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區重建觀察:香港觀塘

2006/12/17

  今天走訪了觀塘(舊稱官塘)市區重建的範圍,在天台屋和頂樓的「籠屋」。天台屋的台灣式稱謂就是頂樓加蓋,而籠屋的生活狀況正如同「高捷事件」中我們從媒體見到的外勞居住環境。就像台灣政府不斷延後頂樓加蓋的合法性,因為拆不完所以直接合法化,籠屋的「非正式(informal)」性格,也直接指向港府無能力處理居住問題的本質,居住問題並不是丟進某間房屋的問題。

  樓下攤商的家庭背景,如同本區多數居住40、50年的人一樣,是潮州人。「潮州佬」也就是我們經常在香港電影裡看見的,早期香港黑幫的重要角色之一。這樣的身份、印象,提醒我們觀塘早期的移民歷史,當然也提醒——觀塘,以及再越過一的山頭的將軍澳或附近地區如何成為都市之瘤。1960、1970年代一場場的寮屋大火促成觀塘的第一波重建,而伴隨著當時港府對於工業區在空間上再結構的計劃,大致奠立了今日觀塘的空間樣貌與社會結構。

  待拆的一排舊樓頂上我遇見住在籠屋近四十載的老伯,「我怎麼也不會走」他說,住在鐵籠子裡的他已經習慣周邊的環境,旁邊走廊上一位正看電視的婆婆,年逾七十,已經遷移到新界公屋了,她還是常坐小巴回來這裡看老朋友。

  老伯居住的籠屋在早期一個月租金19元港幣,當時一個工人一個月的收入約60元港幣,今天,這個床位一個月需要700元港幣。問他為何住在這個狹小的空間?他說,當時籠屋住的都是來工業區上班的單身漢,只是暫時的棲身之所,然而後來由於他不想、也沒有辦法結婚,更習慣了觀塘區中心的生活環境,久住,再也沒想過要搬。

  列入重建的區域緊鄰地鐵站,四週盡是通往全港各地的小巴站牌,這幅景象意味著本區是觀塘的主動脈,肯定是居民生活的核心。隔著地鐵線的超高摩天樓也暗示了本區即將出現的新面貌,和政府眼中的商業潛力。

  沿著街走你會看見重建區旁幾幢外觀更為老舊的屋宇,但是並沒有要拆,原因不明,若真要問,可以給你一個辯證法的理由:因為它不在重建區。緊鄰的樓宇也有許多外觀新穎的高樓,但事實上只是因為新上了油漆,他們的年歲大致相同,當然你也可以看見高高掛在圍籬外端的「市建局」標語:復修齊心、煥然一新。若要問為何重建區不能像這些高樓一樣粉刷外觀、復修內裝,一樣可以給你一個辯證法的回答:因為重建區劃在重建區內。但是街坊給的答案更簡單:十多年前就公佈要重建了誰還要花錢翻修?

【以「效率」規避供應住宅的責任】

  從早期拆除「寮屋」、重建公屋、配置工業區,到今日的市區重建,我們彷彿看見政府為了公共利益、公共安全而興建房舍、安置拆遷戶,也聽聞港府為了「更有效率進行」因此借貸、出資成立一堆名目不同的單位,但從未被思考的是,港府的「效率」說詞中,我們並不清楚「公共」為何人?也不知道除了好好的住在一個地方之外,還有什麼利益要達到?

  「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根據政府條例成立於1948年,1988年成立「土地發展公司(土發)」,2001年土發升格為「市區重建局(URA)」。從這三個功能不盡相同的主要「重建機構」,我們察覺了五十年來政府始終以「公、私合夥」的外觀進行市區重建計劃,雖然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目進行之,但是由於港府越來越著眼市場利益,於是對照於港府負責興建公屋的「房屋委員會」近年於在新界大規模興建公屋,我們或許會很清楚的發現,香港政府看似供應了公屋,實際上反而是逐步逃避供應住宅的責任。

  「住宅」不是指一個物理上可居住的空間,甚至不是指房屋,而是指一套支持生活的社會關係,如果以商業考量,將市區重建從名義上委託給獨立於政府的單位,這絕對意味著負責的單位不會以居住者的需要及利益為最終考量,而是注重所謂的「整體利益」。若整體利益意味該單位如何節約資產付出,以獲得最大利潤,那麼「供應住宅、維持社會關係」就不是核心的議程(agenda)了。

  由於政府以這些單位作為治理(governmance)的中介,公屋的社會性質幾乎就要蕩然無存,只剩下空蕩蕩的物理性質。居住在「強制重建」區的市民,僅能在權力不對等的狀況中,選擇市建局的價格,然後選擇遙遠的新界公屋,或者以高於賠償費的方式自費居住在原本的鄰里。這類「供應住宅」的方式令人好奇的還有:如果政府經常性的介入這些獨立於政府的單位的土地回收作業,為何不主動介入賠償適宜?難道港府的運作邏輯就是把市民當成一個個法律個案,委由律師去處理?難道「效率」是如此不可撼動的理由和港府核心價值?

【以「重建與安置」重新配置生產與消費的關係】

  港府、市建局可以說他們的市區重建、新市鎮計劃不是純粹的物理建造,他們可以說新市鎮具有完整的生活機能,也可以說市區重建具有更新原地之生活機能的作用,但是,他們無法解釋:什麼樣的人會在空間再結構的過程,被置於什麼樣的地理位置?就此點而言,台大城鄉所楊長苓博士曾指出「安置是一種神話,從來不存在安置」,她的意思很簡單,因為所有的「安置」其實是因為政商結構已經決定了要拆除,所以那只是必然的結果,只是「處置」居民。

  現代國家很重要的治理術是在於訓練一批適合的勞動大軍,這裡面包括設計配合生產與消費的功能。所以早期清除觀塘的窳陋區就不僅是「提供安全的公寓大廈」,而主要也是配合工業區的設置,替工業區產生一批工人,並且將這批工人放在遙遠的觀塘以隔絕他們出現在繁華的香港市中心。這套勞動力分配、人口配置的邏輯,稍微轉型就成了當代更新與重建、新市鎮的邏輯 ─ 一套新的經濟策略的空間呈現。

  由於舊區中的老人已經不是工業區的重要勞動來源,也由於生產性的社會關係漸由消費性的關係所取代,所以在大的社會脈絡的轉型中,港府一方面把老區重新打造為新區,一方面也把新界那些的由公屋所組成的新區轉換為老區。把老區打造為新區的意思是朝向消費導向的商業與購物中心,而新區打造為老區的意思則是把舊區市民處置到新市鎮,壓榨他們僅剩的唯一功能:供給新市鎮的空間成長。

  人都有權利接近街道,但是強制性的回收作業,抽掉了鄰里的社區關係、打造抽象的空間,並且阻止市民接近。重建、安置的神話,僅僅就是利用空間的再組織,再組織了社會關係。

(本文之撰寫感謝朱凱迪、區佩芬、周思中等人之協助,有任何錯誤由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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