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音樂祭的吶喊在七月的燥熱中響起，卅萬人潮擠爆了北海岸。歌手、樂團、小販、條子以及喜歡沾惹音樂的朋友在日漸被破壞、侵蝕的沙灘上嘶吼狂放，享受夏日晚風與紛雜樂聲。
這只台灣的音樂盛事之一，接下來的「野台開唱」以及年初舉辦的「春天的吶喊」，一次次地吸引人潮與錢潮，也帶起多元樂風，激發非商業體制下的音樂創作能量。不過，就在獨立樂團逐漸蓬勃的同時，未來是否會像許多音樂前輩進一步地透過音樂影響政治、改造社會？或者，這些音樂聖典只是獨立樂團與公共事務隔絕的另一條線？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其實，台灣也有少數的獨立音樂工作者參與公共事務與社會改造，不論是早期陳明章、朱約信、「黑名單工作室」，或者近年來在社會運動經常出現的「交工」、「黑手拿卡西」以及「飛魚雲豹」，都顯示對不義政治的批判，與傳達社會的不滿與憤怒。不過，除此之外，大多數的獨立樂團與公共事務似乎沒什麼多大的關連。
雖然如此，「薄荷葉」、「Tizzy Bac」、「閃靈」、「濁水溪公社」等獨立樂團正在進行「鼓勵音樂文化多元發展，我們強烈支持媒體公共化」的連署活動（活動網址：http://www.bigsound.org/publicmedia/），卻讓我們看到音樂人的另一種生命力。他們說，「商業音樂頻道裡，永遠充斥著付錢打片的MV以及了無新意的陳腔濫調，再不然就是跨國唱片集團MV的疲勞轟炸」，因而期望未來在「公共媒體集團成立後，應規劃一到多個有別於商業音樂頻道的常態性音樂電視節目」、「提供多音樂發聲的廣電空間」。除了發表聲明，他們也打算舉辦演唱會喚起更多朋友的加入，這不僅是音樂人為自己爭取多元音樂的公共空間的活動，更是親身參與社會、改革媒體的實際行動。
張鐵志在他的「聲音與憤怒 — 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書中，介紹了近五十年歐美獨立樂手與主流藝人為何及如何參與社會改造的過程。他們反戰、反貧窮，反歧視、反全球化，以及媒體改革，不但以音樂撼動政治，甚至也親自參與社會改革。書中特別提到：「創作者可以透過不同的詞曲、表演方式，以及實際社會行動召喚出不同的行動主體…與進一步的社會實踐」。顯然的，台灣獨立樂團普遍是與政治、社會疏離的，但音樂與政治、文化、社會卻是層層相扣，獨立音樂人在享受音樂解放的同時，也許還可以試著拭去音樂與公共事務間的那條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