞動者、當地地區勞和市民運動的活躍份子等等。原則上，地域勞動組合只接受個別勞動者成為會員。但有時候個別勞動者在他或她的工作場所與同事組成一個小工會，往往可以被視為地域勞動組合的一個分支。這些組織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他們跟傳統工會的結構類似，包括了執行委員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和秘書長。與傳統的工會相比，地域勞動組合的會員與執委會有更多女性成員，有些工會甚至是由女性擔任理事長。會費從1000日圓至2000日圓不等，其中包括了緊急情況的互助金。這種工會大多數無法經濟獨立，他們一開始往往會從當地的地區勞得到一些資助，包括辦公場所、財務和人力等等支援。

他們積極提供成員勞動問題和日常生活問題的磋商。原本獨立於工會以外的個人，現在得到培力跟地域勞動組合其他的成員團結起來，一起對抗雇主。有時候成員會要求當地勞動行政單位在勞動者和雇主之間進行調解。至於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工會利用個人網絡為成員提供協助已經行之有年，提供包括律師、醫生、稅務師、議員和其他服務。

偶爾，工會會組織旅遊團或其他活動，讓平常因為在不同地方上班或忙於家務而素未謀面的成員有機會相互了解。此外，一些工會開始經營小型事業，例如供應午餐、有機食品、為殘障人士提供工作機會，或是開間小餐館。由於他們認為地域勞動組合的最終目標是要改善成員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他們也開始參與和平運動、參加針對《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的抗議示威或遊說活動，以及參與促進兼職和移工權利的全國性運動。

例如，在1995年1月的關西大地震災後，地域勞動組合就展示了串連的力量。這次地震造成 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奪走超過6500人的生命。許多人不僅失去了房子，也沒了工作，非正規 職勞動者受到的影響最為明顯。當神戶和尼崎等受災地區城市裡的勞動組合迅速成立了自己的聯繫點，他們幾乎被不滿和投訴的電話淹沒，其中據說有 70%的投訴來自兼職勞動者。這個全國性的網絡在危機期間提供的支持不僅是金援和資訊，還包括了來自日本各地、願意到受災地區提供協助的專家顧問。在災難發生的五個星期後，地域勞動組合網絡成立了一個災難受害者勞動組合，迅速協助處理解雇、失業補償金以及失業保險的問題，比任何傳統工會的動作都快。由於媒體的報導，這個組織大幅提高了大眾對勞動者困境的注意，使勞動者權利獲得保障。

第一個地域勞動組合網絡的全國性會議「地域勞動組合全國網絡」（コミュニティ・ユニオン全国ネットワーク，以下簡稱「全國網絡」），於1989年在青森縣舉行。當時總共有50個地域勞動組合以及一萬名成員。當連合成立時，長久以來作為地域勞動組合發展基礎的地區勞遭到解散，有些地域勞動組合因此隨著消失。然而，有些組織跟當地的連合分支建立關係、繼續活動，甚至組成了新的地域勞動組合。在2002年，全國網絡的一些成員組成了「全國地域勞動組合連合會」（全国コミュニティ・ユニオン連合会，以下簡稱「全國連合會」），並以產業別工會的形式加入連合。

從第一個地域勞動組合誕生以來過了25年，他們的現況如何呢？2005年，全國網絡向加盟工會發出問卷調查，回收的54份問卷分析結果如下。平均起來，工會約在1991年成立，在2005年約有200名成員，男女性會員比例為58%比42%。它們平均有八個分支工會，大約四分之一工會有外國人成員。執行委員會有13名成員，每月定期開會以及公佈其官方公報，大多有自己的網站。入會費是3150日圓、定期會費為1174日圓，互助金為625日圓。平均每年的預算為682萬日圓，雇用一名全職員工，工會通常與其他單位共用辦公空間，因為有限的預算讓它們很難有自己的辦公室。據報導，超過80個地域勞動組合參加全國網絡，共有15000名成員。

也有另一種型態的網絡，將日本從北到南，包括北海道、東北、東京首都圈、東海、關西到九州地區都串連起來。這種網絡的工會每年春季和秋季時都會開為期兩天的大會，讓各地的勞動者們可以聚在一起談論勞動問題、以及分享與企業和公部門談判的經驗。

全國網絡每年舉行為期兩天的會議，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地域勞動組合成員參加。會議中會決定行動政策並選出執行委員，同時也有全體會議以及小組會議，討論當前存在的問題。去年的會議在奈良縣舉行，有來自80個工會的400名成員參加，小組會議討論的問題包括了心理健康、同工同酬運動、派遣勞動、韓國的勞動者鬥爭、外籍勞動者、簡易勞動審判、職業災害、公共服務的崩壞、工會運動、工會的角色等等議題。

（三）江戶川勞動組合—案例一

1.江戶川勞動組合的誕生

江戶川勞動組合是標準的地域勞動組合，坐落在東京都江戶川區，位於市中心東緣，是中小零細企業密集的聚集地。在此地區內，有組織的勞動者比率較低，而非正規職勞動者，包括兼職和移工，在這裡已經行之有年。在東京東部，向來有許多組織中小零細企業勞動者的激進運動。「江戶川區勞動組合協議會」（以下簡稱「江戶川區勞協」）的專職組織者，許多是前學運份子，在畢業後繼續為社會正義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江戶川區勞協是江戶川勞動組合的創始組織，從 1980 年代初就不斷接到兼職勞動者的投訴，關於雇主威脅解雇或是不支付工資的情況。有一天其中一位勞動者說，她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和同事的工會，因此出現了一個新型態、願意接受個體勞動者的工會。在幾個全職組織者的領導以及「讓我們一邊向前走一邊思考」這樣的口號之下，兼職勞動者的工會迅速被組織起來。正如前一部分所指出的，許多工會認為需要統一的勞動戰線，並且看到了企業別工會的限制，種種因素促成了地域勞動組合的誕生。

江戶川勞動組合在1984年3月剛成立時，有43名成員，包括了兼職和其他非正規職勞動者。由於會費每月只有2000日圓，他們的財政無法獨立，只能跟江戶川區勞協共用辦公空間。在領導方面也有類似的問題，非正規職勞動者在約10人的執行委員會內不算多數，工會可說是完全被江戶川區勞協所控制，其會長為工會的理事長，其秘書長為工會的全職組織者，只有副理事長一職是由一名兼職勞動者擔任。他們的口號是：「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以及「博愛、友愛、兼愛」（ふれ愛、友愛、たすけ愛），從那時候開始，這些口號就一直為後來形成的地域勞動組合所不斷使用。

2.活動概況

他們主要的活動是提供諮詢服務，包括了借貸問題、子女教養問題、疾病困擾等等。他們相繼推出了互助會系統，讓缺錢的家庭主婦需要幫孩子付學費時，可以得到幫助。此外，他們除了提供諮詢給工會成員之外，還會巡迴周圍地區的中小零細企業，鼓勵正規職和非正規職勞動者組織分支工會。分會成立後，地域勞動組合幫助他們與管理階層談判。在當時，兼職勞動者工會的觀念非常新奇，他們經常得到媒體報導。江戶川勞動組合因此在當地聲名大噪。三年後，也就是1987年，它的成員人數已經超過300人。

在1980年代後半，人們開始注意到，越來越多沒有居留身份的移工在當地的中小零細企業工作，這些外國人開始要求工會協助解答他們關於解雇、拒絕給付工資以及工作傷害方面的問題。為了有效處理這些問題，必須要先排除語言與《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的障礙。幾個工會於1988年聯合創建了 CALL 這個網絡，為外籍勞動者提供協助。此外，江戶川勞動組合也為移工組織了志工團隊，為懂一點日語的外籍勞動者開設日語班。在上語言課的同時，他們也提供關於工作和生活上的意見。

1994年，在工會誕生十年後，工會選出了女性兼職勞動者擔任理事長、秘書長以及兩名執委。工會當時已經有兼職勞動者工作小組以及外籍勞動者工作小組，在全國致力於推動修正《部分工時勞動法》和《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以保護女性和外國勞動者的權利。

江戶川勞動組合的另一個重要性在於，它已成為當地各種運動網絡的基礎，不僅在勞工運動，當地居民在社會以及和平運動方面都很活躍。江戶川地區有許多市民團體，包括提供外籍勞動者協助的 CALL 網絡、工作傷害和職業病中心、鼓吹同工同酬的女性團體、反核與和平運動團體、合作社運動團體等等。工會成員在他們居住的地區建立並發展出一個多層次的網絡。

然而，在歷來行動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成員，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必須退出。因此目前江戶川勞動組合的活動已不如以往活躍，成員人數也減少到100人以下。

不過江戶川勞動組合仍然持續提供勞工問題諮詢和舉行勞動教育研討會，另外也與其他在東京東部的江東勞動組合和隅田川勞動組合結盟，組成屬於當地人的「下町勞動組合」（下町ユニオン）。下町勞動組合成員間尊重彼此的差異，根據工會成員的不同屬性而相互結盟，例如建築維修勞動者聯合起來成立大樓維修工會，而醫療保健工作者則組成護理工作者工會。

三、組織移工

（一）移工的組織工作

本節稍後將會以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作為案例，說明對於無居留身份之移民工的組織經驗。在開始描述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之前，筆者先大略說明移工在日本的一般處境。

1980年代中期以降，由於廣場協議造成了日圓升值，對於移住勞動者的非法雇用急速增加，以填補日本勞動力的短缺，他們大多在危險、骯髒而辛苦的場所工作，例如建築工地及中小零細企業。沒有工作簽證的外籍勞動者面臨了嚴重的勞雇問題，例如回扣、拖欠工資、職業災害等，最先協助他們處理問題的多半是教會以及市民團體。

1987年，協助移工的先鋒組織「壽町‧外國移住勞動者連帶會」（寿・外国人出稼ぎ労働者と連帯する会，簡稱為「カラバオの会」、發音做 KALABAW-no-Kai，以下簡稱「水牛會」。中譯版註：kalabaw 是菲律賓 Tagalog 語中「水牛」一詞的發音，用以象徵勞動者的處境），成立於橫濱的壽町，這地方被稱為橫濱的寄せ場。之後，全國各地紛紛出現類似的組織。寄せ場是指便宜旅館群聚以供應大量建築日雇工住宿所需的地區，東京的山谷、大阪的釜ヶ崎、名古屋的笹島，以及橫濱的壽町，都以寄せ場而聞名。來自菲律賓和韓國的移工在剛抵達日本時，大多居住在該地區。移工支持團體、日本各地的寄せ場支持團體、地域勞動組合、工會和婦女團體集結起來，成立「亞洲勞動者問題懇談會」（アジア人労働者問題懇談会），每月固定集會一次以交流資訊。

1990年代，全勞協底下的全國一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開始對移工進行組織。「全國一般勞動組合東京南部 」是第一個開始處理移工案件的工會。因為他們在1970 年代曾經有組織移工的經驗，他們招募了許多非正規就業、持工作簽證的英文老師，這樣的勞動者在1980年代之後愈來愈多。而負責東京北區、中區與西區的「全國一般東京勞動組合」（以下簡稱「東京勞組」）則開始組織來自南亞的移工，並成立了負責外籍勞動者的部門。隸屬於全國一般勞動組合東京南部的「全統一勞動組合」（zentoitsu），他們也開始積極地組織來自南亞的移工。辦公室設於大阪之「一般勞動組合」（ゼネラルユニオンは，General Union），是關西全勞協的核心組織之一，亦將英語教師組織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隸屬於全國一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之組織移工的屬會，其中由移工擔任的幹部展現出卓越的領導能力。

正如前面所述，支持團體與工會從1991年開始在各地舉辦年度論壇，以方便成員交流訊息，從1996年開始變成全國性的集會。

到了1997年，為了更有效聯繫全國各地的成員以及超過 100 個的團體，他們成立了「移住勞動者連帶全國網絡」 （移住労働者と連帯する全国ネットワーク，SMJ，以下簡稱「移住連」）。移住連作為日本移住勞動者運動的核心，其任務包括了對國會提出政策建言、建立國內與國際連帶網絡以及宣傳活動。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是這個網絡的核心組織之一，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的理事長也同時是移住連的共同代表之一。

（二）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案例二

1.沿革與誕生

「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神奈川シティユニオン）位於東京都會區旁的神奈川縣川崎市。川崎市是日本第一個工業區京濱工業地帶內的勞動者集聚地。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的前身來自於「全日本造船機械勞動組合」（以下簡稱「全造船機械勞動組合」）關東地方協議會的神奈川地域分會，於1982年成立。全造船機械勞動組合是一個產業別工會，集結了各大造船公司的勞動者，而關東地方評議會則是其在關東的分支單位。當企業紛紛成立支持管理階層的御用工會（也被稱為「第二組合」）的同時，全造船機械勞動組合決定將橫跨不同產業的勞動者組織起來，成立神奈川地域分會，讓個別勞動者都可以加入。他們也決定這個分會不要像其他地域勞動組合一樣，只在一個固定區域運作。

神奈川分會秘書長M先生是位知名的社運人士，從學生時期就開始參與學運、後來投身勞工運動。他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故事，就是在從事工運期間曾經被解雇12次。神奈川分會當時主要的任務是為兼職工以及受雇於轉包商的勞動者提供諮詢服務。後來，在水牛會的請求下，開始為外籍勞動者提供服務。1991年3月，這個分會改名為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當時有38位會員，由M先生擔任專職組織者。

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一開始與「移工連帶中心」（Solidarity Center for Migrants, SOL）聯合運作，後來跟勞雇爭議有關的問題都由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接手處理。跟水牛會類似，屬於天主教橫濱教區的移工連帶中心被認為是處理移工問題的先驅組織，其辦公室位於川崎的鹿島田教堂內。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內負責菲律賓、韓國與拉丁美洲移工議題的同仁在語言溝通上都沒問題，負責韓國移工議題的 H 小姐就是來自韓國、她也是鹿島田教堂的教友。

秘書長M先生與H小姐定期拜訪壽町地區並提供勞動者諮詢，以協助來自韓國的移工解決問題。一開始韓國移工因為自己沒有居留身份，不願意相信M先生與H小姐。因此，H小姐親自到韓國移工的簡陋租屋處拜訪，像照顧親人一樣地照顧他們，才慢慢贏得勞動者的信任。當他們獲得韓國勞動者的信任之後，他們開始將問題帶回到工會內部。在秘書長M先生的領導之下，工會解決勞雇爭議的比例很高，因為他本身跟資方抗爭與被解雇的經驗都相當豐富、甚至還遭受過人身安全的威脅。H小姐和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的名聲漸漸在韓國勞動者之間傳開來，吸引了更多人向工會尋求協助。

2.活動概況

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一開始有三名同仁，秘書長M先生、負責韓國勞動者的H小姐以及水牛會的A小姐，還有其他翻譯志工。組織主要的工作是勞工問題諮詢服務，一週內每天都有不同的翻譯志工駐守，負責提供韓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的服務。他們會根據問題的內容加以處理，招募外籍勞動者加入工會，讓工會可以開始與雇主或雇用單位進行協商，或甚至提起告訴。

表七、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處理的移工諮詢案件數（依國籍別區分） 資料來源：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

如果公司拒絕協商，工會通常會在一個月內發起二到四次的單天抗議行動，要求資方具體回應。抗議行動通常有30至60名的外籍勞動者以及工會同仁參加，他們會選擇工會正在協商的五至六家公司，到他們的總公司外進行抗議，時間從早上持續到傍晚。有些時候，抗議行動會直接在公司董事長的住處外面進行。外籍勞動者以往的工作狀況並不為人所知，因為他們並沒有工作簽證。他們身上穿戴著寫著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字樣以及抗議標語的黃色布條，搭著電車進行集體行動。抗議行動彰顯了勞動者「為保護權益而展開的連帶」。秘書長M先生把這種積極行動稱為「北風路線」。雖然表七並未包括1996年以前的資料，大部分提出申訴的外籍勞動者都是從韓國來的滯留勞動者，而他們的問題多半與職業災害有關。

但因為勞動者在問題解決之後，通常都會選擇回到韓國，因此加入工會的會員比率一直不高。

表八、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處理的移工諮詢案件數（依案件性質區分） 資料來源：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

從表七與表八可以看出，工會在1999年左右，接到來自日裔拉丁美洲勞動者關於解雇的案件迅速增加。移民法規修正之後，讓日裔拉丁美洲籍人士更容易取得工作簽證，他們大多在製造業擔任非正規工作，包括汽車、電子機械以及食品加工業等等。在此同時，日本汽車製造業大幅將生產移至海外，讓中小零細協力廠難以生存，繼而造成大量非正規勞動者被解雇。在下面這個事例中，一名翻譯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生於沖繩、後來移民到秘魯又回國的T小姐，加入了工會工作並負責日裔拉丁美洲勞動者的議題。她的加入吸引了許多日裔拉丁美洲勞動者向工會尋求協助，T小姐也訓練了不少工會會員成為翻譯志工。

2003年，M先生當選工會理事長，兩位女性分別當選秘書長與副秘書長，領導階層因而大換血。雖然組織架構並未改變，抗議行動的次數、學習讀書會跟表演活動都減少了。「北風路線」漸漸轉變成「南風路線」。會員的主力從滯留的韓國短期勞動者，逐漸轉變成有工作簽證的日裔拉丁美洲勞動者，工會需要改變策略以反映此一變化。

讓我們看看現在的情況：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約有850名會員，其中有650名外國人（600名日裔拉丁美洲籍與50名其他國籍者）。執行委員會有28名成員，每月固定集會一次。工會仰賴每月3000日圓的會費，以及會員得到和解金之後的捐獻來維持運作。工會有自己的辦公室空間。

工會同時也受到當地許多不同團體的照顧。在關東地區評議會之下，除了神奈川城市勞動組合之外，還有「勞動組合橫濱」、「勞動組合橫須賀」（ユニオンヨコスカ）以及「湘南勞動組合」（湘南ユニオン），這些工會跟神奈川縣其他工會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協議會。為了處理與職業災害相關的糾紛，他們不僅與「神奈川勞災職業病中心 」（神奈川労災職業病センター）有連結，中心也有港町診療所可以進行定期健康檢查。在勞工運動方面，工會加入了「神奈川勞動組合協議會」（神奈川ユニオン協議会）、「神奈川地域勞動運動交流」與「奈川勞動諮詢中心 」（神奈川労働相談センター）等網絡。此外，工會也與其他市民運動網絡合作，包括反戰、和平、環境、人權、女性與移民工議題。工會在全國網絡與移住連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