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農曆新年前舉行刑事庭會議，針對刑事訴訟法中關於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證據的規定，做出一項重大決議。這是最高法院楊仁壽院長退休前，領導最高法院做出足以光耀司法史乘的決議，應給予喝采！
最高法院的決議指出，基於世界人權宣言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具有普世價值，且經大法官解釋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證明被告有罪為檢察官應負之責任。
而作為「公民的法院」，法院沒有義務接續檢察官依職權調查證據的責任；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應為維護公平正義而依職權調查正義，應被理解為是有利於被告的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的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
決議做成之後，檢方傳出批評的聲音，認為最高法院只知被告的人權，漠視被害人傷痛，成為犧牲被害人權益的傾斜天平。檢方的反應，或許並不令人意外，但卻是十足不知檢討的表現，有這種錯誤觀念的檢察官，都應該重新給予教育。
檢察官為追訴犯罪，是最最無法接受無罪推定的一群法律人，因一旦他們都採取推定無罪的態度，恐怕無法起訴任何一位被告。但檢察官不相信無罪推定原則，法官可不能不服從無罪推定原則。
如果法官都是推定有罪，那就是要被告負舉證責任說自己無罪；一旦檢察官說你有罪，不能證明自己無罪的人都是罪犯；豈能不是警察國家？如果檢察官起訴的證據不足，還要法官接力調查證據去證明被告有罪，那又何必需要檢察官（這正是檢察官起訴之後常不覺得需要到庭辯論的心理原因）？
既有檢察官，竟還需要法官續為調查，那直接由檢察官判決有罪，豈不更能保護被害人權益？但是這樣的制度並不能真正保護到被害人，法院只憑大概判決是罪犯的人，很可能是認錯了的兇手。
但是讓一個無辜的人受刑，並不能真正還給被害人正義；只有經由法官假設無罪，促使檢察官善盡舉證責任，才能確保繩之以法的是真正的罪犯，也才能真正還給受害人公平正義。
檢察官雖無法為無罪推定，但須認識到法官是會為無罪推定，才會認真搜集被告有罪的證據，說服法官，確認被告就是真正的罪犯。法官若是推定有罪，檢察官當然不會（也不必）盡責舉證責任，法官其實也不會認真調查證據才判決有罪，無辜而受罰的事就會不斷發生，不但對無辜的人不公平，對於被害人也不公平。
所以說，刑事訴訟法規定中的「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根本就是同義語，不保障人權，不但得不到公共利益，而且違反公共利益。推定無罪、保障人權的法院，絕不會違背公共利益，而是在實踐公共利益！最高法院的決議，雖然已嫌遲緩，但是正確無誤！
最高法院做成決議後，有兩位擔任公職的法律人發表了支持與不支持的不同意見。
當年在立法院中基於相同理念推動修法，現在任職於監察院的李復甸委員，為文給予最高法院極大的肯定。而律師出身，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羅瑩雪女士，卻採取質疑的態度。
或許不必以為政務委員是在代為表達法務部或行政院的立場；法務部做為總統提出國家人權報告的幕僚單位，如果還要繼續為檢察官錯誤的本位主義張目，就有些令人遺憾了！
行政院對於最高法院本於總統推動兩公約、落實兩公約人權政策而做成的重大決議，如果竟要透過政務委員表達抵制的態度，對於司法、對於總統其實都是重大的政策冒犯。
馬總統初膺連任，司法改革是四年執政的弱項，最高法院此項重要決議，則是難得一見的司法改革佳作。如果行政院或法務部忙不迭地要表示反對，司法改革的旗幟還樹不樹得起來？國家人權報告要怎麼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