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學生運動的筆記：從一個邊緣的角度

責任主編：樓乃潔

當你戴上學運的光環……

這幾年我發現一件事情，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羅列一條條學生時候所經歷過的一些事。每每重述記憶的細節時又會召喚出另一種經驗、另一個場景，彷彿記憶猶新、彷彿疏離遠去，那些文字印記著青春，有時以年來記、有時以主題來記、有時以團體來記，我像是得到某種強迫症一般，不停拼湊那些無法再次完整的場景。

我發現內在有一份很深的焦慮，我們究竟做過一些什麼、留下一些什麼？順著這個思路想下去，看見周遭的同輩，有的繼續念博士班，海外國內都有。有的人因緣際會進入社會實踐性較強的NGO或工會，領全職或兼職薪。有的進入主流媒體。最多的是找一份學歷背景相關的工作，以主流的薪水為生，利用業餘時間參與運動性較強的社會團體。

說實在這些人的生活都蠻辛苦的。很多時候，如果曾經參與學生運動的學生若把這些運動經驗當作某種理想性的光環，對我來說那個光環很不幸的會成為我們一生的枷鎖，而填充光環的情感基礎是我們處身在社會行動的某些時刻，感覺到原來透過集體也能改變一些幾乎看似無法撼動的制度與規範。我們這些被視為「吃飽太閒的人」也感覺到自己跟過去不太一樣了，像是被開了天眼一樣，舉凡校園內是否有身心障礙者可通行的步道、門禁制度是否有性別歧視的意涵、有些社團的活動為何總得到校方在資源上的協助與支持，總總，生命開始充滿著各種唐突、不安、疑惑、進而質疑整個社會體制，生命逐漸與周遭人（包括家人）格格不入的處境。我認為光環是在這個時候才能夠真正被學生運動者戴了上去，並且開始了與權力既爭逐卻須避免迷惑的一條世俗之路。那光環於僵化的現實生活中淬煉，我們憤怒於看見自己或他人權益受損、權勢者頂天立地的傲慢神色，想望改變社會的過程讓心智處於一種極大的壓力。

而因為學生身分的特殊性，離開校園這個場域之後，其運動形式與內容一般來說無法直接銜接至社會運動的議程裡，但對社會基本的態度與想像，學生運動的參與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其運動經驗是複數生命經驗的組合，不同的學校依據校園傳統會發展出不同的行動方式，比如在我的觀察裡，分成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媒體型戰區，因為該校學生的教育經驗使其能代表菁英政治或文化資本形象做為代表性的發言，比如台政清交成等校。第二種是標誌型戰區，因校園文化的特色，讓行動者在特定議題上能傳承或累積異議經驗，比如宗教型學校、師範學校、具有學運傳統的學校等。第三種是游擊戰區，因為社會運動或全國性的學生運動浪潮後受其影響的個人，自發性在校園裡組織學生攪動校園，通常會集中在私立學校、或較無學運傳統的學校。第四種是封鎖區，通常會出現在技職化訓練與管理的學校，生命經驗的特殊性，讓異議份子因不滿校園中的壓迫，起而發聲，一開始會以個人形象出現，爭取基本的言論或集會自由。

這些複數經驗還因為社團屬性，比如自治性社團、異議性社團或地域性、個人氣質等因素，讓議題關切的面向不同，也依此發展出各種對於「學生運動」的辯論，生產出各種殊異的社會介入策略。但無論如何，儘可能書寫並且記錄，甚至追溯學生運動歷史的痕跡，讓不同位置的校園行動者能彼此理解與對話，讓差異的生命經驗能夠觸發我們對人的敏感性，理解各種行動的潛能與限制，共同思索未來學生運動的可能性。

那些時候，關於我們生命陷落的那些時候

前幾個禮拜，與學妹哈拿碰面討論營隊課程要如何呈現，這是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學權訪調工作坊」其中一堂關於新興異議性社團反抗經驗的課。這次見面我們在公館的咖啡廳足足談了一整天，從日光聊到夜晚，中間吃了兩頓餐，喝了兩杯咖啡。這次見面我有種感覺，即使我們年齡有十年的差距，但是在具體的社會行動中卻有一份共通的感情，那是關於教育經驗過程的一種……可命名為「付出代價」的經驗吧。比如，你到了某個被視為後段班的學校，透過一些營隊或活動而接觸了校外的一些「異議份子」，在受其教養的過程中，學習了進步的語言與實踐方法，然而再次回到自己的校園，卻發現無法以這樣的「進步」與同學們互動，落實在實際的社團事務工作中，也必須反覆面對社員轉系、轉學、二一、休學的困境，無論是極力「向上流動」還是持續「教育不適應」的問題，社團人力嚴重不足，尚難發揮集體的力量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教育經驗裡的挫折、自卑、無力的情緒偶會突發在課堂、社團、家庭、打工，各種人際互動裡。作為興趣、氣質較為接近的「社團夥伴」，有一個對公共議題分享的空間，進而承擔私人情感經驗的重量，即成為社團重要的功能。

然而，那些看似枝微末節無法直接挪為議題論述的生命經驗，在時光中是個不停旋轉的姿態。有一些學校的學生絕不會被視為知識分子，但他們還是渴望自由，試圖與周遭的同學活得不一樣，有一種模糊的、自卑的樣子思慮自己與其他「明星社團」互動的樣貌。我跟哈拿說──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對話過程中我想起大一還是大二那年，我參加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舉辦的「性/別人權種子營」。記得那次營隊裡，有一個很親切的、綁馬尾的男生，主動來跟我打招呼，那時候我在學校弄異議刊物才剛經歷一場處分風波，他說他有看到那個連署，我也有印象眼前的這位學生，台大大新社，叫做林柏儀。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在寒暄過程背脊整片的冷，不好意思多說什麼，我心裡擔憂著：「我如果說出一些聽起來很笨的話，對方會不會瞧不起我？」

事後的許多年，我越來越覺得那種顧慮在面對柏儀這樣的教育改革者是多餘的，但是我也漸漸發現自己內在的一份心理感覺正發生著，哈拿說她也有類似的經驗，就是，在生活中許多要訴說自己學校、填寫學經歷的表格時，都還是會處於一種希望能避開自己母校的心情、或者希望多列幾個「資歷」來向他人證明自己的能力是不容小覷的。奇怪的是，這樣的舉動還會自我反駁，說：你是一個異議者耶！你跟同校的學生不一樣，別的學校的學生、社會上的人不會這樣看待你，你的感受不過是自卑感的問題吧！於是我想著，想趕緊加入改革社會的行列裡，以為在社會實踐的過程，我能夠逐漸釋放這樣的憂鬱，但是那種被邊緣化的感受究竟是怎麼來的呢？一直到去年的學權營，我擔任隊輔，談論門禁問題時，有一位就讀明星大學的學員談到我的母校，他說他有一次因緣際會下參訪，他憂心著，如果教育過程中較沒有自制力的學生，若給予太多的自治空間，他們會不會暴動呢？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才終於清楚的明白，我內在的矛盾就在這裡，那種教育經驗裡的壓迫確確實實一直存在，它轉化成兩種形式，於我，是一種羞恥感。於這位學員，是一種歧視的眼光。在這一個時刻，我明白，我們共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情緒的課題：萬能青年的憤怒

2011年對有一些人來說感覺像是過了一輩子那麼久，其中，當然包括邱智彥。熟悉學生權利運動的朋友對他的印象應是一位萬能科技大學的大學生，為了成立一個異議性社團卻遭到校方打壓，衝突過程中他靜坐、示威表達意見卻受到退學處分。然而這個事件後來的發展過程則較少人細心地敘述過：實際上經由學權小組對事件的揭露與學生團體的各方串連，邱智彥受到學校壓迫的敘述在媒體上得以較為中立的角度曝光。後來球滾到教育部，經由人本教育基金會的法律協助進入司法程序，與此同時，邱智彥因為擔心接到兵單及訴願過程的漫長等待，遂移師到教育部靜坐抗議。後來，教育部訴願結果，以萬能科大在處理學生獎懲過程行政程序的嚴重瑕疵，判邱智彥勝訴（苦勞報導：認定校方行政瑕疵 邱智彥退學訴願勝訴），萬能不願接受，雙方持續對峙，經民意代表居中協調，交換條件以「兩個小過」復學。

然而，如果深入細究這起事件，邱智彥以個人出現的姿態，並不是習於倡議、慣於集體性的「學運社團」爭取權益的作法。他是怎麼與聲援學生互動的呢？以學生運動的角度來說，這是很值得關注的「組織命題」，我認為必須從這個角度看待才能更深度的理解這起事件，甚或理解邱智彥背後，以技職發展作為學生生涯規畫的校園，如何決定了異議者表達言論空間的模式。

這個角度以「憤怒」的形狀從邱智彥的嘴裡表達過。事件一開始的時候，他與位在桃園市的獨立音樂空間「野店」的朋友們，就曾經在萬能校門口前有過零星的反抗，然而過程中，除了換來媒體幾乎偏袒校方的報導之外，就是來自校方的冷漠以對。因此2011年1月20 日，邱智彥第一次與學權小組成員在野店碰面說明自身遭遇的故事，那時他提出的訴求是：「要校長下台」。我仍然清晰的記得在場學生們五味雜陳的表情，因為這個訴求在實際運動的經驗裡，門檻實在太高。

後來幾次的會議裡，邱智彥與野店的朋友，比如阿達，反覆在確認一件事：你們是否要讓更多人知道邱智彥的遭遇？你們有意願要搞這件事嗎？那種彼此信任的過程，其實非常曲折的反映在邱智彥屢換屢變的行動方案中。有一天晚上，邱智彥約我在 一家咖啡館碰面，話語中訴說他龐大的抗議計畫，其悲壯的程度甚至要以生命來換（邱智彥復學之後的幾次碰面，我問他，這個過程裡你有沒有感覺遺憾的事，他好幾次都這麼回答：「我沒有坐到倒下」）

透過紀錄片導演蕭立峻拍攝、邱智彥配樂並起名的一則短片《無聲‧火》，那種憤怒隨著宣傳工作達到高潮，亦讓他的情緒比較穩定下來，這個影片拍攝過程特別的地方是邱智彥少數願意中斷靜坐的時刻，他從校門口站起身，帶我們走進萬能校園並筆畫著他退守校門前更早的記憶。我們隨著他回憶校園內示威空間的變換，而監視這份記憶的是一位隨行的警衛人員。這是我人生當中最感興味昂然的旅行。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們這些闖入的觀眾何其憤怒，那天影片拍攝結束後，一行人坐下來討論，想起一部美國學生運動紀錄片《佔領》情節的片段，於是決定2011年2月15日那天要由學權小組學生秘密闖進萬能，並佔領校長室前的走廊，向萬能校長討公道。然而這個行動方案與另一個要佔領萬能校門口以阻礙車道的方案，後來因恐觸碰法律問題的顧忌而作罷。

我知道這些決定，是讓邱智彥再次回到校門口靜坐第一天晚上的那個憤怒感覺裡面，而他認定的「同志」是野店，而非學權小組。2011年2月14日，邱智彥的靜坐已超過一個月。他跟我說他明天的行動要在校門口砸雞蛋，並思考更激烈的行動來逼校方出面。那個時刻我其實不知道該怎麼辦，來到現場聲援學生很多可能是沒有更激烈行動準備的，衝突的臨界點，誰負這個責任？於是，我做了一件事，打電話給學權小組的另一個成員莊程洋，我說：必須面對憤怒，邱智彥的、以及我們自己的。

15日當天新聞畫面出來的很少，以媒體效果來說，並不太成功。但是，我卻看見有許多人在顫抖，其中包括程洋帶口號時數度喘著氣，難以言語，我很少看到程洋在公開場合這麼生氣。車道「佔領」沒發生，倒是模仿了另一個片段，邱智彥帶大家朗讀已擬好的心聲，他一句，我們集體跟著覆誦，在他身後像是一道巨大的音牆。程洋說，他在旁邊看，有些比較激烈的字，邱智彥臨場沒有唸出來。他沒有砸雞蛋，脫稿演出的是朗讀心聲過程流下來的眼淚，以及那個自製的「無」字大板子，野店朋友不言語衝上去遮蔽了萬能招牌，人們看見了，無能科技大學。那天邱媽媽現身，像個蒙面女俠的裝扮出現在人群的一隅，偶爾我想起這些畫面，偶爾在想，如果今天是一個明星學校的學生爭取學生權利，是否可以不用那麼生氣，可以少受一點質疑，少付一點點代價？

學生都一樣？看見與你不一樣的學生

籌辦學權營的過程，面對學生權利，聽過一些疑問：「社會上有更艱難、更血淋淋的壓迫，這個關切會不會太小了一點？」、「大學生還是社會上過得比較好的一群人啊。」面對這樣的問題，我總會思索著，究竟當人們關心各個社會運動的議題時，有沒有想過這個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在台灣教育體制待過至少十幾年時間，尤其要進入社會前，被視為產業後備軍的大學生，透過學校的教學設計、評量、規範在身體與心靈上造成的影響，讓我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們究竟接受了或抵抗了什麼？而理解這些教育過程，進入生命的那些細節，不正是看見個體性的差異、看見自己與他人共處結構性問題的一把鑰匙嗎？我真的好難想像，若同為學生身分在面對彼此生命經驗差異都不願意看的人，眼中只看得見菁英學生的人，會是站在什麼樣的位置與角度看待可能與自己生命經驗差異性更大的階級，成就某種「進步性」的運動。

今年是2012年，我不知道腦海裡的記憶會如何繼續重覆在這個荒謬的時代裡。而當時光逝去，生命中的那些陷落亦不再成為問題，全部沖刷乾淨，我還會持續做那些筆記嗎？我常感覺我生命中的那些覺醒是好不容易茫茫於社會中找到的一些平衡。有時我覺得很疲憊，我已分不清是自願還是被迫走在一條鋼索上，繼續行走人生。有時我會覺得很開心，生活中好像有一些真正熱情有意義的事值得投入，那動力可能來自於一種對世界的憤怒，而憤怒的來源很有可能是自身在教育過程中面對威權的自棄自卑。學生運動是把雙面刃，主流與邊緣的難解習題，而我有幸赤裸地面對它，願以肉身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