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上沒有採訪自由，有也僅是警察決斷後施捨給你的自由，因為「多少罪惡假自由之名行之」，故而必須在集會遊行的場合、社運的場合，應該剷除一切可能危害視聽的因—素，逮捕獨立媒體記者！他們是假記者之名行社運之實！禁止社運成員進行記錄！降低不當言論散佈的機會！ ——這是樂生308與311兩場行動給我的反省。
這是什麼樣的警察國家？這國家既非法治亦無自由。
這並非法治之國，而是一群專著制服的警察，透過衣服上警察兩字的象徵性，警察表徵了利維坦的利牙，他們以自己的決斷、裁量權，決定了「什麼是合法與非法」。這樣的權力關係之中沒有所謂自由，集會遊行法只是一個藉口一個「宣告你違法」的藉口，因為事實上，是警察，擁有著象徵性手握警棍的警察，控制了「自由」。「違不違法」一點也不重要，因為那是警察說了就算的，是不是、或者違反哪一項條文，根本不是警察施展主權（sovereignty）時的考量。
3月8日，樂生的群眾五十人前往蘇貞昌位於金華街的豪宅官邸進行抗議，人群聚集了約兩小時之後，警察開始採取人群驅離的策略，他們將麗水街路口以層層人牆堵住，再而一波波的將人群塞入這人牆之後，禁止他們回到官邸前。
圖一：樂生堵蘇貞昌
圖一
警察驅離的一開始，大軍壓境，由於最外圍靠近馬路的一排是記者群，於是指揮官和所有的制服警一致的喊著「小心你們的機器」而一邊拉扯記者，試圖在記者與群眾之間塞滿警察，有線電視台的攝影多半人高馬大，當然不畏懼警察的推擠，多在警察一陣拉扯之後繼續擠向前。但是警察只認得「大機器」，於是一名苦勞網特約記者被拖行、丟入巷內，根據我的目擊，警察將該記者手中的一般數位相機擊落，但此時該記者正在出示其記者證（如圖一）。
「什麼採訪，你根本是來那個的，你是學生啦！」警察吞吞吐吐的說：「少來了，你要採訪站在這邊就可以」警察如此說（如圖二，左邊數三名）。我與一名公共電視台記者也因為衝過來採訪警察推人的場面，因此也被困住。由於警察阻止我們回去，公視記者問他為什麼，警察說：「依據警察法，現在拉起管制線了，你沒看到嗎？」。是的我沒看到，我只看到一群穿著雨衣、雨衣上頭寫著警察的「許多個人」圍住了巷口。
圖二：這三個人攻擊苦勞網記者
圖二
圖三苦勞記者被抓
圖三
三天後，近兩百位示威群眾再次前往包圍蘇貞昌官邸，這次，警察迅速在十分鐘之內舉牌三次，立即展開驅離行動。雖然口中聲嘶力竭喊著「原地續住樂生院、公開審議90%」然而群眾卻是平和的坐著。警察則相反，他們激動、大動干戈的將人群區隔成好幾小塊，彷彿這樣上鏡頭看起來人會少一點。
警察同時採取數種動作，其一是上述「區隔人群」；其二是分批逮人（尤其先抓男性）。就在分批逮人的過程中，一名苦勞網實習記者既未穿著群眾統一的白色衣服、亦未披帶標語、甚至沒有坐下，也無故被抓走，無從申辯（見圖三）。如同308，警察在區隔的過程中以硬擠的方式阻止媒體拍攝，引起幾者不滿，有一名記者遭到警方數次包圍（見圖四、五、六）。而另外一名攝影工作者，則被警方喝叱以「妨害公務」帶走（見圖七、八），他在警備車上申辯說「警察要工作我也要工作，你們也妨礙我工作」，但卻因此被加強管束。
圖四記者被抓
圖四
圖五記者被圍攻
圖五
圖六
圖六
歷時九十分鐘，警方用三台車抓走了150左右的群眾，然後緊接著包圍金華街「中華電信工會」前空地的數名老人，雖然被周圍的人喝叱「不准進入私人土地」時，警察確實退後半步，然而他們卻舉手指著周圍的多位紀錄片工作者（顯然警察不知道，樂生的紀錄片不僅參展於台灣各大影展，還有一部紀錄片榮獲「金馬最佳數位短片」）、新聞或傳播系學生、自由攝影工作者，指其為「假記者」，警察說「你們都是假記者，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
圖七攝影工作者遭羈捕
圖 七
圖八
圖八
是，許多手持相機或錄影機者是學生，是，許多記者或記錄者身兼運動者，是，許多拍照者不是記者。但那又怎樣？為何運動者不能夠在現場進行記錄？詭異的是，警察依照「集會遊行法」舉牌警告，他卻無法明確的告知何人違法、多大的範圍受到管制。除非他將範圍內所有的人都以罪犯身份帶走，但那是戒嚴時代才有的事情，警察難道不知道已經解嚴二十年了嗎？
顯然，這一切都是警察的「決斷權」，這是警治的結果，是擁有「主權」象徵性的這些個別的警察，拿著抽象的法條為藉口，以個人的主觀判斷，進行裁量。雖然，聲稱有一堆法規條文「放在哪裡給你查」，但是警察可以透過現場的裁量、豪無妥協之可能的強迫取消你的自由，這些你原本擁有的自由，若非幾小時之後因為你被警察丟到山區野放而自動歸來，那就要由司法來進行另一次的決斷，結果可能是與警察的裁量不同的，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針對警察主觀、個人的裁量結果，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即對於資訊流通、新聞傳播而言，就是由警察決定了什麼樣的消息應該透過什麼樣的人傳送出去，根本不存在什麼採訪自由，也別提運動性的獨立媒體了，只要經過「警察認定」，獨立媒體只有被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