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調研的心理學家認為，富士康員工自殺多數由心理疾病造成。但亦有社會學者指出，新生代打工者實際收入遠不如父輩，又缺乏回到農村的退路，他們的焦慮無助是自殺增加的深層原因。工廠要建立員工心理關懷機制，政府更應提供對新生代打工者的制度關懷。
“魔咒”與心理疾病相關
在25歲的盧新自殺約30個小時之前，三名20歲上下的青年，相約在台州市的一處街心花園服毒。兩人死亡。
在盧新自殺五天之後，他的同事、已處在家長照顧之中的許昌姑娘祝晨明從所住的宿舍樓跳樓身亡。
在更大的視野裡即可發現，死亡的魔咒並不只在詛咒着“郭台銘的紫禁城”。
為了阻擊接二連三出現的跳樓事件，富士康從四月上旬開始“花錢買信息”：任何職工只要發現身邊的同事情緒異常，便可通知心理醫師或者部門主管。若情況屬實，公司獎勵200元。
截至5月10日，這場“人民戰爭”讓富士康衛生部發現了二十余例情緒異常者。其中已經患有較重精神疾病的，在家屬同意後，送進了深圳康寧醫院；另一些情緒異常但無需住院治療的，則由家屬陪伴回到了老家。“但我們覺得很挫敗。”劉坤說。讓富士康感覺挫敗的是5月6日凌晨4點30分的盧新跳樓事件。可是，劉坤尚未從6日的挫敗中緩過氣來，新的衝擊便又來了。
在盧新死後第二日，富士康將多名中國最好的心理學專家請到廠區，尋求強有力的心理學支持。但仍無濟於事，員工祝晨明又跳樓。之後，富士康請了五台山最有名的高僧大德，到園區為死者祈福。
在“六連跳”到“七連跳”、“八連跳”，有媒體質疑連續出現的自殺事件，是因為富士康是“血汗工廠”，高密度的死亡與其“半軍事化管理”有關。
富士康科技集團工會副主席陳宏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第六跳”發生後第二天，深圳市總工會便到富士康調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總工會公佈富士康近期多位員工墜樓事件的調查結果。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稱：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業吸取教訓，建立人文關懷的管理體制。
“群體這麼大，基層的管理上肯定會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這和自殺肯定是沒有直接關係的。”陳宏方說。
南方周末在富士康的近一個月調查發現，管理本身並無異常之處。
“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也很難與富士康的工作壓力、‘血汗工廠’聯繫起來。”北師大心理學教授張西超說，“當然，我們也認為，富士康應加強對員工的心理危機干預，防止類似悲劇發生。”參與調研的心理學家均認為，這些自殺事件基本與富士康員工個人的心理疾病，特別是抑鬱症有關。
據富士康集團行政總經理李金明介紹，實際上早在2009年7月份的孫丹勇事件後，員工的心理健康便出現在富士康(中國總部)最高管理層的問題單上。一批心理諮詢師補充到了集團裡來。
現在，富士康還開通了78585(諧音“請幫我幫我”)熱線電話，給員工提供心理諮詢。與此同時，一個旨在疏解員工心理壓力的“心靈港灣工作室”也開設了，員工在這裏不僅可以接受心理輔導、通過專業儀器放鬆身心，還可以在確保隱私的前提下，在宣洩室擊打橡皮假人。
“公司管理層都願意把自己的照片，套在假人上，供員工們發泄。”劉坤說。
4月下旬，針對員工之間缺少溝通的現象，為了方便室友之間交流，富士康甚至下通知鼓勵朋友、老鄉住在一個寢室。“我們在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即興搞過有奬問答，誰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1000元。但絶大部分人答不上來。”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
劉坤告訴記者，郭台銘將在本周內專程趕赴深圳，為“員工關愛中心”掛牌。成立的日子還不到20天，悲劇再次發生了。
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性的焦慮
“許多問題，都出在上游，只是因為水流到了富士康這裏，問題集中暴露出來，所以大家以為是富士康的問題。”劉坤認為。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曾經多年研究過深圳的農民工問題。在他看來，“八連跳”並不僅是富士康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心理問題，更是社會的問題。“只是因為富士康人口基數大。”劉開明說。
劉開明在整個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群體的歷史中，研究當前農民工高密度自殺的原因：20世紀80年代，在全民普遍低薪的歷史背景下，農民工(外來工) 的工資每月高達200—600元，當時大學教授的月工資只有180元左右。而在1992年之後，得到制度庇護的城鎮在崗職工工資增長迅速，但遭遇制度性排斥的外來工工資增長則十分緩慢。隨着經濟增長的加速，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2008年，“珠三角”和“長三角”出口工廠的工人平均年收入僅是這兩個地區城鎮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的37.82%。
“考慮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所獲得的薪酬，要遠遠少於第一代打工者。”劉開明說。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早在1990年代後期，便開始關注中國的打工群體。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說，新生代打工者相對他們前輩，承受着更多的焦慮。
從2005年到2008年間，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東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結論是，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壓力——家鄉回不去了。新生代農民工大多不會從事農業生産、不適應農村生活；二則，失地農民越來越多，即使想回去，家裏也沒有土地。
實際收入鋭減，退路又無，新一代打工者面臨着比他們的前輩更大的生存壓力。
而涂爾干所謂遏制自殺的最有效的障礙——集體，也並不能給中國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幫助。
“目前的社會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個打工者處於原子狀態，他們沒有自我救助與溝通的組織。”劉開明說。
富士康行政總經理李金明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工人的這種“原子”狀態：“不管是正式組織，比如工會，還是非正式組織，比如老鄉會，同學會，普通員工都找不到，所以壓力大，卻無法舒緩。”
“必須從源頭解決問題，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們的集體焦慮感；建立有效的集體組織，讓他們處於一個多維度的人際關係網中。”劉開明說
富士康高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盧新跳樓以後，郭台銘曾專門致電李金明，要求資方配合工會，加大工會的監督力度，要把工會的獨立性體現出來。富士康的行政與工會都直接同時發文，嚴格控制任何超時加班。郭台銘還請集團緊急調查，聘請海內外專家會診集團員工的心理健康。
但在李金明看來，僅憑企業的力量是不夠的。“所有的工作我們都可以做，但該怎麼來解決這個量的問題呢？”李金明說。他希望，政府在提供生産便利的同時，還能提供生活的便利，社區功能日益完善。而學者們更希望政府提供對打工者權利的制度性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