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論述的提出和發展，往往牽涉到背後的權力結構。在台灣，談環保不是新鮮事，重點是誰談？怎麼談？談完之後（或是在過程之中）要如何實踐與改變？
最近，由知名媒體人陳文茜主導拍攝、號稱台灣首部氣候變遷紀錄片《±2℃》問世，企圖引起一般大眾對於暖化議題的關注。媒體名人關心重要的環保議題，當然是好事，影片基調凸顯的感性訴求也是引起關心的重要切入點。然而，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和傳達的訊息，卻讓原本就對相關議題稍微瞭解的人感到「先是失望、再來很悶」。
片中不談能源、產業結構等導致氣候變遷的根本性問題，也沒有切中核心的具體建議，僅在片末呼籲觀眾「救救孩子和下一代」、「一人一信寄給總統」，似乎全然將改變寄託在政治人物身上。這不僅嚴重低估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也因為拍攝團隊和出資者的耀眼光環，恐怕壟斷議題的詮釋權，環保團體當然悶。
不可否認的，紀錄片當然會有其特定觀點，我們就以另一部陳文茜曾經在她的節目中介紹過的英國紀錄片《愚蠢年代》（The Age of Stupid）為例，看一部訴求喚起實際行動的紀錄片如何處理「觀點」，及背後整個支援系統的操作方式。
「愚蠢年代」設定以西元2055年地球因暖化而生機毀滅為假想背景，回溯西元2015年前，那些人類可以企圖挽回暖化衝擊、卻錯失良機的關鍵時刻。影片同樣諭示人類若不採取行動，就會一步步面臨毀滅的危機，也同時清楚指出，跨國企業在第三世界國家的開發暴行，和政府官僚危機處理的無能，將導致災難階級化。然而相關的批判在《±2℃》裡卻似乎被隱藏在低沉的配樂背後，變成一幅缺乏問題意識的憂傷風景畫。
再來看看製作過程吧！這也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陳文茜力邀7位企業界龍頭集資千萬台幣拍攝《±2℃》，再加上她本身擁有的媒體資源，強力於各主要電視台放送。反觀《愚蠢年代》，花費5年拍攝，總共45萬英鎊製作資金，全部是眾志成城、由228位民眾和團體捐款募集而來，遍及英國、美國、歐洲各地。至今，整個捐款計畫還在持續進行當中，不斷籌措資金進行一連串的具有創意的行動，包括拍攝一集20分鐘的《愚蠢秀》（Stupid Show），在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期間播放，提醒各國領袖注意氣候危機。
更酷的是，《愚蠢年代》製作團隊還在官網上發起「群眾集資」（crowd funding）活動，希望大眾變成股東，購買、分擔電影發行及映演所需的資金，未來若票房告捷，投資者就可以分紅，真是另類的綠色投資啊！
當然，製作團隊也計算出拍攝這部影片，以及宣傳巡演過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數據顯示，自2004年開拍到2009年全球舉辦首映會，大約產生15萬公斤的二氧化碳。「這樣值得嗎？」製作團隊用幽默的口吻自問自答：「這得視多少人能夠看到這部片，而其中又有多少人採取實際行動，才能評定這樣的碳排量，是否對抗暖化有幫助！」
其他扣合減碳觀念的措施諸如：美國首映會使用了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供應放映需要的電力；首映會來賓需為在地人，以免搭乘長途飛機等。從拍攝、發行、募款，這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不僅是告訴觀眾氣候變遷的現象，還創造出公共性，使人反思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改變，不管是個人層次或集體層次的參與，讓紀錄片成為一個論述形成的動態過程。有活力的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就應當如此啊！
改變，不能只是「以愛為名」的召喚，還更需要積極的觀念衝擊，或許《±2℃》的推出是一個契機，能夠引發更多對話和辯論，形成更切合台灣的環境論述。
（本文原登載於台灣立報「環境前線」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