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及民主的吶喊後,再尋治癒貪腐的良藥

2006/07/17

  7月15日,被媒體稱為「泛綠」的學者,共同發表了「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連署聲明,以這一段時間以來,總統府接連傳出的弊案,已經「失去道德威信和人民信任」,要求陳水扁總統慎重考慮辭去總統的職務。

  這項聲明,算是在一連串弊案爆發之後,首度使要求「陳水扁下台」的呼聲,跨越藍綠的政治光譜;在以「國族認同」作為政治動員、以及對政治人物評價標準的政治藩籬;聲明的出現,就超越現有政黨認同、重新提出社會整體的價值,具有相當的意義。聲明中以「民主的價值和理想,豐富對台灣的認同」其實也正是過去二十餘年來,從黨外時期,到民進黨時期建構起來、又被逐步拋棄的價值;當這種聲音,重新出現之時,對照今天民進黨當權人物的政治算計,予人「恍如隔世」之感。

  而陳水扁總統接收此一訊息後,竟以邀請獨派大老共商、宣布將推動制憲正名作為回應。在政權獲得的支持與認同度最低的時候,竟要進行需要最高支持與認同的操作;這不單單是將「民主價值」棄如敝屣、也更是將「制憲正名」的理想置諸累卵之上,已經失去政治籌碼,還要不顧一切地進行豪賭,至此,陳水扁已經畢顯了政治人物的一切醜態。

  然而,在道德說教的同時,對於「貪腐」的源由及構成的結構未曾發生任何改變的時候,我們很懷疑,任何政治人物權位的得喪,對整個社會能產生多少正面的意義?

  這幾年,台灣社會對於貪腐的痛恨,來自於財富大量集中,貧富差距拉大,相對剝奪感驟生。其根源,在「去管制化」的趨勢之下,國家以各種方式,將原先掌握的公部門資源釋出給「民間」,在快速的民營化、釋股、BOT……的過程中,在「官」、「民」不分的狀況下,握有權力的人,往往成為龐大利益的分配者,「新自由主義」下國家的統治權力,漸漸從寡頭的政權,移轉至各種各樣的代理人的手中。這幾天,吳淑珍的「我沒有官職,要我如何負責?」正為此做了最好的註腳,傳統對於「濫用公權力謀取私利」,這一個貪腐的定義,已經逐漸為「以公權力委託圖利營私」而取代,陳水扁上台之後,因為權力集中,給與以總統府為中心的政權集團,大量培養正式與非正式的買辦、掮客的機會。

  一個不能負責也不用負責的人,卻可以在無數的股權爭奪戰中翻雲覆雨;在數十億、數百億的股權爭奪中產生影響力,這恐怕才是問題的所在。

  國家資源釋出的過程不透明,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造成過程瑕疵的,卻是無限上綱地將公部門資源釋出這一個政策本身,二次金改的醜聞屢見不鮮,財團大把大把地把國庫掏空,密室裡的利益輸送成為財經政策的常態,公股釋出的速度之快、手段之奇,已經遠遠地超越了是否該「民營化」這一議題的左右爭論。

  透過公權力釋出而造就的貪腐、圖利,早就超越藍綠,馬英九的台北市政府把北銀送給富邦、郝龍斌的環保署又多麼忠實地在執行「一縣市一焚化爐」的政策 ─ 用不平等的契約,大把大把地輸送人民的稅金。

  也因此,當我們看到「泛綠」學者站出來的同時,也許該問的是,割除表面的爛瘡,就可以讓治癒臟腑的疾病了嗎?也許,割除爛瘡還不至於像部分「深綠」社團所說的「割錯了器官」。而作為一個足以超越藍綠的全民共識,我們能理解必須尋求最大公約數,以擴大連結,目前,我們更期待眾人能進一步直指問題的核心。

  1992年,同是泛綠學者合著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也曾嘗試著向下刨深,但值得重新檢視的是,這迎合著國民黨時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為解構並再建構台灣政經局勢的重要藍本之一。在當前貪腐的深度及廣度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時候,除了追求民主或道德的呼喊之外,未來能不能對過往有一個再度解構的空間?

  一個歷史的殷戒不遠,去年年底,台北縣民淘汰了爆發「走路工」案的羅文嘉,選出了周錫瑋擔任台北縣長,沒有多久之後,7月11日,靠著「比爛」獲勝的縣長,立即換下對樂生院民所謂「創造雙贏」的笑臉,利用強勢的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老邁病殘的樂生院民。拔高的道德與重提的民主,並無益於學者所念「公民社會」的崛起,美麗島、新潮流、野百合的幽靈,本就已無能阻止一個貪腐政權的誕生,又何足以切斷「貪腐輪替」的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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