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拉扯下的七一遊行

2011/07/27
香港獨立媒體

責任主編:樓乃潔

5627185019_2719ab9e4d_o.png

今年(2011)3月,苦勞網與香港獨立媒體,在台灣桃園舉行了一場兩個媒體內部的工作坊,就雙方的組織型態、工作方法,以及社會現狀,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會中,在討論到我們所各自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不僅如此的相近,同時也都還同時身處於全球與中國的巨大影響之下,台港兩地的社運與獨立媒體,實在有許多加強合作、增進彼此了解的空間。

所以,最後我們決議用每個月一封「交換」書信的方式,把過去一個月來,我們各自看到的本地重大事件,以對方的文化與脈絡可以理解的文字,做一個介紹,這就是「苦獨傳書」專欄。之後預計每月中出刊,本期香港部份由獨立媒體一蚊健執筆。

七月份苦勞致獨媒的傳書:「吹響土地正義的號角─台灣農民為何夜宿凱道?」由特約記者陳寧執筆。

剛過去的七一遊行,跟過去七年的有點不同,卻跟2003年的有一點點類似。

2003年七一的震盪

其實,首次的七一遊行是在1997年,只是由於2003年超過五十萬人反對基本法第廿三條(即特區政府為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立法,以及各種施政失誤,民眾和媒體才關注遊行,並成為每年抗議政府施政的戲碼。2003年的遊行後不足半個月,政府宣佈擱置立法草案。兩年後,特首宣佈因病辭職。這次群眾運動是1989年六四後最大型的,矛頭直指政府,而且改變了政治生態。不少Inmedia的主要成員也是在2003至2004年開始參與社運,網站成立其中一個理由是抗衡日益擔憂的媒體和言論自由。這群熱血青年大多參與了2005年反世貿示威,進而改變後來社會運動生態。也許衝擊來得太大,政府、社運團體、各類政團、及普羅市民難免把往後的七一遊行跟那次的比較,包括政治經濟背景、訴求、遊行人數、運動策略、政府回應等。

中央高調入香港政經,塑造「和平」示威模式

今年的七一遊行跟2003年的那次類似,在於兩次遊行前政府不斷出現醜聞及施政錯誤。2002至03年,香港經濟一蹶不振,SARS疫症更令港人對前景感到絕望,加上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涉嫌在加稅前買車,以及市民擔心基本法第廿三條通過後令政府動輒以言入罪和侵害集會結社自由,而政府到最後關頭才修訂草案。七月一日民怨大爆發,令中港兩地政府吃驚。遊行後的最大改變,莫過於北京政府認為過去低調作風未能駕馭香港發展,轉而全面而高調介入香港政治和經濟。例如實施CEPA(類像台灣的ECFA),自由行,中央駐港代表機構多次公開就本地事務表態,在幕後協調親北京黨派參與選舉等。在公民社會方面,互聯網動員開始成為趨勢,而在不足七百萬人生活的都市有五十萬人示威而秩序井然,很快被媒體和專業團體定調為一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社會運動,並由一般政治冷感的中產帶動。基層團體的參與及訴求幾近淹沒。隨後幾年遊行人數減少,香港經濟復甦,2005年,行政長官換了一位前殖民地高官曾蔭權,民怨減少,爭取普選成為遊行主調。或許因為這是香港民主派的最大共識,加上大部份民主派選民都認為立法會和行政長官不是由全民選出是香港問題的根源,議會民主就是出路。事實上,民間團體在某些立場上快有分歧,例如2005年右派基督教組織明光社高調反對在同志團體帶領隊伍遊行,而民生訴求的口號一直放在主辦團體爭取民主之後。

變相公投分裂民主派

由2009年開始,遊行內容及策略起了變化。先談內容,2009年11月,特區政府《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但並非普選,也看不出政府有邁向雙普選的步驟和日程。2010年初民主派分裂,原因是以民主黨為首的終極普選聯盟不參與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牽頭的變相公投(香港沒有公投法,改以立法會每個選區有一位議員辭職再補選進行)。公投的議題是「爭取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用民間力量逼使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在2011和2012年實行普選。終極普選聯盟改以向中央溝通,得出立法會新增的功能組別議席由民選區議員提名,然後由現時在功能界別沒有投票權的已登記選民選出。公投在建制派杯葛和民主派分裂下,以17%的低投票率收場。整個選舉方案在民主黨和建制派聯手支持下高票通過。雖然2010年的七一遊行人數沒有大幅減少,主辦團體再不能用爭取普選成為最大共識和口號。社民連及支持公投的選民批評民主黨「投共」,玩「密室政治」,又於遊行當天大罵民主黨。

反地產霸權及特首下台成今年遊行新共識

到了今年遊行,號召市民上街的不是口號首句的「還我2012雙普選」,而是跟著的「打倒地產霸權及曾蔭權下台」。近幾年香港貧富差距越趨明顯,民眾抱怨高樓價令市民難以置業,政府又不積極興建公共房屋,在批評政府房屋政策不周之餘,進一步質疑在殖民地賴以成功的高地價政策(即政府以高價售出地皮獲取大筆收入來經營開支)是高樓價的來源。此外,連串關於主要地產商的負面新聞,例如不如實售樓,住房建築面積和實用面積差異甚大,為重建舊樓房而用盡手段趕走業主租客,地產商囤積土地和誤導豪宅成交個案,以及用盡剩餘屋苑地積比率建樓遮擋現存樓宇等。不滿地產商只為賺錢而漠視民生的聲音響遍香港。去年中《地產霸權》一書大賣,至今已發行第十一版,估計售逾萬本。當中強調地產財團壟斷零售行業而壓制競爭,以及政府政策有利於地產商坐大。反地產霸權成了泛民主派的新共識。

今年遊行前夕有2003年那次的影子

前文提及的曾蔭權,在上任初期民望高企,中央和香港人也認為公務員治港較以往商人出身的董建華好。然而,2008年後整個管治團隊走下坡,今年開始施政再次連番失誤或者不得民心,包括處理不好民眾住屋需要,媒體連番揭破官員和議員僭建,推行被指「洗腦」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警方限制七一遊行時間和安排,修訂互聯網資料運用,財政預算案計劃注資入不能保障退休生活的強制性公積金戶口等等。

有趣的是,真正催谷遊行的原因是政府硬銷仍在進行的「遞補機制」草案。政府銳意堵塞變相公投的漏洞,於是於五月在不設公眾諮詢下,推出條例草案,建議以後立法會如有民選議員出缺,無需再進行補選,由最高票數的落選名單替補。公投觸動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神經,因為民眾可就具爭議的議題透過合法的選舉表態,中央擔心難以管治香港,議員動輒辭職啟動公投,甚至走向「港獨」。但泛民主派議員、學者和民眾不滿被剝削投票權,而且這會違反選民意願,因為出缺議員的政見跟替補人選的政見可能對立。直至遊行前幾天政府仍堅持方案不會修訂,並如期於七月中於立法會表決,來得及在九月區議會選舉報名前實施,建制派議員盡力為草案護航。情形猶如2003年政府硬推廿三條立法那樣。在6月28日,政府提出修訂,指出議員出缺可以由同一張比例代表制的名單議員補上,但反對者沒有息怒,因為修訂後同樣會出現不同名單替補的情況(例如參選名單時只有一位候選人,而該候選人當選並於任職期間因死亡、病重或辭職出缺,那麼議席仍會由其他名單補上)。到遊行那天政府仍堅持不作諮詢。政府能錯的政策都錯了。

結果,主辦團體宣佈今年七一遊行有約22萬人參與。即使用不make sense的警方統計(54,000人),也是2004年以來最高。很快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向政務司司長逼宮,使政府在7月4日宣布押後遞補機制審議,並在不撤回草案的前提下諮詢公眾。反對草案的民主派議員和市民就堅持要撤回草案,並呼籲7月13日包圍立法會。

當遊行也換不來太多改變......

真的想知道有超過二千萬人的台灣,如果有22萬人上街,群眾可以改變政府多少。在有七百萬人的香港,暫時見到的就只有推遲一條草案審議,以及明言更積極設想房屋政策,其他的就business as usual。熱衷社運的朋友開始反思遊行的意義,例如反問單靠遊行及普選能否解決逼切的社會問題,社運團體在遊行籌款和宣傳其理念之外能多做些甚麼。朋友提醒我在2004年開始就有人在遊行完結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與行政長官直接對話,然後被警察抬走清場。但傳媒、遊行團體和市民似乎在2009年才認真注意到,大概是因為越來越多八十後青年和社民連支持者參與,要政府回應訴求,打破「表達訴求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框框,以及政府和主流媒體要塑造「八十後青年激進破壞社會」的形象。到了2010年初反高鐵集會,數百示威者在晚上堵塞中環立法會外的道路,要求通過高鐵撥款的功能組別議員交代。

這兩年,開始有左翼朋友嘗試解釋堵路的意義,例如阻擾社會運作,刺中政府和資本主義的死穴。今年七一後,有過千人留在中環。參與堵路的普羅市民(有年青也有年長)也在報章表達要集合民眾力量,「行出來的人夠多,警察總會就範」就是目標。更前進的社運參與者質疑堵路成效,反而爭辯向政府總部/行政長官官邸推倒政府制度暴力還是向一街之隔的地產商總部發動階級鬥爭較好。

如何面對反感衝擊的民眾?

此等論述和爭辯奈何未能滲透民眾。遊行那晚有的士(計程車)司機便因為被堵路而影響生計,大鬧示威者「阻住搵食」(妨礙糊口)。可能由於事出突然,司機的憤怒可以理解。只是說,的士司機面對的困境是由於「的士持牌者出租牌照予司機,收取高昂車租,司機將大部分營業者收入上繳予持牌人」。限制牌照數目也令牌照成為炒賣對象。持牌人不斷提高車租,便可推高牌價,轉手獲利。我們沒有民意調查,不可能知道香港有多少人會抱有好像的士司機的想法。香港人曾經在1991年為了自己的積蓄因為銀行倒閉而在阻塞中環洩憤,何以又不因為民主步伐停滯而抗爭?Facebook朋友Julian Yeung列出五種對衝擊反感的理由:

1. 威權主義型:妨礙秩序就唔啱,警察警告咗你地架啦,犯法要仲咁大聲!(不合法)

2. 民粹主義型:搞到人人都行唔到,打工仔搵唔到食/阿婆入唔到醫院/我地冇得happy hour,阻住地球轉!(現實至上)

3. 工具理性型:堵路有春用咩,政府/中央/群眾唔會因此有改變架,死蠢!(堵路不是達到抗爭目標的上策)

4. 葡萄上腦型:挑你班友搞咁多嘢都係博出名想上位啫,收皮啦!(抗爭是想當英雄)

5. 自我中心型:出嚟示威等如俾政客利用,我先至唔會豬到幫人抬轎!(不願給政客利用)

過去本地有關社會運動的學術研究集中討論市民為何抗爭,或者市民為何不抗爭,但少有研究有何因素影響抗爭的程度高低。跟熟悉本地公民社會發展的阮耀啟在電郵討論,他認為七一遊行可能已經是他們一年一度參與「社運」的日子,很多參與的市民都並不會積極投入其他社會運動。但為何有人選擇遊行後留在中環,那麼為何絕大部份願意受著悶熱天氣上街的人最後散去,而不選擇多留一晚,兩晚,甚至三晚(尤其是接著是周末和周日,部份市民不用工作)?究竟台灣的群眾運動有否面對這些民間的冷嘲熱諷?我無意苛責離去的示威者(包括自己),但眼看同時期希臘能夠發動24小時全國罷工抗議政府緊縮開支、英國75萬公務員罷工抗議削減退休金,和近一點的馬來西亞有逾萬群眾示威要求改革選舉並遭警方打壓。相較之下,香港的遊行真的很溫和。

香港的社運不能脫離內地社會格局,那麼台灣呢?

今明兩年是描繪香港未來的重要時刻,年底是區議會選舉,明年是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北京領導層也換屆。面對香港的社會和經濟跟內地更趨緊密,而中央也緊緊扼著行政長官候選名單,部份香港市民也有一種寄望中央張口(但不等於樂見)向政府施壓的情緒。另方面近兩年有一批七一遊行高舉殖民年代的香港旗幟,或者是象徵香港自治的旗幟,主張「制定各種公共政策和特別行政措施的時候,必須優先顧及香港人,以本土利益為本,在與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交涉時,維護香港本土利益,並向香港人負責」,類近城邦。香港人討論香港定位和角色的聲音越來越強,並擔心香港習染了內地各項劣質管治和文化。這當然有其社會歷史脈絡,而非無的放矢的排外。而七一遊行成為香港展現公民社會力量,制衡政權(特區政府和北京)的顯示劑,但在現實上,北京和香港的人流物流,以至各項政策也不可分割,而且在回歸前也沒有分開,分別在於結連兩地的種類和程度。葉蔭聰的文章擴闊我們視野,指出香港除了是內地的金融中心外,還是尋覓兩地婚姻的落戶點,是內地人接觸另類言論的地方,也是內地NGO的窗口。此外,有建議認為香港也是一個好地方推動珠江三角洲發展另類經濟模式,改變以成本轉移加強競爭力的跨境經濟活動(註)。梁文道在年初參與Co-China一個探討港人參與並介入今天中國的社會變革的研討會上,就明言香港的社運不能脫離內地社會格局:

我甚至猜測,當初「一國兩制」一開始設局的時候就已經包括了整個中國跟香港的政治改革的藍圖。所以我從來不覺得香港和內地是可以分開考慮的問題。所以,今天香港的年輕人,從事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人,不應該天真地以為我們只要在香港就可以了,這是不可能的。

封關鎖城既不符合實情,在政治上也行不通。討論中港關係將會是這幾年的重點。香港曾經是內地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的櫥窗,到了今天似乎沒有人再提出這主張,至少不會硬把香港澳門的一套輸出台灣。然而,隨著兩岸的民間和經濟往來越來越頻繁,台灣政府及社運團體早晚也要觸碰這問題。

註:感謝阮耀啟提供相關意見。

建議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