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媒體亂象的原因多如牛毛，有人指出政治力量從未退去，有人認為是媒體工作者不知長進、無能反抗，也有人批評是因為觀眾愛看並缺乏媒體識讀能力，還有人認為是市場機制、收視率掛帥、扭曲的收視率造的孽，當然，有些人強調是政商複合的幽靈仍然操控著媒體世界。
這些分析都有道理，也各自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大體上大認為媒體的問題主要肇因為政治與商業的結構性操控，因此，有人強調黨政軍退出媒體，成立NCC可以解決政治控制的問題；也有人主張擴大公廣集團，改變市場體質，或者，讓收視率調查正常化，便可以降低市場扭曲的現象。
這些方法是否可行，當然可以進一步討論，我們也已經可以看到某些策略具體實踐的成果，只是，解決了媒體政治與商業控制的問題，並不代表媒體不會再有「歧視」或「污名化」的現象。
媒體的問題的確是個結構性的問題，只是，所謂「結構」並不只是「政經」結構，而是與此相扣合的文化結構與階級結構。例如，媒體工作者學歷高、收入不差，十足的「中產階級」，有些明星記者、主播、名嘴不僅收入豐富，也有較高的社會位與影響力。整體來看，媒體工作者具有高度同質的階級屬性。
退一步觀察，媒體記者除了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質外，有時候也和採訪對象的生命經驗是一種「斷裂」關係，一方面，是工作上的「斷裂」，只是單純的採訪與被採訪的關係，工作之前幾近全然陌生，工作完成，大多不再往來；另一方面則是兩者生命經驗與階級文化的「斷裂」。例如，媒體工作者通常不是外籍勞工、外籍配偶、精神疾病者、同性戀，因此，較難貼切受訪者的處境報導新聞，報導難免產生錯誤形象，再加上如果「階級」屬性作祟，「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就很容易成為新聞「專業」之外的另一個判斷新聞的價值，也難怪歧視與污名化的新聞也就經常可見了。
事實上，所謂的「新聞專業」大多只是一套既定的運作流程與準則以及報導規則與倫理，許多時候的確能夠協助新聞判斷與處理，但如果「新聞專業」僅此於此，恐怕也只是「工具性」的作用，對媒體工作而言，也只是方便處理與判斷新聞的公式，但未必能貼近受訪者的處境，也因此，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媒體的結構性控制，絕對不只是誰擁有「所有權」的問題，媒體改革者提出的改革媒體的政治經濟控制方案的同時，也必須一併思考媒體工作者共同性與「階級屬性」的問題，如何讓弱勢群體的媒體「代言人」能更理解被報導者的處境，貼近被報導者的感受，或者，讓被報導者能直接透過媒體發言，成為新聞事件的真正主體，恐怕是媒體改革團體與傳播教師不該忽視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