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觀點的企業研究範例:《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

責任主編:張心華

書名: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抗爭的圖像 編者:張大業 翻譯:蔡志杰、徐子恒、林佩君、康世昊、劉珊伶、宋文揚、徐嘉蔚、劉念雲、王孟瑜、陳瑋楨、蘇盈如 出版: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發行:唐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7月 ISBN:978-986-85037-7-9 按此可見本書之中文版說明及目錄

一開始先說一個小故事。

2007年9月底在台北烏來,舉辦了一個「勞工人權、非典型雇用與工會轉型──台港工會組織者工作坊」,在會議上,台港兩地的組織者分別針對自身工會的發展歷程提出報告。當時筆者我也全程參加了這次工作坊,我發現台港兩地的工會報告在某些方面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台灣本地的報告,都是直接切入工會成立的歷史過程與發展經驗;但來自香港的報告,多會先鋪陳該工會所組織之行業的一般產業現況及勞動條件(比如說,如果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就會先介紹大樓保全及清潔這個產業的行業概覽、以及其從業勞工的勞動待遇),然後才會進入工會的介紹。

我個人是這麼理解為何兩地的工會自我介紹時的進路不同。1. 如同大家所知,台灣的工會幾乎都是以個別廠場或企業為組織範圍;而那次來的香港工會,則多是行業別工會;2. 台灣工會的國際交流管道,多被少數上級工會官僚所把持而淪為觀光酬庸機會,相對之下,香港的工會除了本地累積的經驗之外,顯然也受西方工會進行產業調查研究的影響,而更著重於了解所處產業的一般現況。

為什麼工會要進行產業研究?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工會要進行產業研究?我這裡就以最直接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勞工的勞動條件,與產業的發展現況是息息相關的。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台灣也常見的,當一個工會試圖與公司協商要年終獎金或調薪時,如果種種證據顯示,公司最近並沒有獲利或甚至虧損時,那麼,該協商就會非常辛苦,甚至工會自己會打退堂鼓不爭取。

換句話說,台灣的工會其實多少還是會進行企業研究的,除了公開的年報、財務報表之外,還會想辦法盡量弄到公司內部的不公開情報,或打聽同業間的行情等等。只是這樣的調查通常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往往僅限於企業研究、也就是對於自身公司的調查,而遠非行業別的產業研究。這當然跟前面提到的,台灣工會都是以廠場或企業為組織範圍有關。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也就因為台灣多是廠場或企業工會,以致當工會成立之後、組織範圍就已經被限定了,從事企業調查研究的目的,多是年終及調薪等經濟性勞動條件協商所需、而與招募新會員是脫鉤的。相對地,對產業別工會來說,因為有不斷擴大工會基礎、招募新會員的動力,所以調查研究就會擴及整個產業面,因為知己知彼才有助於找出組織的策略。

以亞洲為分析範圍的企業研究

《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就是一本從勞動觀點出發的企業研究範例,只不過這本書因為是「亞洲跨國企業監察網絡」架構下的作品,所以它的視角非僅侷限於一國之內、甚至還跨越至以亞洲為分析範圍。

本書所挑選的三星及豐田(台灣的大同暫且先按下不表、稍後會另外說明),其規模在亞洲地區都是業界第一,甚至其營運方式影響了該產業內的其他企業,以致,對這兩家企業的研究,相當程度也是對其全產業面的了解。且非常恰好的是,這兩家企業對待工會的態度,剛好是兩種極端。

三星採取的是最為嚴厲的無工會政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資方甚至採用綁架恐嚇等暴力行為。同時,資方給與企業內的核心員工遠高於市場行情的薪資與福利,以企圖說服員工說工會乃是不必要的。

豐田採取的是另一種模式,在二戰後鎮壓左翼工會的背景下,豐田工會轉趨保守。資方成功說服工會,唯有與資方合作、提高生產力,才能保有優厚的勞動條件。在這樣情況下,工會反而成為企業組織的一部分、是企業安定生產力的工具。

說三星與豐田採取的是不同模式,但卻也有相同的地方:不論鎮壓或吸納工會,兩者都必須提供相對優厚的薪資與福利才有足夠說服力。但這樣的做法還是會有漏洞,譬如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企業營運的不斷成長,但受到全球市場整體的影響,即使規模大如三星及豐田,企業運作也非總是一帆風順,當最近一波波經濟危機來臨,這些企業進行大規模的裁員資遣、或雇用更多勞動條件低下的非典型雇用員工,霎時,諸如「三星人」或豐田模式標榜的和諧勞動關係這般的論述,就會開始抵擋不住現實的考驗而出現漏洞。

另一方面,在勞工力量及薪資水準相對低落的東南亞,似乎提供優厚的薪資福利以消弭進步的勞工力量並非必要,所以,資本母國那一套以利誘人的操作模式在資本輸入國根本不需上場。

於是乎,即使在這些亞洲頂級的跨國企業內部,還是可以看見正式員工/外包廠員工或非正規職員工間、以及母國員工/外國員工間的勞動條件鴻溝。

待彌合的斷裂:從研究分析到組織策略

如同本書中文版說明中所言,本書是「亞洲跨國企業監察網絡」研究組的工作成果,理想上,它應該與教育培訓組及跨國串聯組的工作配合,以進一步發展成勞教教材及行動性的組織策略等。好比說,針對上述三星與豐田兩種管理工會的模式及其漏洞,勞方如何發展出相對應的組織勞工策略呢?

但因種種因素,這「理想上」的目標到目前為止並未實現。這裡有一個待彌合的斷裂。

換句話說,這本書僅僅是一部研究分析性的作品,它需要再加工之後,才有可能成為勞教教材或組織策略方針。它本身並沒有指向具體的行動策略。作為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這裡也順道回應一下《破報》書評〈跨國勞工如何抵抗 企業社會責任未必萬靈〉:這本書的確沒有提出具體的跨國勞工連結的可能方案,但這是因為,那不是本書設定的目的。

另外,〈跨國勞工如何抵抗 企業社會責任未必萬靈〉這篇文章所舉的關於跨國勞工連結可利用的途徑,似乎較傾向是一般性的、架構性的,例如「藍色條款」。但對於「亞洲跨國企業監察網絡」來說,我們思考的方向,倒是傾向於具體的勞工組織性力量:如同這篇書評自己所言,「企業社會責任」的論述雖可能是勞工可利用的、並未必管用。如何實際對應於企業的管理方式以尋求勞工組織上的突破,反而是我們較關懷的重點:這也是「亞洲跨國企業監察網絡」自許與消費者導向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不僅僅是消費者導向的企業社會責任論述,任何架構性的規範都有同樣的問題。台灣的社運往往訴諸國家公權力(通常以各式各樣的法案為表徵)來保障弱勢人民權益,這些架構性規範當然是不可放棄的工具,但問題是,如何產生持續性壓力以確保這些規範能夠真正被執行呢?這似乎在運動圈就缺乏討論了。問題的根源,恐怕還是得回到組織性力量如何產生這回事上。

為何是大同?

最後,作為本書台灣部分的作者,我自己想說明一下,為何我選擇大同作為本次研究的對象。

其實答案很簡單。研究的內容需要比較資本母國與資本輸入地的勞動條件,而想到得到具體的勞動條件狀況,通常訪談有組織、也就是有自主工會的勞工比較能夠得到完整資訊。換句話說,我要找一家在台灣與其資本輸入地都有自主工會的企業,符合這樣條件的台商企業並不多,我想來想去,依據我所知的資訊幾乎僅有大同。但幸運的是,大同現在看起來雖像是一個沒落中的企業集團,但在以往卻是國貨的代表,其發展歷程相當而言是台灣的縮影。

我能夠挑選的研究對象相當有限,這也反映了台灣產業界、連帶也是台灣勞工界的一般現況:以中小企業為主、勞工組織率低落;組織自主工會的浪潮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幾乎完全斷絕、新興的資訊電子業部門幾乎完全無工會等等現象。這也是在台灣要以勞動觀點進行企業研究所面臨的困境之一:較難找到勞工訪談以得到勞動現場具體勞動條件及管理方式的資訊。

結語

筆者同時作為本書的作者之一,這篇文章意在提供讀者更多關於本書的研究創作意圖及背景,重點不在內容介紹。我覺得讀者必須親身去讀,才能真正體會內容的精華,特別是如果你有勞工議題的工作經驗的話。提供更多關於本書的研究創作意圖及背景,只是方便讀者更容易進入其脈絡。

建議各位有興趣的話,找一本來看看,如你尚未下定決心要買,那就去圖書館借來看;如果你常去的圖書館還沒有這本書,建議你向圖書館推薦購買這本書。

簡而言之,這本書是從勞動觀點進行企業研究的範例,希望此中文版對於台灣工運界進行企業研究有些許參考與刺激的作用。當然更希望的是,這樣的企業研究有朝一日能夠與實際的組織行動結合起來形成行動策略,畢竟,這才是我們進行企業研究最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