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不會把媒體的現象分析太清楚了？雖然說得很寫實，但萬一大家都懂得怎麼看新聞，我們也很難混下去呀！」幾個禮拜前在一場關於閱聽人權益的演講後，一位媒體工作者半開玩笑的向我「訴苦」：「你也知道，我們這些基層記者很辛苦，老闆交待的事，我們知道很不道德，也很傷人，但我們可以不作嗎？」
這樣的訴苦，或者抱怨其實並不是第一次聽到，去年「鴻妃戀」新聞打的火熱，台大新聞所、媒改社、媒觀等團體聯合召開記者會，批評媒體為求利潤嚴重侵犯人權及觀眾權益，隔日「鴻妃戀」的新聞大幅降溫。雖然許多朋友會將類似新聞問題的矛頭指向記者，不過，那段期間也接到許多記者朋友的電話，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心裡有千百個不願意，真的不想作那則新聞，但老闆命令下來，他們能不作嗎？當時曾經建議媒體朋友們何不發起「我不作狗仔」連署活動，串連幾家媒體的記者、編輯共同簽署，以集體的力量向媒體老闆說不！可惜，這件事後來無疾而終，因為沒有人要開第一槍。
會有這樣的發展並不意外，最多只是再次應証台灣媒體工作者面對老闆不當對待時的軟弱無力，許多有關媒體勞動權益的研究及調查都顯示，台灣媒體工作者普遍缺乏勞動意識，當老闆無理要求時，大多只會選擇忍氣吞聲。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其實不會有太多的閱聽人會同情媒體工作的處境，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媒體的表現的確不讓人滿意，另方面，閱聽眾關切的是產品感受，工作者的遭遇是否合理則很難讓人同情。
這當然是這個社會普遍缺乏勞動意識的結果，但對消費者而言卻是自然的反應，而這也使得媒體工作者必需承受來自社會的壓力，也因此，一位有理想性的媒體工作者就可能面對老闆及閱聽眾的雙重煎熬，不斷在「收視率」與「良心」的交錯聲中找尋或毀滅自我。
顯然的，閱聽眾是很難與媒體工作者站在同一陣線，當然，這並不是說媒體人的處境不需要關切，只是如果媒體工者作本身沒有具的體反思行動真的很難獲得社會的同情，特別是在一個普遍缺乏勞動意識的社會，期待所有人都能了解媒體問題不僅是媒體工作者本身問題，更是不合理理勞資關係的結果，的確並不容易。換句話說，媒體工作者必須認清自己的處境，透過集體的力量面對老闆不當的對待，或者尋求外部結盟，共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困境，否則就算心裡再喊千百次「人家也是千百個不願意」，一樣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