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期：2009年 4月 11日 主持人：林朝成 時 間：19:00-21:30 與談人：丁志仁、謝國清、楊志彬、 地 點：高雄市社教館 任懷鳴、姚欣進、陳銘彬、 主 辦：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黃申在、蕭詠太 協 辦：中華民國教育改革協會
什麼是左？什麼是右？舉例來說，假定政府打算用1000億來對付經濟衰退，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右派的人就會說我們拿這1000億的大多數給資本家，資本家有了這1000億才有辦法蓋工廠，有了工廠之後大家才有工作，這樣才能提升就業率，這是右派立場；左派就會說1000億的大多數應該給中下階層的人民，尤其是近貧的人，因為如果有工廠而百姓沒有購買力，工廠一定會倒閉，所以當政府在進行重分配的時候，應該把錢分給近貧那些人，讓他們有購買力，資本家蓋的工廠所生產的產品才有人買，工廠才得以維運。
兩派說法在現代經濟學來講，都是對的，但是在運用的時候，對一個政府或制定公共政策的人來說，他會採用什麼方式來處理，就反映出他對左右的基本態度。 所謂右派的基本態度就是比較樂於鞏固現有的、既得的分配秩序，他會找很多理由把錢分給資本家，例如前一陣子金融海嘯、經濟不景氣，我們採取的做法是對資本家進一步減稅。台灣、香港、新加坡是幾個新興國家裡面，特別喜歡用低租稅去吸引外資的國家，而且台灣、香港、新加坡幾乎是在比賽，他們經常使用的論調是「稅高了，資本家就會跑掉」。
左派的意見是制定公共政策或政府在做事情的時候，必須進行重分配，要向中下階層、向普羅去傾斜。基本上多數國家是持中間態度的，也就是不偏左也不偏右。北歐國家像芬蘭、瑞典、丹麥是比較偏左的，他們拿很大的公共資源進行重分配，讓國民之間的生活條件平均。但要這樣做租稅負擔率就會比較高。以芬蘭為例，租稅負擔率就高到百分之四十幾。
【近廿年的左右轉折】丁志仁
全世界在過去廿幾年有兩次轉折。 右派會覺得政府失靈的問題比市場失靈的問題嚴重，相信市場機制，認為政府什麼都不要管，交給市場機制去處理，資本家有辦法賺錢，那是資本家的本事嘛！左派則認為政府不干預，完全交給市場機制去運作，市場一定會失靈，所以政府要干預。然後右派的人就進一步批評說，那你政府干預，政府會不會失靈？政府也會失靈，那政府失靈了後果會比市場失靈問題還要嚴重，與其讓問題更嚴重的政府失靈，那我不如還是相信市場算了。
東歐垮台那段時間，全世界的發展大勢是右派佔上風，之後整個世界右傾了廿幾年，直到金融海嘯的時候整個趨勢被徹底顛覆。現在不會再有人相信說市場失靈是小事情，政府失靈才是大災難，所以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因為全世界政府都在干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講的話最重，他說現在市場自由已經變成詐騙自由。華爾街的資本家把一份錢放貸出去，得到債權，然後再把債權證券化賣給人家，得回的第2份錢再放貸出去，得到債權之後再把它證券化又賣出去，再去放貸第3次。1份錢把它放貸了五六十次，玩財務槓桿到五六十倍，去得五六十份的利息，這個東西己經不是什麼金融市場底下的金融商品，根本就已經是詐騙了。所以金融海嘯之後整個世界向左轉，沒有人相信，應該要完全放任市場自由。
【政府財政與世代公平】丁志仁
世界的經濟發展通常是會發生泡沫，當泡沫發生時，資本家們通常會再搞一個更大的泡沫來涵蓋前一個泡沫。但是這個泡沫還是會破啊！怎麼辦？於是就在搞一個更大泡沫之後，然後再來搞一個超大的泡沫。
什麼叫做泡沫？因為我們的工業技術愈來愈進步，分工也愈來愈良好，人類的整個經濟體規模本來就會一直膨脹的。人類經濟體自然長大，有兩個東西也會跟著成長，一個是貨幣供給會跟著成長，如果全世界經濟原本是 10兆的規模，然後擴充到 20兆的規模，那所需要流通的貨幣可能就是原來的兩倍，所以政府本來就可以在這個過程裡，提供更高的貨幣供給，政府可以印一些錢。除了政府以外，公司會發行股票，這些股票因為整個人類財富增加，它也會增值。所以這個來自於人類整個財富增加，而產生的資產的增值，以及政府貨幣供給的增加，並不算泡沫，是貨真價實的成長。但是有時候資產名目價格的增加會超過真正的成長，股票原來應該從 1塊漲到 1塊半，但它卻漲到了 3塊，這個超出的部份就是泡沫。
凡是泡沫就一定會破，沒有實質支撐它就會崩解。這次金融海嘯一來，大家都講各國政府要干預。對付經濟蕭條，最有名的例子是 1920年羅斯福用擴大政府支出把當時的消費撐起來，後來帶來了復甦，那個叫做新政。新政的原理是：現在政府雖然擴大支出多花了錢，但是花的錢會進一步去刺激社會整個財富增長，所以我現在多花的錢，雖然提前增加了貨幣的供給，但是在整個財富增長之後，它會彌補回來。
另外一種情形是我剛剛講的，用更大泡沫遮掩前一個泡沫，就是我花的錢其實跟未來整個經濟進一步增長沒有太大關係。對付蕭條，對付失業，如果政府花錢去增加人民的教育訓練和職業技能，可以啊！這都可以帶來增加下一步增長，你現在花這個錢，未來的經濟增長可以把它補回來。但是現在我們政府不是這樣子做，我們現在政府是花這個錢只去買半年的「就業率數字」，還不是買「就業率」哦！只是買「就業率數字」，而錢就給它花下去了，花下去之後根本就是沒有用。一直這樣做會有大麻煩，現在其實是在經營一個更大的泡沫，遮蔽現在短時間的不景氣，那日後會有很大的世代公平問題跑出來。
克魯曼勸歐巴馬在推動新政的時候，要格外要求財政紀律。因為每個人都講自己是新政，沒有人講我在用更大的泡沫去遮掩現在的泡沫，對不對？克魯曼特別教歐巴馬說：政府在推動新政的時候，它的財政紀律(就是不亂花錢)要遠高於承平時期。因為政府一面在推動，一面又不要求財政紀律，那麼最後政府亂花錢會把老百姓對於新政的信心破壞瓦解，新政會因此而崩潰。他特別舉羅斯福為例，羅斯福在推動新政的同時，非常嚴格地去控管美國各項支出的正當性。這番話歐巴馬聽進去了，所以歐巴馬現在推動新政，在做綠能、做健保改革、做教育改革的時候，他同時任命非常非常嚴格的檢查官去檢查所有的這些支出。台灣現在財政紀律是全面崩盤的，台灣從來沒有一任政府亂花錢到現在這種個地步。
我國目前國庫負債多少？不算應徵收保留地的負債是 15兆，加入應徵收保留地的負債則是 21兆。三、四年前我國國庫負債大概 11、12兆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就估計國家的財政會再嚴重惡化，但是三、四年前我們所有的人最悲觀的估計都比今天發生的情況樂觀！絕對沒有人想得到四年後國家的財政會壞到現在這樣。問題的發生和國家的左、右方向有關，左派認為我們應該對後代子孫負責，我們應該留給後代一個比較健全的財政，應該留給後代一個比較健康的環境。像瑞典它有石油基金，它認為埋在地下的那個油，不是屬於這代人的，這代人不能挖出來喝乾抺淨，這代人挖油出來賣，要留一半的錢在全世界幫子孫置產，它認為當代人只有資格花一半，這就是北歐人比較左的思維。在世代公平上面，他們就認為對待這一代人跟對待下一代人要公平，雖然下一代人是小朋友還沒有投票權，這一代人就要想到他的公平和權益。
【租稅公平】丁志仁
我國的 GDP(國內生產毛額)有很大的結構問題，主要是因為過去八年以來，我們的少子化發生的很快，一個國家的 GDP有四個主要成份，分別是民間消費、民間投資、政府支出、國際淨收支，所謂「國際淨收支」就是出口減掉進口。 過去七、八年以來，我國 GDP的成長愈來愈偏，都集中到國際淨收支上面來，這個成份說穿了就是大家的工作靠外國人在花用國內的勞務，靠這個來維持我們的就業跟一些基本的經濟運作。GDP太依賴國際淨收支這個問題，在 2008年金融海嘯時終於發酵。 我們沒有像美國跟歐洲玩五六十倍的連動債，我們沒有像韓國有GDP好幾倍的負債，但是這一次金融海嘯我們受傷為什麼會這麼嚴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 GDP成長完全依賴國際淨收支，國際貿易一萎縮，我們馬上重創。未來台灣一定要調整 GDP的成長結構，增加民間消費、民間投資跟政府支出的比重。那要增加在那些項目上呢？從全世界的趨勢看，應該增加支出的項目是環境、醫療照護跟教育，這三個項目也正好很符合台灣的需要！擴大內需要擴大這個嘛，不是發消費券啊！
台灣社會正在極速高齡化，往高齡化衝的速度會超過大家的想像，所以醫療照護那邊一定要。同時因為少子化，擴大內需是不可能依賴食衣住行去支撐的，因為母數在減少，但是環境、醫療照護、教育，卻可以提供很大的內需，這是我們希望走的方向，但問題是我們的政府沒有走這個方向，甚至背道而馳啊！租稅負擔率就是老百姓到底繳多少錢，繳多少稅。我國的租稅負擔率，名目上只有 12%，實質有到 14%，因為我們還有一些廣義的租稅，像健保費啊！這些加進來就有到 14%。但不管 12%還是 14%，這個租稅負擔率的水準都不足以支撐台灣即將要面臨的高齡化社會。所以往下我們無論如何一定要提高租稅負擔率，不需要像芬蘭到百分之四十幾，但是至少要到 20%，然而我們的政府卻背道而馳，一直在減稅。
要提高租稅負擔率，政府有兩樣基礎很重要，一樣是政府本身的能力以及財政紀律，第二是政府的清廉程度。政府有很好的清廉度以及有很好的用錢效率跟財政紀律，人民才會相信它，才會願意提高租稅負擔率。但是我們政府這兩樣都是負分，所以說政府本身就是提高租稅負擔率最大的難題！演變到現在，就出現租稅區塊化的趨勢，大家不願意把錢用廣義的一般性賦稅交給政府，而是例如對付高齡化的區塊，就為老人開辦一份保險，開辦之後，老人保險就變成政府普通財政裡面的一個獨立區塊，只用於老人，現在整個基本的情勢就是這樣子。
【醫療照顧】林朝成
醫療照顧大概會在今年下半年提出來，也是幾千億。之前扁政府是委託林萬億在做，林萬億寫了很多對目前政策的反省。醫療照顧不能違背社區照顧的大方向，也必須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目前的醫療照顧政策過幾年會碰到的問題，林萬億其實講的很清楚了，根本就是人材不足，準備不足，所以怎麼花錢都沒有用的，最後就是醫療機構準備分這個錢。因為當準備不足的時候，最容易的就是醫療，那醫療就往機構方面發展。過去幾年來我們嘗試建立起來的基礎還不夠，還需要時間去把醫療照顧體制建立起來，然後以後要發展的才有基礎，可是我們又急著要花很多錢在這上面。
【二氧化碳減排】林朝成
台灣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在提昇，我們現在還在審查那個國光石化、八輕，所以我們現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每年以 3~5%在增加。往下台灣會碰到一個很大的危機：如果歐巴馬任內對二氧化碳減排跟歐盟都談妥了，那時台灣絶對會遭受經濟報復。對於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的國家，全世界不買他的股票，屆時台灣的經濟問題可能比這一波金融海嘯更嚴重，因為台灣違背世界潮流，二氧化碳排放不減反增。
馬政府的政策是到2020年碳的排放量還可以增加 2 5%，這種遊戲只有台灣在玩，因為完全違背國際潮流。現在是全世界都在要求要減到2001年的標準，只有台灣每年持續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直到20年以後的2030年再回到 2005年，能不能回得去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們環境問題真的很嚴重。比如我們要跟韓國競爭，韓國可以用這個理由去國際上宣傳，叫大家不買台灣產品，因為你不符合國際認定的社會企業責任，所以有良心的企業完全不投資台灣，甚至完全不買台灣的產品，包括 IC產品。不認真做二氧化碳減排，台灣會碰到的不只是環境永續問題，而且是生存問題。
【從農村再生條例談國土政策】林朝成
對農村再生條例，我們一樣碰到沒有準備，人才不足的問題。我們現在典型的模範農村，整個加起來，最多大概 100個農村。但是我們的條例是號稱十年要做 4000個農村，你看 100個跟 4 000個差多少？現在又拼命去灑錢，即使我們沒有準備好。
現在做社區營造，真的可以推上去的社區，也許一個縣市大概 20個，基隆我們大概知道差不多有 20個，那台北縣市大的加起來比較多。真正做好的社區營造這10年來，也許 6 00個到 1000個，這已經是上限了。如果說全部要幾千個幾萬個，那根本就不可能的，可是我們現在急著要有這樣的績效，急著用這種方式去創造政績，或者急著去擴大內需。這樣的動作，我們覺得問題很大。
【深入剖析農村再生條例】楊志彬
如果說所謂左是比較注重社會正義，右的話就比較注重經濟效益。如果整套的政策設計會讓有錢的人愈來愈有錢，窮的人愈來愈窮，那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右傾很嚴重的政府。 現在政府有一個政策要在十年花兩千億在農村，就是農村再生條例 (簡稱農再條例 )。農再條例受到高度關注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台灣的農村長久以來被忽視，政府從來沒有透過一個法律編兩千億那麼多的資金放在這個弱勢社群身上，第二是這套法律在第二章標榜說，它要由下而上。這是很少見的，很進步的宣示，所以就引起大家的重視。
但如果仔細看內容，這個再生條例和國外談再生有很多的不同。國外在談再生，它會談產業，談農業、農村、農民，談整個農業生存環境如何改善提升。我們這邊的再生不談農業，沒有農民，只有農村環境的改建，這是個很大的不同。再生這詞是從日文來的，如果看日本農村的話，它是說做了農村調查，它的再生是有策略的。它從一些高齡化比較嚴重的，經濟收入比較低下的農村先做起，我們這邊的農村沒有這個東西，沒有這個分析。反觀台灣的農再條例，從操作方法分析，我們可以預測農再條例會讓有基礎的、休閒化做的比較好的農村在未來十年得到絶大多數的資源，也就是說會讓富有的農村愈富有，偏僻的農村更加空洞化。
農再條例的邏輯，簡單說：就是編了一個基金兩千億，放在農村環境改建上，這需要一些建設，錢撤下去馬上就會有人就業；再來農村會變漂亮，農村變漂亮就會有觀光客過去。在現在這個經濟恐慌時候，會得到很多的支持，因為錢撤下去就可以增加就業人口，可以馬上有建設，有產值出來，這就符合現在馬上要看到結果的意識形態。然後它預期可以讓農村美化，變漂亮，而這跟目前走的觀光休閒路線也相符合。
這裡面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農村變漂亮是以誰的眼光誰的意志來說它變漂亮？由誰來覺得它變漂亮？是那些住在農村的人覺得漂亮呢，還是偶而回農村的人去覺得它漂亮？是讓觀光客覺得說這漂亮，還是說長期居住在那邊的打算到那邊做小農耕作的人覺得它方便漂亮？我覺得在這方面沒有討論，但是整個條文精神傾向是那種觀光、別墅型的農村，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我們在談左右的時候，先是談到經濟區分，延伸談就要談到對文化，對價值的認定。農再條例重視的是都會中產階級的價值感，忽視弱勢的、農村的、原住民的價值感和生活美學感。也因為這樣我覺得農村變漂亮這件事情上面，很令人擔心，它會讓整個農村變的很單調，沒有特色。
第二個問題：整個規劃裡頭，十年要選四千個農村，每一年做四百個，這種計算沒有一個上位的邏輯，就是說到底國土規劃裡頭我要保留多少個農村精華區、核心區，那些是可以動的，那些是可以因人口成長的需要，旁邊可以稍做整理。沒有這種規劃！於是我們就很擔心，為了要配合改建，在第三章土地的開發上面開了很大的後門，農地會進一步的流失，也就是這個法律執行下來，十年後，台灣的農地沒辦法保護好，反而會這邊挖一塊那邊挖一塊，整個系統會破壞掉，會加速流失。這後面隱含的觀念反而是：土地仍然被當作是一種可以獲利的，可以炒作的工具。農地其實可以有生態的功能，可以有附著在農業文化上面的另一種價值，但在這個條例裡沒有看到，整個意識形態還是偏向開發。
台北市不約而同也有一個「台北好好看」的旗艦政策，台北好好看就是說要讓台北變的很好看，因為台北 2010年有一個花卉博覽會，官方預期有六百萬的觀光客要在花卉博覽會那一年到台北來，所以這兩年花了很多的錢以及很多的政策工具，要去讓台北一些不好看的建築物或者是閒置的建築物或者是空間，要讓它裝點好看。這裡面有很多的問題，比如說它就會從大馬路的兩旁先做。本來從社區的角度，應該是社區有共識的部分先做，可是它不是！比如像「亮麗校園計劃」就是學台南市的那個「好望角計劃」，就是校園圍牆的改善，而且是愈靠大馬路的先做，一個學校四面圍牆它只做一面，因為它靠大馬路，做給外面的人看的。那第二個就是說，它不是以住在那邊市民的角度，而是以觀光需求的角度或者是一個外人的角度來決定我們的生活。
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它用容積率移轉的方法來獎勵地區的改善。本來一塊閒置空間在那邊，政府有很多管理的工具去要求它改善，我們的政府竟不用這些工具，而用容積率移轉，是就一塊土地上面它可以蓋幾層樓，這原是有限制的，現在業主在上面種一些花花草草、弄成停車場，就可在原來的規範之上再加個 5%的體積上去。這變成是什麼呢？這變成憑空多出來的一種空間貨幣，有錢人就多了一些空間貨幣可以炒作，整個政策的設計都是要讓有錢人可以周轉、流通、獲利的速度愈來愈快。這種政策在不管是農村、城市都看得到，很令人擔心。
第三個問題，不是這個農再條例處理的，而是我們的農業主管機關對整個農業的想像，就是那種小地主大佃農，就是儘量是大規模耕作，還有農業企業經營。以後種田的都是給人家請的，企業化管理。台灣傳統幾百年來，以小農為主的那種生產型態會不見。以後種菜的也是給人家請的，都是大農企業公司的員工。這種產業型態很危險，這個會讓整個台灣的農業文化有很大的改變，在未來幾年裡。這個改變是好是壞大家等一下可以討論，只是說這樣子的話，以後耕作的人都是給人請的，土地也不是他自己的，對土地的感情，或者是說以後會真正到鄉村裡面的人，搞不好都是流動工人。
農再條例裡面提到說它要由下而上，就是說一個農村社區，決定了要怎麼做之後，就送到縣府，譬如說一個縣有廿幾個農村社區，它集合了農村社區的再生計畫，再依這些農村社區提出來的再生計畫，提出一個縣府的農村總體再生計畫，送到行政院核備之後，有些是要地目變動的，有些是要整個開發的，然後就去往下走。所以它一直強調說是由下而上，由社區先提然後到縣府整合出一個總體計畫。
就社區營造的經驗來看，這個所謂的由下而上會出什麼問題？就是說，你如果是由下而上，而且你有社區公約的話，我優先給你補助。這個補助我們發現跟十幾年來文建會給的那個慢火熬出來的社區營造有所不同。以前的社區營造為了鼓勵社區討論，共同來找自己社區共同的願景，由政府出一些錢支持，這個支持可能就是十萬廿萬慢慢來，一步一步成長，這個社區的公共討論能力也會因此成長。
現在規畫兩千億，有那麼多的資源要下來，到最後那個社區公約一定都是制式化，因為大家相忍為錢，就會變成速成班，很快的就會弄一個形式化的社區公約出來。再假設這個地方幾戶人家有一些意見，那是誰最有能力來整合這些意見？當然又是原來的農會系統，原來那些地方上的大派系才有那樣的能力嘛。這是什麼？這是另外一個「大者獨大，大者愈大」的權力關係，那時候真正堅持的社區，受到精神壓力就很大了，搞不好堅持社區營造的這些村長就被換掉了，選舉就選輸了，因為他沒辦法爭取到那麼多的經費了。我覺得整個農再條例的操作型式，很可能用這個「由下而上」的模式，「由下而上」地整個摧毀掉過去十幾年來的社區營造的基礎。
【台灣教育的公平問題】任懷鳴
談台灣教育的左右問題，其實重點應該是談現行台灣教育不公平。台灣的教育經費的確不平均，我們有城鄉的不平均，有公立私立的不平均。我們國家現在有一個法律規定的教育經費下限，而實際上也都只是剛剛好符合那個標準而己。跟 OECD國家的平均值來做比較，用美金當年度的匯率換算，再用不同國家每一塊錢美金的不同購買力進行調整，得出台灣的各階段的經費，大概是 OECD國家平均值的八成上下，各階段各有些不同。而從 GDP的角度看，那我們GDP跟 OECD國家的平均來比，大概是 OECD國家的九成，照這樣子講的話，如果我們的教育經費要跟人家差不多的話，是不是也應該大約是他們的九成才對。所以我的解讀是我們的教育經費應該還有成長的空間。台灣教育經費達不到 OECD國家九成的原因，其實問題就出在上面也有提到的租稅負擔率。這是我想要談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從公立跟私立的不平等談就業機會不公平的現象，大家現在都知道公立的學費比私立便宜很多，就是私立學校的學費高中大概是公立的三倍，然後大學是公立的四倍，所以學費是差很多，那反而是公立大學的教育資源、教育品質來的比較好，高中也是一樣，所以顯然這是不公平的。那問題來了，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唸公立呢？我們過去這一兩年一直被媒體和政府誤導，說現在升學很容易，應該沒有什麼升學壓力，可是明明現在國中還是在拼升學啊！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家都想不通，原因就出在從公私立的比例上面，因為私立高中職還是佔一半多一點點，也就是說你的小孩兩個有一個有機會去讀私立高中職，那私立學校比較貴啊！那如果大學呢？公立學校的比例只佔 2 5.9%，意思就是說只有 1/4的入學機會才是公立的，也就是說大部份學生都只能去讀私立啊！大家為了搶奪學費比較低，然後教育品質比較好的公立學校，那當然就難免要競爭了。
【社運團體應合作翻轉目前的時代】姚欣進
今天是一個大是大非的時代，是一個必須要翻轉的時代，我們必須找出新的轉捩點，新的出路，要突破所謂的兩黨政治，我們的基本觀念要重新翻轉。台灣目前是走新自由主義的方向，什麼叫新自由主義呢？在國際的用詞上，新自由主義指的是一種「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進行干預。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主張減少對於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在國外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支持：利用經濟、外交壓力或是軍事介入來打通外國市場。打通市場意味著自由貿易和國際性的勞動分工。
新自由主義支持透過國際組織和條約(如 WTO和世界銀行 )對他國施加多邊的政治壓力。新自由主義支持私有化，反對由國家主導或直接干預生產。為了增進公司的效率，新自由主義強烈反對最低工資等勞工政策、以及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以及公平貿易，認為這些會妨礙民主的制度。造成的結果就是把公共的利益擺在第二位，甚至壓制它，反之重視市場的邏輯。
什麼是市場的邏輯？就是追求企業的利潤，政府一昧的幫助企業，所以要減稅，所以要把農業的閒滯農地重新把它丟到市場來炒作，對於教育也是這樣，政府不願意再付一毛錢了，政府第一個沒有錢了，也不願意再去調整租稅負擔率。租稅負擔率是什麼，就是稅收在整個 GDP的比率。政府目前不可能再從 11兆的 GDP當中再拿出多少錢來照顧我們窮困的小孩和家庭，更不要講一般的公共投資了，為什麼？！政府要幫助企業發展。
當前整個經濟環境不好所以就業環境不好，就業環境不好自殺率和家庭暴力就升高。解決之道，是政府要滿足一般人民的社會基本需求，我們的醫療、生態、教育、居住、大眾運輸、資訊，這一些東西叫做社會基本需求。什麼意思？就是說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是健康的、合理的，有最起碼的公益的話，這些基本需求就應該提供給他的人民。過去我們是靠著市場、靠著企業處理這些社會基本需求，以為靠資本主義的利潤導向就可以處理好問題。可是現在做不到了，做不到了之後要怎麼辦，政府應該出面協助重分配。可是現在政府做的反而是「劫貧濟富」。現在變成是兩個關卡，市場失靈了，政府失能了，總的結論是這樣子。我們最後怎麼辦呢？政府的赤字就不用談了。
今天關心各個領域的朋友，我們應該集中我們的力量，提出一些基本的訴求出來，比如說我剛才提出來的六大社會基本需求，嘗試凝聚共識，找出基本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之下，大家多多的相互呼應、多多的互相支援，整合不同的社運團體、不同的朋友來互相支援。
到最後我們應該脫離掉藍綠這個東西的，我們要走向一個所謂直接民主制的東西，直接民主制是什麼？我們剛才講我們有社會基本需求，這叫我們的社會權利 social right，我們做為一個台灣社會的公民，我們有這個權利。可是我們沒有 power，我們沒有政治權利，所以我們要祈求藍綠兩黨的立委。坦白講一句，我們過去跟賴幸媛委員關係很好，他很照顧我們，他對社會團體很照顧，可是我們不能夠依賴他。
當前我們的政治權利跟我們的社會權利是分割的，是一刀兩切的。我們在這邊談的興致高昂，我們出去了一點權利都沒有，可是請問權利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當然不是嘛，直接民主是幹什麼，就是說我們從草根民主出發，我們從社區關懷出發。來日站在政治舞台上，在政治舞台爭取的不是個人的名位，不是政黨的利益，而是爭取社會基本需求的公益化公共化。
【要串連社團、要持續做社會溝通】黃申在
台灣的社運團體大概都只能在小圈圈努力，也有長期政治分化的問題，台灣的民間其實就是小草，長不出一個叢林的效果。除了一些在地努力的點，各領域橫向連結的很少，這是需要改善的。 在社會溝通方面，像「社會基本訴求」、「公共政策」這些東西，在傳播上面很難能讓一般民眾理解。持續紮根 NPO是好方法，就像青輔會的非營利組織就業見習計畫，這個是我唯一覺得政府撒錢撒對了的政策，至少不要讓這些年青人一心想要到所謂的高科技產業就業，因為那個背後的個人價值觀跟所謂的右派價值觀其實是一致的。如何把這些觀念讓普羅民眾清楚了解，需要更長期、更持續的努力。
【社會運動的新結構與新動能】丁志仁
現在這個局面需要新的結構跟新的動能，新的結構可以做為核心去整合各路的人脈，現在當務之急是要很快的去把各路人馬裡面既有的人脈，用最短的時間再整合起來，你需要新的結構。然後傳統型的動能也不足以對付現在我們碰到的左右問題，需要新的動能，這就涉及方法論。
以現在情況來講，短時間之內，先讓民間的主要教育團體，包括教師團體、家長團體，對若干問題產生共識；第二圈，再把環保方面的人，關心土地的人 …，把各方面有共識的人馬聯絡起來。對這些人脈提供一個框架，然後再把不同社運向度的組織化力量聯繫起來。
動能方面不可能採取傳統方法去拉攏立法委員或是縣市議員，現在有很多新的傳媒，像是搞電台、搞網路的年輕人，其實他們也有左的傾向，只是沒有左的覺醒，沒有靠過來而已。方法論怎麼處理，你一定要先有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可以吸附而且累積動能，然後大家好好辯論，經過幾次論壇辯論之後，自然就會有向前滾動的力量。
【需要中性平台】任懷鳴
有一件事必須要做，就是討論。所謂六大社會基本需求內涵是什麼，恐怕都還有必要進一步的去討論。是不是可以用策動這個討論，來帶動整個運動？這還涉及現有一些組織的整合。將來要把一些民間的組織力量結合在一起，可能需要有一個平台，我覺得那個平台兩個特質很重要，一個就是說它相對來說比較中性，第二個特質就平台的分佈涵蓋面夠廣。
【常民政治是長期之道】黃申在
台灣這麼長期的右派的導向，三年之內是不可能改變的，你支援了另外一個政黨，雖然他選擇了跟你合作，下一次他還是一樣啊！這我們己經有歷史經驗了嘛！大家可以從這邊學到這個經驗。基本上，我們應該採取常民政治的方向，這樣才能凝聚力量往上推，才走得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