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年電子行業學生工調查報告》
五、學生工維權突顯立法保障的急迫性

責任主編：張心華

事實上，雖然調研小組在暑期調研之中，並沒有在富士康和偉創力，接觸到有實在維權經驗的學生工，然而從上述1月透過周口聯營職業技術學校進富士康的學生工維權，以及「貴陽國防學校」學生工這大半年來的維權經歷，我們認為，對於監管職業技術學校與企業使用學生工的立法，刻不容緩。以下，我們就此兩個維權事件作一分析縷述。

調訮小組早在調研時間，即從網絡上得知一群學生工正面對著學校的侵權。調研後不久的2011年9月10日教師節，69名來自「貴陽國防學校」的學生工，向社會發出了求助的聲音：喚醒教育者的良知！他們拍攝了短片，控訴學校三年來把他們當成賺錢的工具，倒買到工廠，他們向貴陽市教育局投訴，卻反倒被指懷有「不良目的」，求助無門之下，他們透過網絡呼籲社會給予他們關注和支持。這是學生工維權的第一例，他們用行動提醒了我們，作為國家之本的教育正在崩壞，作​​為社會未來主人翁的學生，正被學校和企業一起利用作為謀利的工具，以教育之名，學校和企聯合進行著赤裸裸的壓迫和剝削。

這批學生是2007屆學生，正是教育部推行中等職業學校「校企合作」、 「工學結合」政策之下的第一批學生，2010年正式畢業，他們的處境正好反映這一政策之下的法律漏洞，教育部門應當檢討這一政策實施的缺漏，推動學生工權益保障立法。

上學變打工，三年青春換來廢紙文憑

69名維權學生，大多數都是農民工子弟，家庭環境大多貧困，衝著「國防」二字，同時受學校「免學費」、 「安排工作」的宣傳吸引，他們父母認為讓孩子上個正規的職校，學一技之長，找份好工作，好擺脫自己一輩的命運。 2007年，接近1200名學生因為這樣的原因進入了「貴陽國防學校」。

然而當學生正式入學，軍訓一個星期到一個月不等，什麼課都沒有上過，即被送到東莞和深圳的工廠，進行了7個月的實習。媒體也曾報導，這些學生都是在一線的工位，沒有任何技術性可言，幾分鍾就可以學會， 「只要是個人都可以做！」。其後兩年，每年的10月份開始，學校便送學生到南方進廠，三個到六個月不等。實習根本從來不存在，沒有任何實習計劃，沒有技術指導，沒有上過技術崗位，以致許多學生覺得受騙，中途綴學離開了。到了2010年，學生畢業的時候只剩下三百多人，學生的流失率達七成！教育局的數據則顯示，領畢業證的有408人。

學校的老師很多都不知道是否具備教師資格，有些老師在這個學校畢業後直接就留下來教學，老師上課講得不清不楚，根本沒有學到什麼知識。三年下來，只在三年級的時候上過三個月的專業技術課。留下來的學生，只是抱著拿個畢業證，對找工作總是有點好處的心態。可是，當他們應聘的時候畢業證被企業懷疑是假的，他們的技術資格也不被工廠承認，不能加工資。後來教育局查證，發現「貴陽國防學校」並沒有註冊，學生的學籍是「長征職業學校」。學校為了怕學生不滿，故瞞騙學生，在教育局批的畢業證上，多蓋了一個假的「貴陽國防學校」公章。一個蓋兩個學校公章的畢業證，企業因此懷疑是假的。同學很氣憤，犧牲了三年青春，換來的是廢紙文憑，他們說，這簡直就是一個騙局！

學校侵權，名目張膽

學生曾向媒體介紹「貴陽國防學校」 嚴重的侵權行為：

一、 違規招生：招收的不少學生根本沒有初中畢業學歷；也沒有接照春秋兩季招生，學生入學時間從2月至9月都有。

二、 強迫童工進廠實習：2007年有100多個不滿16歲的學生，被送到工廠實習。

三、 強迫學生長時間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都被強迫加班，每天上班10-12小時不等，有時通宵加班，週六週天也需要加班。

四、 做假工資單，剋扣學生工資：工廠與學生籤的合同，規定學生的工資是接照東莞的最低工資發放，加班也分別有1.5、2、3倍。可學校代收了學生的工資，並稱學生是小時工，沒有加班費，一律接統一時薪計算，還做​​了假的工資單，要求學生簽收。

五、 代收及騙取國家補助金：學生中途離校很多，學校要求一些同學冒簽已離校的同學，簽收國家補助金；同時，所有學生的國家補助金都沒有直接發到學生手中，都被當成活動費扣去。

六、 沒有收費許可證，開假收據：學生懷疑學校亂收費，到物價局查詢，發現學校根本從沒有到物價部門申請收費許可；學校的所有收費，都沒有開具正式的教育行政收據，結學生的都是街上買到的一般性收據，違反國家對教育收費的規定。

七、 違規販賣畢業證：有些同學中途離校了，學校向這些同學表示，只要交錢就可以拿畢業證，其中一名二年級離校的學生，學校要求他交6000多元，即可以拿到畢業證，學生因太貴放棄。

八、 學校涉嫌偽造公章：在學生的畢業證和學費收據上，都蓋著「貴陽市國防學校」的公章，可是，此校根本就不是註冊的合法教育單位！

學校兼做勞務派遣，學生成謀利工具

學校以「貴陽國防學校」名義招生，但在教育部門的登記是「長征職業技術學校」，後來，學校又把名字改成「華海職業技術學校」。在維權的過程中，學生又發現，學校又註冊了一個「中空科技」，以其名義安排他們進廠實習。 2010年同期，中空科技安排了2000多名學生進東莞一家電子廠，可是，學生稱他們學校2010年三個年級的學生加起來都不足1000人，可見當中有1000人左右，是學校作中介，混進了其它的學生。

此外，學校校長周天華，2010年在東莞大朗註冊了一家「華海勞務派遣公司」，專門給東莞的一家電子廠派遣學生和工人。這家公司更在外招聘社會工，冒充學生送到廠裡。周華天跟學生說，他們將會將業務擴展至大專院校，他們要把大朗變成實習基地，幫全國各地的大專院校做中介，送學生進廠實習。有網絡傳言指，當下電子行業學生工的使用習慣，學校如送一學生進廠工作滿三個月，企業即會支付學校一定費用的管理費，如富士康和偉創力等企業，支付價大概在1000元左右。一家學校如送1000名學生，便可以賺得100萬元，學校輸送學生已變成一個產業！週校長的話印證了這一現象，他說學生跟記者亂學話，學校被報導之後，他們損失了跟廣州一家職業學校的中介合同，損失了100多萬，因此要告學生誹謗，要求學生賠償損失。

如此亂像，絕非單一事件，1月份富士康被拖欠工資的那批大專生，也是同類的受害者。「周口聯營職業技術學校」到河南各大高校招學生送進廠打寒假工。學校兼做中介和勞務派遣，根本違反學校註冊的經營範圍，是嚴重的問題。此一亂像，如果不整治，這類問題將會不斷發生，大量學生將會成為犧牲品。

法律保障缺失，學生維權艱困

2011年6月，這批維權學生分別到貴陽市教育局、物價局、勞動局、財政局上訪，投訴學校的侵權，要求政府部門調查。因為在不同的關於中等職業學校生實習安排的規定中，都提到這幾個政府部門在監管責任。然而，除了物價部門開出受理通知書之外，其它幾個部門都否定自己的在中等職業學校監管上的責任。

職校學生多是初中畢業生，社會閱歷淺，權益知識薄弱，又礙於學校不發畢業證的威迫，維權本來就困難重重。國家法律保障的缺失，更使他們的處境更陷入三不管地帶，求助無門。學生工的維權困境突顯出幾點重要的權益缺失：

不受勞動法保障，民事追討障礙重重

實習生排除在勞動法之外，包括工傷、工資等都不受保障。一旦被侵權，學生要不只能向部門投訴，要不提起民事訴訟，使學生置於非常不利的位置。

如貴陽這家學校，早就做好的準備，在校三年學校給學生的所有通知和文件，都沒有學校的公章，甚至連學校的名字也沒有，包括學生三年的學費和工資總單。而學校跟工廠籤的實習協議、工廠與學生籤的合同、工廠的工時記錄和工資單等，都被學校拿走。貴陽的這批學生當中，有個別同學私下拿走了幾份合同，故此手上還算有些證據，可是在民事追討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之下，學生能掌握足夠的證據狀告學校，簡直有如天方夜談。無怪乎，當學生去政府部門投訴的時候，他們的校長，不停信心十足地對外聲稱，學生沒有證據告倒他。

權責不清，不同部門斗踢皮球

中職的相關規定中，教育部門、勞動部門、物價部門、財政部門、審計部門，對於中等職業技術學校都有不同的監察責任，可是，所有的責任都沒有具體明確到如何操作。部門的權責不清，貴陽國防的學生在維權過程不停被踢皮球。

貴陽勞動局說他們只管本省內三個月的短期成年技術培訓，學歷的實習不歸他們管，可是中職的實習規定有註明，中職學校把學生送去工廠實習，要到勞動局報備，卻沒有講清楚去輸出地還是輸入的勞動局。財政局說雖然他們管政府的財政撥款，可是國家補助金的事情不屬於他們管，把學生轉到教育局去。教育局說國家補助金他們沒審批權，是學校自己處理的，又說學校送童工進廠是勞動局的責任。物價局較為明確受理投訴，可是半年過去，報告一直沒出，打電話總是找不到負責人。學生被折騰慘了，可也沒有辦法。

缺全國性立法，跨區實習成三不管地帶

現在的學生工實習大多都是跨區跨省的，像調研小組在廣東深圳和珠海兩巿，就遇到來自全國各地多達廿幾個省市、多達153所職業學校的學生，1可是，關於實習中侵權的問題，目前並沒有全國性的立法，只依靠地方立法處理，沒法回應這種實習特性。地方只能管轄​​區被的學校和企業，沒權管本地學校在外地的侵權，也沒有權管外地學在本底的侵權，在這種狀況之下，學校幾乎可任意違法而逍遙法外。

以貴陽學生為例，他們找到東莞當地的勞動部門投訴，到企業調查，查出企業合法發了工資，那就是說，剋扣工資的一定是學校，可他們就沒權責去查貴陽的學校了。而貴陽的勞動部門有沒有權力去查東莞發生的侵權，變成學校只要一跨出外地的侵權，就金入無管轄狀況，自可逍遙自在。同樣，當寒假在富士康打工的學生向深圳當地的公安求助時，公安也表示沒有權責調查遠在河南的「周口聯營職業技術學校」。

現在，全國每年中等職業在校學生接近2000萬，每年有接近700萬的新生，如不進行全國性的立法和執法，這些學生將繼續任人魚肉。

部門規章效力低，違法幾乎沒成本

現時的很多相關規定不光不具備操作性，而且更不具有明確的懲罰，導致執法無所依，學校企業違法成本過低，成為學生工被侵權的一大誘因。

舉例說，有關企業使用實習生的規定，包括不可安排學生加班，不可拖欠工資，學校不可安排一年級學生實習，實習不可透過中介安排實習，要專業對口，要有實習計劃……其實很多。可是，規定卻完全沒有明確，如果企業不遵守到底有什麼法律責任，說了就等於沒說，最後都成了一紙空文。

另外，相關部門的調查方式也成謎，缺乏指引和規定。貴陽市教育局，調查了三個多月，出了個報告，說學校只多收了學生幾十元班費，沒有剋扣工資，沒有套取國家補助金，沒有安排童工進廠。但其實教育局的調查只是去學校查資料，一個維權學生都沒接見過，報告就這樣出來了。就這樣，學校名名義上被暫停招生一年，其實換了個地址有重新招生，繼續他的派遣學生事業。由此可見，不立法明確違法責任，明確教育部門處理的依據和操作，將沒法保障學生的應有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