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偏左:台灣政治新座標?

2007/03/16

◎ 整理:朱政騏

主持人:黃德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與談人:

簡錫堦(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

高梅香(中華電信工會理事)

姚欣進(工人民主協會 /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蘇偉碩(台灣新社會協進會 理事長)

楊開煌(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教授)

李文忠(前立法委員)

賴幸媛(立法委員)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系 副教授,提供書面資料)

列席:

許惟豪(青年樂生聯盟)

黃詩凱(苦勞網)

林明賢(民間司改會)

黃 默(東吳大學人權研究中心)

顧家銘(世代論壇)

朱政騏(台大社會系 博士生)

鐘秀梅(成大台文系 助理教授)

吳宜臻(教育公共化連線)

卓玉梅(工委會)

邱士岳(學生)

主持人黃德北(以下簡稱「黃」):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一些對台灣社會,特別是對社會中弱勢者特別關注的朋友,以及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朋友一起來這邊,針對李登輝最近提出的政治新路線「中間偏左」來進行座談。相信大家對這件事情都非常關注,也有很多意見。

【中間偏左:創造未來社會價值的運動】

簡錫堦(以下簡稱「簡」):中間偏左最早應推到「新潮流」所提出來的「三面紅旗」:台灣獨立、群眾運動,中間偏左。在政治上,是社會民主政黨的傾向。由於台灣長期沒有左派的社會環境,沒有從左派出發的論述,更談不上社會主義。那麼,中間偏左的力量到底撐不撐得開這樣的社會結構?其社會基礎到底夠不夠?這是我們工運長期遭遇到的困境。

  工運有兩種路線,一是革命路線,主張工人民主專政;一是中間偏左,也就是議會路線。所謂中間偏左絕對不是革命路線,它是妥協的,對資本主義不是完全的否定,對生產工具私有化的問題不會做根本的挑戰。當初,「新潮流」中間偏左的倡議應該是要「產業民主」,從德國的產業民主論述到瑞典的民主協商。我們內部對此有很嚴肅的辯論,後來決定不走左派的力量而是走向中間偏左的力量,因為台灣的社會趨勢不可能用工人專政去挑戰資產階級。所以,台灣如果要談中間偏左的話,傾向資本主義太可惜了,但走社會主義大家一點概念都沒有,這個社會沒有這個局勢。何況,我們當今所面臨的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不再是「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使台灣遭受更大的挑戰。

  現在李登輝願意提出中間偏左,我很好奇。但是,我不知道他對中間偏左的認識是什麼。左派運動先從勞動階級出發,後來新左派才有女性、民族、環保等議題加入,追求所謂平等、公義的社會。中間偏左要從左邊走回來中間,這一塊的論述有待我們去挑戰。我認為,如果把中間偏左當成創造未來社會價值的運動,那麼,首先就要超越過去政治的窠臼,也就是所謂藍綠之下的統獨議題。前提是:我們要讓統獨得不到選票,凡是操弄統獨、族群的政黨,都讓它選不上去。如此一來,台灣才有可能做一個深刻的反省。中間偏左也才會正式回歸到人民的生活,才能充實左派,也才有可能建構一個新的社會價值,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或是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差距、租稅不公平、少子化、老年社會等問題,這些都是中間偏左的政治議題。

  我相信李前總統也同意,現在說這種中間偏左的理念,沒有人懂啦!不過,既然要操作這個議題,就要趕緊加入一些左派的思維進來,而不要用同情、照顧弱勢這種語言,這些只是一種上對下的,是有權利者對於弱勢者的一種同情,人民不需要這個。人民需要的是知道勞動三權是什麼,這是他們的權利啊!從這樣的認識論開始,才能回歸到整個社會的價值改變。若只是在上位者,或者是政治上有發言權的人,他高高在上說著要同情、關心勞工、新移民配偶、環保等等語言,這不可能讓中間偏左的思考在社會裡頭發酵。價值的改變才是公民社會、社會多元化的根本,然而,我們這個社會欠缺的就是左派的思維。

【「新時代台灣人」與「主體政權論」】

楊開煌(以下簡稱「楊」):李登輝先生今年1月29日發表談話時,我人正好在大陸,所以有一些特殊的觀察。我認為,中間偏左應該包括三個方面:政治、經濟和社會。首先,從政治上來講,李先生有兩個新論述:一是「新時代台灣人」,一是「主體政權論」。我覺得,在族群融合的議題上,我們應該注意到李先生從「新台灣人」到「新時代台灣人」這樣的論述轉變。特別是我們看他在接受中天電視台訪問時,對於「新時代台灣人」這個部分他做了一個蠻好的論述。如果是「新台灣人」和「舊台灣人」的話,還有一個時間上楚河之爭。從時間上來分辨台灣人的新舊,其實並不是很正確的作法,所以李先生就改用空間論述的方式,就是你只要認同這個地方,當代人就是「新時代台灣人」,沒有所謂誰為「主」誰為「客」的問題。朝野政黨如果認真體會這樣的論述,這對島內的族群融合很有幫助,可以創造出台灣人的新主體性。

  此外,去年台聯黨慶的時候,李先生就已經提出來了,那就是以「主體政權論」來解決所謂「外來政權」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外來政權」曾經是一個很powerful的論述,這事實上就是李先生提出來的。但是,十年之後,當大家都在講台灣史啦,講本土政權啦,李先生反而提出這個論述。非常可惜,就像簡委員剛剛提到的,媒體並不重視論述,他們只關心李先生是不是支持罷免陳水扁。對於未來的台灣來講,如果真正建立起主體的論述,建立起「主體政權」這樣一個新的思考路線的話,那麼中共真的不得不好好面對。所以,有關李先生提出來的新路線,主要是要處理「民主內戰」的問題,處理島內那種不可調和的紛爭。李先生用「新時代台灣人」和「主體政權」這樣的論述,把大家通通融合在一起,這是他的希望……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個部份。 在經濟方面,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意會到現在已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所以李先生自己雖然沒有公開明言,我覺得他對他自己原來「戒急用忍」的政策是有一些反思的。也就是說,在我看來,1990年代的時候,全球化的特徵或力量還沒有真正外顯出來,所以當時李先生的構想是:台灣應該發展高科技的主體產業,因此,台灣真正應該依賴的是美國和日本這樣的高科技大國。然而,美、日那時候技術轉移到台灣的時候,有很多限制,限制你不能輸出。在美、日共同監控之下,台灣很多企業的技術當然不能轉移到中國大陸去,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李先生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

  在那個時候,李先生其實已經掌握到亞太營運中心規劃的制高點,但是,在權衡之下,他把亞太營運中心放棄了,留下了戒急用忍。到了陳水扁以後,不論是「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還是「有效管理,積極開放」,不管他怎麼變,都還是不脫離「戒急用忍」的精神。問題是,時代改變了,到了1990年代末期,全球化時代快速來臨,這時候,李先生提出來的是讓經貿流動,讓資金出去,也要讓資金進來。過去是擔心資金出去會造成產業空洞化,現在,資金既然已經出去了,就要想辦法怎麼讓資金再進來。目前,全球化之下,資金快速流動,出去是沒有問題,關鍵是,台灣現在只有出去,沒有進來。所以,李先生在他的談話裡對於如何讓資金流入,提出一些新的辦法。從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思考,李先生認為陸資(中國大陸資本)顯然是全球化當中的一環,當然沒有理由特別要去設限。而且,就全球的資金流動來衡量,由於兩岸的特殊關係,陸資進島恐怕是比較容易的。只要資本進來,它就會創造就業機會,這是第一個作用。其次,如果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服務業所能帶動的就業機會,相對於高科技產業出走所流失的工作,恐怕是有一個挽救的作用。所以李先生在不明言的狀況下,他用自己的話來修正「戒急用忍」這種比較保守的觀念,而採取尋求台灣在全球化下的新定位,這樣的作法,是不是有「中間」或是不是「偏左」,我無法去判斷。

  但是,在第三個層面,也就是社會的層面來看,對於台灣勞工的失業、對於台灣農業優勢的逐漸流失,我覺得他是非常憂心、十分關懷的。所以在社會層面,他提出兩個東西,我覺得這倒有點左翼思想的味道。第一個是「怎麼樣讓人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特別是勞苦大眾。怎麼樣讓工人也好、農人也好,能夠透過台灣經濟的總體改善,使他們的生活能夠有所著落。因此,台灣在這七、八年以來經濟的衰退,李先生應該不是無動於衷的,他是非常非常憂慮,非常關心的。他設法怎麼透過經濟政策的改革,讓老百姓們都能夠有工作,能夠過好的生活,所以他一再強調,政府的責任,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在社會層面,還有第二個部份,也就是公平與正義價值的重塑。我們注意到他在批評執政者,或者批評某些教會人士的時候所用的言詞,譬如說:一個人的心中如果沒有公平和正義,那麼死後會接受審判;或者認為有些是非的認定,根本就脫離原本的認知,這些其實都是在呼喚公平正義的原則。也就是說,我看到的是,李登輝希望在「綠」的這個部份,能夠接受他「台灣主體」的思想;再揉合「藍」的這部份,能夠接受他的兩岸政策;最後,再加上紅衫軍他們所呼喊的那種公平和正義的原則。於是,他要促成脫胎換骨的台聯黨能夠走「中間偏左」的道路。這是我個人的一點體認,謝謝各位!

【把公共利益擺在第一位】

姚欣進(以下簡稱「姚」):我今天來的身份雖然是「工人民主協會」,但是以下的發言只是我個人的一些淺見,來就教於各位,這些內容都還沒有經過內部集體的討論,不能代表「工人民主協會」的發言。

  我今天的立場很清楚,是要從社運、從台灣基層勞動群眾他們生活需要的角度來談,所謂第三勢力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的可能性,它可以嘗試的空間在哪裡?它的條件在哪裡?簡錫堦先生剛剛提到中間偏左的定義,還有如何定義左派等等,但是我不願意從這種比較抽象的標準和概念來作討論。因為我們談政治就需要提出客觀的政策,拿出具體的訴求,然後大家再來看這些客觀具體的東西是左還是右,也可能是不左不右。所以我下面的談話希望從具體的政策和具體的需求來談。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今天藍綠兩大政黨,顯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統治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困難,我們可以用毫不誇張的語氣來說,他們已經進入到一個「統治的危機」。既然已經是統治的危機,那麼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大眾需要一個新的政治力量來呼喊他們現實的需要。從我的觀點來看,既然要談政治上的可能性,那麼我們就要先來談一談經濟上的現實,再來談現實經濟發生困難時,所帶來的社會的保證是什麼?

  這要分三個層次來談。第一個,是目前台灣的經濟現實是什麼?我用幾個簡單的數字給大家作參考。從陳水扁執政以來,這七年中,每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是3.7%;可是,這七年來全球的經濟成長率高達10.3%,拿所謂的四小龍來比較,台灣也是最後一名,其他小龍都高達5.2%。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停滯,也就是一直在原地踏步。再舉最後一個數字,台灣1997年國民平均收入所得差不多是13000到14000美金,而到了西元2005年的時候,我們才變成15000美金,等於只增加了一千塊美金。可是各位注意喔,這是從1997到2005年,換句話說8年來只增加了一千美金,而且還是在社會非常不公平的分配情況之下,所以大部份的人可能是倒退的。

  那麼這種趨勢在未來有沒有改善的機會呢?從經濟學分析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是非常暗淡的。再告訴各位一個「家扶基金會」做的統計,這是非常慘的,光是因為生活不下去,父母帶著子女自殺的,從2004到2007年這三年來,就高達50件,去年就有22件,這成長的速度非常快。之前我們在辦「台灣社會論壇」的時候,有一個非常精確的統計數字,就是每一天自殺成功的,還不包括自殺未遂的喔,每一天就有12個人,再加上自殺未遂的話,大概要20多個了。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有許多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條件越來越向中下階層傾斜,也就是所謂的M型社會,中產階級不斷在下滑,底層的人越來越多。換句話說,我們的財富分配不均,經濟發展沒有指望,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慘。我的談話就是根據這樣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以非常客觀的政治經濟分析方式來詢問,我們社運團體或者進步力量,面對這種情形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最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學者或社運團體都在討論,如何形成一股政治上的第三勢力,也就是社運如何化身成為政治力量,讓社運和政治結合。我覺得這個取向是非常好的,從西方的理論來說,這叫作「直接民主」,過去我們社運界往往都只在社會的領域進行抗爭,我們要求的是一種社會權利,例如居住權、受教權、醫療權,還有大眾運輸權。不過在政治力量上,我們沒有政黨,沒有所謂工黨、社會黨這些東西,所以我們過去都只能期待檯面上的政黨,像是國民黨、台聯黨、民進黨等等能夠支持我們,而我們只是作為一些壓力團體。將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一分為二,這就是代議民主。今天我們社運團體應該要將這兩者合一,直接以自己的政治力量來捍衛並爭取我們的社會權利,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其次,那麼我們社運團體追求的理想社會是什麼?我非常簡單的說,各位都知道所謂「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就原則來講非常簡單,就是「把公共利益擺在第一位」,私人的利益是擺在第二位的。那什麼是公共利益呢?不是我說是公共利益它就是公共利益,而是要公共參與,要公民共同的參與。在多元價值方面,就是要針對特定、弱勢群體利益或特殊文化價值而提出多元利益的訴求,例如同性戀、原住民的社經利益或古蹟保存等等。最後,整個公共資源的提供,應該是以公共資源來優先照顧弱勢者。總之,各種多元抗爭社運的共同理念,乃是將社會公益、公共資源與公共價值等擺在第一位,而每個個別成員都有平等權益去參與、管理與分享社會資源。

  因此,社運界可以提出什麼共同的政治訴求出來?我個人的講法很簡單,就是「社會基本需求公共化」或者「社會基本需求公有化」。什麼是社會基本需求呢?我認為有五個:第一是生態;第二是醫療公共化;第三教育公共化;第四資訊公共化,我們的大眾媒體要公共化;第五是大眾運輸公共化。我們要是在這五個基本的訴求上有共同的立場,就可以從這裡進行我們的政治介入,來捍衛我們的社會權利。

【「民主失靈」與「市場失靈」】

蘇偉碩(以下簡稱「蘇」):我覺得這個問題有幾個脈絡可以切入,第一個是從李登輝的發言方式,去看看他真實的本意是什麼,不過我是比較建議暫時先放棄這一塊,因為他到底是怎麼談,我們還要進一步去分析。我們應該回過頭來看台灣社會究竟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這可能就可以回應部份政治觀察者的幸災樂禍,懷疑台聯究竟有幾個人懂「中間偏左」這幾個字要怎麼寫。我認為「中間偏左」起碼點到台灣的問題點了!台灣今天其實有兩個失靈的問題,在政治上是「民主失靈」;在經濟和社會總的來看是「市場失靈」。儘管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是模範生,在自由化的過程我們非常肯定市場的力量,但非常遺憾的,台灣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例子。

  我先談市場失靈的部份,過去我們認為只要經濟成長起來,透過利益均霑的理論,我們多少可以喝到一點湯,但是現在台灣的情況,富者越富,但貧者沒有跟著富起來一點點,這個允諾失效了,市場均霑的理論失靈了。特別是政治力量深入市場,過去以為是政府的問題,但現在根本不是,而是有力人士可以伸手進去操作,造成市場失靈。本來在傳統的民主理論也有市場,其基本假設是所有公民都有相同的公民權,大家在市場上都有公平的交易平台。在政治上,是把所有人的利益,特別是需要運用社會資源分配的這一塊,透過民主選舉或公共討論的方式進入。所有的人在政治上都會有代表,議會民主也好,直接民主也好,也就是大家都來「喬」嘛!這個民主的最終是要反應社會的需要,達到民主的理想,可以與時俱進。

  中間偏沒有左,座標都不知道要放在哪。國際上有左有右,中間也在偏左偏右,那我們台灣國很尷尬,我們講第三勢力都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人家講第三勢力是左右都各有一個勢力,我們是走中間一點,說我們是第三勢力,那我們到底是不是中間,自己在定位上有時候很困難,很難跟群眾說清楚,他們也聽不懂,因為台灣本來就沒有左邊這一塊,要界定真的很困難!所以國際規格到台灣來,經常要重新調整。放到台灣民主化的制度化運作過程來看,原本允諾充滿奶與蜜的承諾通通沒有了…… 唯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比較能夠去體會85歲的李登輝所講的話。社會共同體的基礎已經開始裂解,台灣目前在社會、經濟存在兩個很大的分裂危機,一個是經濟成長率不如人,但還有3點多,工資成長率連0.3都變成是一種夢想,兩頭拉開非常嚴重。這個社會整個裂開的力量非常大,可是在政治的解決方式是以毒攻毒,以分裂治分裂。分成百分之一的贏者圈,和99%的輸者圈,也就是一直得不到生活水平的那一塊,結果最後卻必須要用統獨問題來做彌合。要用政治上的分裂對抗,談統獨的假議題才能掩蓋社會分裂的現狀。所以,不管台灣存不存在左翼,或未來有沒有可能存在左翼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被迫要去面對,李老先生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明明李登輝說的是統獨緩議,也把工農、青年學生的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丟出來,但是他還是被統獨問題給卡住了,大家都在檢驗他的台獨立場有沒有發生變化等等。今天就算中間偏左的問題談清楚了,統獨的鬼魅還是無法立刻脫離,這是我們要探討的。

【勞動是財富之父,大地是財富之母】

賴幸媛(以下簡稱「賴」):在座各位和我的看法應該是一致的,今天的這場論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討論平台。首先,我們都在問「什麼是中間偏左」,我願意引用法國重農學派一位學者於兩百年前的說法:「勞動是財富之父,大地是財富之母」,用他的講法來闡述中間偏左路線的內涵蠻貼切的。我希望中間偏左著重在「勞動」與「環境」這兩個生產要素。台灣過去二十年,有很多社運先進做了很多努力,為什麼中間偏左還是沒有在台灣發芽,沒有達到國際社會左翼的水平?我認為,台聯所提出的中間偏左這條新路線還不達到左翼,是因為它不涉及所有權的問題,只涉及所得的重分配。中間偏左是尊重私有制的,只是針對這幾年實施資本主義造成的種種後果,進行補救。在勞動和土地問題上做政策的補救。對勞動而言,我們是要保障工作權。憲法第15條,工作權跟生存權的保障是很重要的。對環境而言,具體的政策是運用聯合國倡導的綠色GDP對永續發展的建構。從勞動層面來看,政府必須負擔起保障國民生存權、工作權的責任,所以經濟的發展就是為了保障全民的就業,只要有人應就業而未就業,政府就要負責,這是我認為中間偏左要釐清的重點,並且政策方向要和人民共同來擬定。

  在具體的政策上,我初步提出「三生原則」:人民生活要有收入、社會生活要有品質、環境生態要保育。若化為政府施政基本原則,以下幾項可以提出來討論:第一個是「經濟發展」。為何李前總統登高一呼提出「中間偏左」路線,實在是因為經濟停滯、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造成中產階級往下墜落,本來就是弱勢的更無以為繼,被擠壓到邊緣。台灣自殺問題嚴重,去年超過4500人自殺,這是有報案的數字,沒有報案的數字恐怕更多。攜家帶眷自殺的案例,一年平均就有30幾個。所以經濟發展就是要以創造工作機會為優先,必須要讓國民盡可能就業,如果人民沒有工作,政府就要負起責任,這就是要來兌現保障國民的生存權。

  第二個原則,就是國家的產業政策要以全民就業為目標。我們看到政府過去七年來的產業政策是一個無效的產業政策,都是在扶植高科技。政府給予高科技許多獎勵措施:不用繳稅、免費取得土地、資金取得容易,對面板、半導體的投資了好幾千億,事實上創造的就業機會少之又少,這樣的產業政策就有問題。我們應該要求國家所扶植的高科技產業回饋或反哺我們的傳統產業,讓傳統產業可以高科技化,提升產業結構的全盤水平,以提供最大多數就業為最重要考量。這就是中間偏左。

  再來,就是有關文化的,我們應該要確認,中間偏左的一條路線應該要尊重我們是一個多元的社會,社會成員有各種不同社會身份,政府有義務必需尊重、也要發揚不同的身份的主體性。

  環境方面,我主張採取聯合國所編製的「綠色GDP」核算方法,國家資源的配置必需符合環境倫理,必須為我們子孫後代留下環境的基盤。

  總而言之,這些年來,金權政治以及政黨惡鬥不斷輪迴。這種讓大家幾乎喘不過氣來的藍綠惡鬥、族群撕裂,都與我們的選舉制度有重大關係。所以,中間偏左的選舉制度,就是要讓全民能夠參與政治,亦即「參與式民主」。這個原則就是必需要有「公辦選舉」,公辦選舉就是能夠貫徹國民參政權,讓有理想的,沒有錢的青年或一般公民,能夠平等來參與政治,讓中下階層不要被金權政治活埋。

  有關教育,國民義務教育應該延長到12年,教育不應該商品化。

  有關對外經貿的關係,台灣既已加入WTO,我們就應該儘量利用WTO的機制與平台,來行使WTO提倡跟允許的權益。事實上,資本主義講求自由貿易,但是自由貿易產生的弊病,就是需要國際經貿組織去解決的,所以,在目前的條件之下,中間偏左的國際經貿政策,就是要善用WTO提供給每一會員國的權利,盡量去保護自己的產業,以便進行公平貿易,在國際競爭舞台上不要永遠當弱勢。WTO有一套機制的設計,包括防衛措施、反傾銷、平衡稅,這一些我們理應去護衛,但是,目前的民進黨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不僅自己不願意做,還打壓產業,讓他們不能做,真是匪夷所思!

  再來就是有關外交與援外,我們也應該鼓勵外交部門與援外部門創造條件,透過政策鼓勵年輕人積極投入。我們的對外援助,其實也可以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來創造商機。

  基本上中間偏左有許多政策,需要大家共同來參與,譬如,中間偏左的醫療政策、中間偏左的農業政策、中間偏左的性別政策是什麼,需要大家一次再一次的討論,集思廣益。

  中間偏左在英文講得很清楚,但是在中文很難表達。台灣社會特別的現象,就是根本沒有左翼的勢力,所以現在講中間偏左,到底中間是什麼,偏左是什麼,眾說紛紜。但英文上就可以講得很清楚,英文的中間偏左是center-left,基本上還是尊重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但是針對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禍害與後果,要想辦法來匡正。

  為什麼提出中間偏左,雖然各位先進努力了二、三十年,左翼思想與力量在台灣社會還是沒有生根。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只能從一個可行性的角度來提出中間偏左,並以此作為一個政黨的經濟與社會路線。我們認為這個是比較能呼應當前問題,呼應這些年來所產生的社會經濟跟民生的問題。這一條路線是要透過人民共同的討論,產生出來具體措施跟方案,以解決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還談不上要直接挑戰資本主義,或者直接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或社會主義的政府。有一天,如果這樣的理念能夠出現,像歐洲許多國家的左翼政權,這樣也很好。但是,以台灣當前的條件,我認為提出中間偏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跨越,尤其是由一個政黨以及李總統這樣一個有份量的政治人物提出來。李總統的努力,或許能夠為目前面臨這麼嚴重困境的台灣提供機會,散播左翼思想的種子。我們希望跟各位所領導的進步團體以及我們在學界的進步學者,進一步來推動,讓它能夠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來著床,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使命,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時間點。如果不是這樣,我想不出來台灣還有什麼路可以走!

  回應簡錫堦先生的話,How to do it?做法就是我們大家要結盟,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我現在擔任立法委員,剛好有政黨的力量,我們就利用這個政黨來做。雖然大家質疑這個政黨可能做得到嗎?左怎麼寫都不知道?這有什麼關係呢?不會的話,多講幾遍就會了,人是可以自我教育、反省、往前走的,對人永遠不要失望。如果這可以引領風潮,大家就一起來做,像我是台聯黨的立法委員,我就在立法院提出並推動中間偏左的法案。舉例來說,兩小時前我才主持「阿里山BOT案公聽會」,政府竟然把阿里山這樣一個生態保育的重要區域給了宏都財團,讓他們大肆砍伐。民進黨政府執政以後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偏向財團的右派。

  這塊貧瘠的土地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這是李前總統的心情,至於選舉考量那都是次要的。一個政黨提出這樣的訴求,如果可以自我調整與自我轉化,並讓人民認識進而取得認同和支持,這本來就是政黨應該做的。如姚欣進先生所說的,我們社運團體是否應該組成政黨、形成政治力量,如果有這個條件,我也樂見其成。不管用何種方法,我認為都是殊途同歸。無論如何,進步的力量一定要在台灣生根著床,否則台灣是萬劫不復。

【台灣是否有左翼的傳統?】

李文忠:我是右派。或者說是有良心的右派。中國崛起,台灣對中國投資過度,很多傳統產業和公司在這過程中是受害者。王永慶繳的稅遠多於郭台銘,但受到政府的補助卻遠少於郭,更何況其他的小企業。面對崛起的中國,統獨不是假議題,只是過度被濫用。統獨絕對不是假議題。

黃默教授:台灣少了左派那一塊,所以談中間偏左看起來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重要的是下一步要怎麼做,很多的人,從知識份子到民間社運工作者,都在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當前應該也是一個契機。

鍾秀梅:簡錫堦問到台灣有沒有左翼,或至今有沒有過,我覺得是有的,甚至是不輸國際水平的,例如1930年代的左翼運動,不管是農民運動、工人運動、文化運動都是不輸國際水平的,尤其是二林的農民運動在國際上是領先的。左翼教育是怎麼進行的?30年代的左翼運動是非常平民的,例如到處演戲、演說,還把人民抗爭的理念寫成可以朗朗上口的三字經。如今,我們的高等教育環境,其實是非常右翼的,或者是非常私有經濟的那一套東西。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其實有過左翼的傳統,即使到了1980年代末期,也有過左翼政黨政治的嘗試,比方說工黨、勞動黨或者是社民黨,多多少少曾經努力過。

林明賢:我採取比較務實的看法。李登輝提出中間偏左,不妨就把它當成一個帽子,底下要去搞什麼、什麼比較進步的思想或對人民比較有利的政策、對這個社會可以整合的、怎麼樣讓做事的人可以得到比較合理的對待,就是一個契機,而不在於左右的分別。兩岸經貿應該要提出一些具體可操作的方向,戒急用忍好像走不下去了,可行性方案越早提出來越好,因為沒有辦法提出一些具體方案的話,又要被統獨議題所扭曲。姚欣進提出的「公共化」這三個字我覺得很好,過去我們在反對私有化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公共化」就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中間偏左扣連很多議題,如果能夠用公共化來做論述和深化,並形成政策的話,或許能夠在台灣的統獨議題之外創造出一些空間。

吳宜臻:我現在是失業青年。兩個問題請問簡錫堦先生和賴委員。第一個問題請問簡錫堦先生:走中間偏左改良路線,但北歐的社會福利國家都已瓦解,社會福利逐漸在削減,社民黨走向右邊。在社會民主國家已經全面崩解之後,你認為有什麼條件可以繼續走這條路、可以落實的更好?第二個問題請教賴委員:妳有定義中間偏左因為只涉及所得重分配,而不談所有權?我覺得非常好奇,為什麼?還有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但又要善用WTO的機制。但各國進行結果,WTO卻造成更嚴重的私有化,像WTO讓教育商品化,這明顯是一個相牴觸的立場和意見,我不曉得這到時要如何實踐?

簡錫堦:瑞典、北歐一直被說要垮了,但是到現在都還沒垮。瑞典不會倒,而且正在挑戰所有的歐洲國家。

賴幸媛:為什麼不直接談左派?不是不好談或不願談,左派在歐洲是個fashion term,所以就理想或理念的話,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左派份子。但是,在我的認知裡,左派是涉及到所有制的變更,而我現在是個政治工作者,必須要考慮到現在的政治環境和條件,當今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允許我們去否定私有制,所以在中間偏左上我們才去強調所有制的重分配,不是讓財富集中在少數有錢人身上,不讓他們完全掌控社會。第二個問題,WTO跟我們中間偏左的理念是不是矛盾的?我認為WTO基本的理念,當然和公共化有一些基本的矛盾,但這個機制有一些是可以善用的,我們可以利用它的措施和機制來符合中間偏左的路,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我們的政府這幾年來非常的stupid,連懂都不懂。譬如說談到教育公共化問題,我們的服務業在1998年入會時,完全零保護,世界上只有台灣如此!WTO不是沒有機制,而是需要利用它的措施來做談判,在進行階段性經濟策略時,來保護我們的產業、文化等等。WTO包括各項保護措施,譬如我打毛巾案,利用WTO提供進口救濟和反傾銷措施來保護我們的產業,爭取五到十年的緩衝期,讓他們在這十年期間能夠進行產業調整,讓我們的勞工不會失業。

潘欣榮:李先生講的照顧工農,我們不要忘記,這種中間偏左的信念,蔣經國、希特勒都講過,究竟李先生講的和這兩者有何不同,牽涉到我剛剛聽不懂的中間偏左的東西。二十年來,台灣一直向外宣傳自己是東方北歐的經驗,可是我很好奇的是北歐幾乎50%的稅都繳給政府,可是在台灣只有15%,你要如何讓企業主的口袋願意掏出其餘的35%?今日左派要提出的不是所謂中間偏左,因為大部分中間偏左路線都逐漸出現問題的時候,只會讓群眾對左派更加失望,我們要提出的是什麼,是「公共化」,可是我覺得「公共化」是什麼,需要更明確的去講。「公共化」的所有權應該是屬於所有人民的,應該收歸公有,它絕對是挑戰私有財產制的。我們今天要學習的,不是學習中間偏左的政治思想,而是學習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永遠衝突的。

林明賢:所有的東西應該要從具體的社會、具體的環境出發,才有實踐的各種可能。用你這樣的方式談左翼,沒有幾個人聽得懂。沒有一些政治空間,要如何著床,讓民眾有一些開展的可能,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實踐基礎。在今日的台灣社會,有什麼樣可能的空間都應該去嘗試,我個人是抱持要開放的態度。

簡錫堦:我以前也是連修正主義都不能接受,但現在的策略是要聯合有良心的右派。像李文忠,我都覺得可以策略地結合。

賴幸媛:要和北歐這些有長久左翼思想傳統的國家去比,我們根本做不到。不過,自從我們提出中間偏左的想法,社會各界有相當多的反應,正在不斷擴大發酵之中,我覺得這是好現象。台灣左翼前輩這二、三十年來的血淚努力,告訴我們,這個東西不是在台灣可以憑空產生的,我們必須要一步一步地來,沒有社會基礎,沒有一定的社會力支撐,進步事業是不可能發展的。我相信,今天即使還有許多爭議,未來還是可能殊途同歸。我們討論的時間還不足,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結盟,讓大家不斷的去分析,去闡述,到底什麼是真正的中間偏左政策,有哪些是在今日的台灣可以落實的!目前,我只能說,我們中間偏左就是要向勞動階層,向市井小民來傾斜,從這個原則出發,而後擬定政策來執行,這是中間偏左當前的意涵。所以,我認為,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即使目前社會條件還嚴重不足,但是,沒有做就永遠不可能產生嘛!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聯合大家的力量,努力再努力。

附錄/書面發言

「中間偏左」需要哪些政策?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在公用廁所沒放紙的早年,主計處廁所本設有公用衛生紙,後來總務處為省開支把它取消,改成按月發給員工一包紙。此舉造成不便,引起眾怒,有人竟罵總務處「共產黨」!其實,批評者喜歡「大鍋飯」卻反對「自負盈虧」,到底誰才是共產黨?幾年前中華電信員工為反國營企業私有化,展開大規模示威抗議。帶頭的幹部不滿警察鎮壓,情急之下罵警察是「共產黨」。他們有所不知,真正的共產黨決不把國營企業私有化。從兩蔣以來,台灣社會對「左」的排斥與誤解,既深且巨,上述兩例,就是明證。

  北歐成功的福利國家典範、西歐左翼政黨的影響與貢獻,並未引起台灣的重視,也沒增添民眾對社會主義或左派的認知和好感。在威權時代,左派是入人於罪的充分理由。直到近年,左派、社會主義、共產黨等字眼,仍代表落後、貧窮、蠻橫、甚至邪惡。左派如何擺脫污名、擴展空間、修正台灣發展方向的偏頗,毋寧是急迫且深具意義的大事。

  弔詭的是,從不談「左右」的台灣政壇,最近帶頭改走「中間偏左」的,竟是一向戮力於台獨的深綠台聯。立委賴幸媛日前在《中國時報》有一段宏言儻論,她說兩大黨占盡資源,卻忽視民間疾苦。「當前的藍綠惡鬥是以『統、獨』的假議題,來矇蔽社會民生的真問題。」大哉斯言,但請大家回想「以統獨假議題,矇蔽民生真問題」者,始於何時?創於何人?經濟成長(右)與社會公義(左)如何取捨的重要問題,總是被族群議題與意識型態淹沒,究竟孰令致之?創黨之初就與民進黨比獨、讓歷來統獨戲碼增添張力有功的台聯,難道不也是「以統獨假議題,矇蔽民生真問題」?

  賴委員又說,經濟成長的果實未能由全民共享,「尤其是自兩千年以來,貧富差距日愈懸殊,因失業、貧困和債務而走上絕路者時有所聞,…民主沒有為廣大人民帶來實惠。」賴文一針見血,但請容我稍微補充。台灣社會在六、七十年代不但越來越富,而且越來越均。威權統治的蔣經國於能源危機時期,堅持漁民使用的柴油不能漲價,並且還能法辦搞金權的立委蔡辰洲,而繼任的李登輝則開始與財團密切往來。台灣貧富差距的擴大始於1980年代「本土化」蔚為主流之時,絕非政黨輪替之後。民主沒為人民帶來實惠,實在不能只怪現任政府,卻不檢討掌權12年的李登輝。台灣社會公義遭受侵蝕,早就發生,何以台聯現在才突然發現「左」的必要?

  李登輝表達避談台獨、改走中間偏左路線之後,社會及媒體關注的焦點,是他的前半句,不是後半句。據我的悲觀預測,今後選舉中「左、右」議題仍難敵「統、獨」,因為後者仍大有操弄的空間。台聯正視民生,而且願意「中間偏左」,當然值得喝采,這也是以民生議題取代統獨議題的契機。凡是不忍社會底層現況的人,對於台聯「中間偏左」的動機與誠意,都有高度的期許。

  依我淺見,中間偏左必要的政策包括:a.提高稅率,(丹麥所得稅率50%-70%;台灣有效稅率才12-14%)。台灣稅收來源偏重薪資所得,資本利得稅急需補強。政府稅收不足、預算赤字都很難做到中間偏左。b.強化社會福利、失業救濟制度。c.提供平等教育機會,讓人民有公平的立足點。近來各地方政府擬定課後扶助計劃,幫助弱勢學生補習功課,該計劃需要7億元但教育部只給4億。商業周刊報導,政府每年支付每一小學生的經費,南韓約800美元,台灣約80美元。高等教育政策亦加大貧富家庭間的差距。d.完善托育政策,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就業率。e. 「中間偏左」最需要廉能負責的政府,忠於人民所託,把公民繳交的大幅稅收,做最有效的經營與分配。(2005年丹麥發生三十年來最大宗的賄賂案,賄賂金額約台幣23萬。如此清廉政府,人民才願意交高稅額)。至於近來以自由化之名,行國營企業財團化之實,亦應反對。全球高效率、低事故的新航就是國營企業。f.緩和兩岸關係,轉移國防、外交資源到社福與教育。人民交稅如可換來更便宜的教育、更好的醫療服務,自然減少逃稅誘因。如把血汗錢交給中南美洲的貪瀆政客,或是買了一些平時一無所用、戰時玉石俱焚的武器,將增加人民逃漏稅誘因。軍購、金錢外交亦與「中間偏左」的精神相左。

  「中間偏左」需要的是細火慢燉,需要循序漸進建立制度與文化,不能只是短期的政治訴求,更不可能完全避開統獨意識型態。一個「中間偏左」的政黨決不支持貪腐的政權,但是一個主張「本土」的政黨就會含淚挺扁。一個「中間偏左」的政黨會反對勞民傷財的「正名」運動,但是一個主張「本土」的政黨必然熱中於「正名」。台聯如何走出困境,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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