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政治並非習以為常之事:東亞工運的政治

編按:本篇為「亞洲工運與政治」系列的第二篇,全文可見此鍵結。作者張大業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的講師(lecture),本文由苦勞網特約記者蔡志杰中譯。

工運政治並非習以為常之事:東亞工運的政治

在民主政治中,可能性的藝術意味著開展更多可能性的藝術、使不可能成為可能的藝術。在對公共失望的國度中,現實政治的邏輯會成為唯一有效的邏輯。民主政治可以有力地造成國家的政治改變、使以前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這並非情感上的理想主義想法、而是清楚地現實主義:它能夠發生也會發生。如果所有的士兵都拒絕戰鬥,戰爭就會結束;如果所有的國民都上街頭抗議,獨裁政權就會垮台;如果所有工會在同一天發動罷工,工人就會控制所有產業;如果所有負債國同時不履行債務,「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就會消亡。這才是民主政治裡的現實政治(Lummis 1997, p. 157)。

引言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討論東亞的「工運政治」(labour politics)這個議題,目的在於對東亞的工運政治提出批判性評論。我嘗試從三個方向來進行:(1)回顧社運/工運圈內人如何想像工運政治;(2)把東亞脈絡下我稱之為「對於工運政治的不可理解死板態度」與實際存在的工運政治形式連結起來,而我認為這其中是有很多漏洞的;(3)面對著已經被資本政治的粗糙形式、也就是「市場民主」所俘虜的工運政治,討論「勞動民主」或許是把工運政治從「死結」中解脫出來的一條道路。我將論證,我們需要把工運政治從工會、政黨與國家的三位一體公式中解救出來,如同我們想要把工運從以經濟利益為主的、以個別工作場所為基礎的工會運動中解救出來。我將尋求多元型態而非單一模式的工運政治模型,來作為本文的總結。我的論證是,惟有依此多元型態的工運政治,勞工的顛覆性民主力量才能夠從資本的政治中獲得解放。

我們習以為常的工運政治:工會、政黨與國家的神聖三位一體

當我以如何使工運復興起來、有效地挑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主題,在一個東南亞國家訪問進步的工運人士時,話題進入工運政治之後,我常常問對方:「你為什麼要從事政治議題?」除了少數例外,在討論到全國性的工會集結之後,往往接下來便會提到勞工的「政治動員」這個議題。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指出了現有工會的矛盾狀態──「既附著又反對」資本。工會反對資本,因為他們尋求改進勞工的利益,而勞工的利益增加、通常就會造成資本的開支。然而,工會也不是在資本的控制之外,因為勞工是受雇且為雇主工作的,如果不以資本為前提,這一切都將無法成立。我的受訪者在結論時便會斷言,成立勞工階級政黨乃是要緊且必要的、不論合法或非法,在他們理解中,無論如何階級政黨可相對不受或獨立於資本的直接影響。階級政黨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奪取國家政權,不管是透過選舉的方式(如智利阿葉德政權的例子),或透過群眾動員強力取得(如中國及前蘇聯的例子)。

受訪者的回答可以歸結為兩點:(1)「政治」是重要的,因為勞工面對的每一個問題,最後只能以政治來解決;(2)以往關於勞工之政治動員的成功經驗案例中,政黨以及國家已經(!)成為核心。第一點結論是合理的,因為它認可了社會制度的本質終極上乃是政治的。然而,我對第二點結論有疑問:為什麼要先做「這個」(建立階級政黨以奪取國家政權)才能達成「那個」(勞工的政治動員)呢?對我來說,把「政治性地處理議題」等同於「透過政黨及國家來行動」,是一個需要嚴肅討論的課題。對於自由派來說,「議會政治」是工運在工作場所裡外表達其訴求的唯一合法管道,這乃是常識。任何超出於此的行徑,那就逾越了政治的範圍。在這樣的架構中,政治性或政治行動便被等同於政治、特別是議會政治。另一方面,對許多激進份子而言,自然資源、土地及工業生產的國有化,仍然被視為是達成不必然為資本主義的、獨立自主的發展模式的方法。國家被視為是達成上述目標的最有效工具,而政黨成為勞工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終極途徑。以致,對他們來說,建立一個服務於勞工階級利益的政黨以操作政治,乃是必要之事。

這樣的立場是建立在對於歷史的特定理解,也就是說,工運以往利用政黨及國家來解決勞工問題的歷史經驗。它可能是以先鋒黨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浪漫理念、或以工會對政黨產生持續性影響力來促進類似北歐那種福利導向的國家、或十九世紀西歐的民主榮光時期建立的社會民主並導向二十世紀福利國家的經驗,或最後的例子是,在諸如古巴、委內瑞拉、南非以及較小程度的韓國這些國家中,仍在進行的勞工政黨及泛社會主義政黨的實驗。這些激進程度各自不同的視野,其根本的差別只是「國家控制資本」之程度不同而已。雖然群眾及組織的想法略有不同,但其實大部分一致。工運政治的神聖三位一體公式於焉成形:工會、政黨及國家;而不論是社會改革、中間派或革命路線,國家都在此公式的正中位置。這就是我所說的單一模式之工運政治的基本架構。

我們已經非常習慣於這樣的想法,就是說,國家建制是把議題政治化的終極形式,透過此建制人民可以挑戰統治菁英所佈置的社會經濟宰制。乍看之下,這是明顯而不證自明的道理。然而,它的發展其實是鬥爭的特定歷史經驗,它也留下了一堆尚待解決的矛盾。三位一體的公式不過是我們嘗試去克服的現實之反應而已,此現實就是經濟與政治的分離,而我們想以政黨在其中搭起聯繫。另外,它的發展亦建立在勞動的特定社會構成之基礎上,它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是為了資本主義生產及再生產而被社會地動員起來的方式非常不同。

工運政治並非意味著做政治。工運政治是「把議題政治化」而非「做政治」。另外,把議題政治化也不意味著一定要透過國家。雖然政治化的過程常是如此進行,但透過國家只是把議題政治化的一個時機。無論是否為既有政治結構下之政黨,也不過是工運政治的一個時機。換句話說,工運政治不能被化約為只是政黨或國家。我們把工運政治如此概念化為政黨或國家的原因,大部份是因為政治通常就是如此運行。工會、政黨及國家的三位一體公式,是工運政治中許多問題的起源,例如國家主義、經濟與政治的二分、自由主義與流行的民族主義。我的論證是,三位一體公式並無法為勞工階級的政治化提供終極良方。

工運政治的國家化與民主的制約

如前所述,我認為把政治動員、政黨與國家自動聯繫起來,是有問題的:這樣的聯繫為何被視為理所當然?當問題談到關於政治動員時,為何大家自動把它當成是關於「政黨」的問題?再進一步談下去,它為何又變成為關於國家的問題?我認為,這種單一模式工運政治下的不必要簡化,導致了工運政治在資本主義國度中屈從於資本主義政治、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則屈從於國家政治。

「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國家」並非那種當資本家使用時是資本主義、無產階級使用時就成為共產主義的東西。它就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我們所熟知的國家形式,已經被型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中,產生了下列功能諸如:透過社會福利及稅收來動員、分配及重分配資源給人們,規範及保障勞動,為社會邊緣人群提供保障,以及為經濟競爭制定規則。於是,在這樣銘刻於我們心中之既有想像的基礎上,去想像新而不同的國家功能,不可避免的確存在風險。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資本關係已被表現為是勞工以勞動力商品交換工資的技術關係。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之「抽象法則」(abstract rule)的基礎。以這種方式,階級的不平等關係被轉化為不同收益來源的技術關係。它在自由主義的架構中被表現為非階級的關係,或只在經濟及量化的形式中被認為是階級關係、而非因社會權力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衝突及抗爭關係。這就是現代經濟學的三位一體公式之基礎:土地、資本及勞動,如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把個人視為社會基本單位。這樣的想法一旦建立,資本的宰制變成抽象的宰制,只有在例外的狀況下才需要直接而外在於經濟的力量。

然而,「抽象法則」的形成過程中發生了兩個歷史性的挑戰,這兩個挑戰標示了國家的特定形式之發展,而我們卻常常接受這個非歷史的國家形式。挑戰來自於十九世紀的民主與勞工運動。在兩種運動中,都有激進派與溫和的改良派。改良派的目標是在不摧毀社會關係的本質下,實現勞資關係平等的理想;另一方面,激進派的目標是摧毀勞資間的交換關係,因為他們相信這兩者之間不可能有平等關係。即使互有衝突與內訌,這兩派仍為替平常百姓爭取更多社會及政治權利的主力。

國家受到不斷抗爭的威脅,於是逐漸穩定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如果想要在不激起勞工階級的進一步挑戰下完整此再生產,則把國家劃為是「資本」的或有錢人的並非容易之事。經濟規則要盡可能地經濟性。對於精英的直接利益有利的政治措施要盡量減少,這樣現實上的不平等階級關係才不會表現地太明顯。因為這個歷史的需求,立基於公民資格的「現代」國家成形。這些公民大多透過產業工人的組織集結,為了與渴望民主的公民達成妥協,國家把不平等的階級關係,轉化為平等的公民資格關係,無視於在資本主義階級關係中的不同位置。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自由主義的代議民主被建立。勞資關係在政治上被轉化為平等的公民關係,因為大家共享普世的公民資格,卻把階級差異的正式證據丟在一旁。

這麼一來,國家取得了對於資本的自主性基礎。然而,政治權利建立之後,勞工並未停止要求分享經濟發展大餅以及其他社會權利。工運以上述的單一模式工運政治來推動訴求。如果社會不平等沒有真正消除,普世的公民資格是會被看破手腳的。雖然工運不再像以往如此激進,但隨著產業工人投票給勞工政黨,勞工階級的政治力量繼續成長,要求社會權利的呼聲成為要緊議題。這導致福利國家的制度,強化了國家自主性的印象,也的確促成了把政治從社會宰制的資本關係中虛構卻又真實地分離出來。

提供更多「社會權利」以讓民眾過尊嚴生活,可以補充形式上的公民政治權利的不足。許多人會說這是工運政治達成的「經濟民主化」,但這只是部分因為勞動仍然是一件商品,不管有無受到保護。鐵證是雖然勞動逐漸受到保護,但隨著生計的商品化,勞動同時比以往更成為一件「商品」。

單一模式的工運政治,曾成功地動員勞工參與自由主義式的選舉政治過程。然而,勞工必須付出許多,且當此單一模式的工運政治不再為一般勞工群眾服務之後,代價便顯得太高。這會形成,惟有當組織起來的勞工認可國家是唯一推動改革的管道,且勞工或社會民主政黨是推動國家實現改革的唯一政治工具時,更多權利才能夠獲得保障。或許對工運政治的最大傷害是「把民主與自由主義合併」(Mcnally 2006, p. 271)。民主不再意味「為民所治」而是為國家所治,只是其領導人定期由人民選出。勞工被迫接受把原來遠較顛覆性的民主(為民所治),化約為「選舉民主」。相對於許多自由主義的論述,這並非民主的「本質」鞏固了,不過是民主鞏固的特定形式而已,而此鞏固來自於單一模式工運政治不可避免的特定歷史發展。民主不再是社會各領域中社會關係的組織原則。它反而較像是國家政治的統治原則。這起因於把政治排除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面向之外。

在勞動現場,因為工會集中焦點在取得經濟補償而非勞動現場的政治鬥爭,勞工把自己變成是勞動過程中資本的附屬物。從整個社會來看,透過廣為散佈的消費主義與日常生計的商品化,勞動被深深整合進資本關係中。當工會「幹部」撤退至廠場層次、只是想保住自己會員的經濟利益,政黨就更是被整合進自由主義的「政治」當中。工會、政黨與國家間越來越清楚的分工,使得三位一體公式中的每個元素都各得其所:工會越來越集中在經濟議題;政黨把自己侷限在自由主義的代議民主;而國家越來越官僚化。當資本決定克服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以避免國家成為實現經濟正義的工具時,我們經歷了發展的倒退,那些招數後來強化成為新自由主義與「市場民主」,也就是自由主義民主的最粗糙形式,它使得民主化只不過是保證市場機制的那種程度而已。

社運─工運的政治以及多元型態的工運政治

廣義來說,工運政治是要把非政治性的事物政治化。例如,工運政治不會把最低工資的決策留給「市場」決定,而是要想盡辦法在此議題上排除市場的因素,讓勞工的力量能以集體的方式達成目的。廣義的工運政治,是把民主當成社會運動對待,以其作為達成終極民主化的最高工具,而此終極民主化是要終結社會生活中經濟與政治的二分界線。相較之下,狹義的工運政治所設想的民主是一種國家體系,工運政治在其中必須透過影響體系內其他機構來操作。

工會、政黨與國家的三位一體公式,是建立民主國家過程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國家拜物教在「政治」的制約民主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此「政治」再生產它與經濟分離的自我意象,從而在政治與經濟間劃下虛假的界線。

東亞的工運政治到底如何呢?乍看之下,東亞的「工運政治」呈現了非常悲觀的遠景。從經濟最發展到最不發展的國家、從「社會主義」到高科技的資本主義國家,工運政治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可歸類在既有權力架構之下。大部分克服此問題的嘗試,不幸地都是以單一模式的工運政治為基礎的再生。

印尼的大部份工運幹部,都沒有脫離工運政治的老式概念,他們理解工運政治的方式,就是以做政治來進入「政治」。

1998年蘇哈托(Suharto)政權(1965-1998)的倒台,恢復了形式民主。然而,除了少數例外,這並未使既有的工運及草根民眾組織更活躍地參與「政治」。寡頭精英仍舊宰制政治,以權力及金錢政治的「去中心化壟斷」為特色,而軍方及其他舊利益集團也還是政治中的重要角色(Hadiz and Robison 2005)。

的確,在整個殖民時代以及獨立後的一段時期內,印尼一直擁有堅強的進步社運傳統。這些運動即使在蘇哈托政權的壓迫底下,還是時常再度出現。但這些運動似乎並未利用蘇哈托倒台後的民主空間,建立起新的政治空間。相當相反地,工會幹部熱中在以有效的方式進入既有的政黨政治領域內,以他們過去在蘇哈托政權時政治異議份子的身分,來取得後蘇哈托時代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批判前工運人士這種個人主義取向的激進份子,討論著成立政黨以把核心產業國有化的必要性。然而,在這些討論中,以三位一體公式為基礎的老式論調,仍然像聖經一樣地被視為圭臬。形成一個較廣泛的民主聯盟以克服「市場民主」的要緊工作,就在許多個別想要以自己的總工會為基礎建立自己的政黨之嘗試下,而被投上了陰影。因為如此,勞工的顛覆性力量就被制約在老寡頭擁有絕對宰制力的既有「政治」內,而此顛覆性力量的潛力,原本是有機會在更加民主的社會狀況中實現的。印尼的工運政治處於被資本政治包含進去的危機之中。

在最近東亞的歷史中,關於狹義的工運政治之最糟糕的例子、以及工運政治之最糟糕的情節,或許就是目前陷入政治混亂且工運也牽扯其中的泰國。2006年的軍事政變,令人驚訝地並未遭遇太多來自社運傳統勢力的反抗。這顯示了進步社運的無能,其政治動員的能量已在過去數十年間被不斷重複的軍事政變消磨掉。這也象徵著民主發展是後退的,其特徵是社運主力(包括工會)與統治階級中保守勢力的共謀,而後者的利益在推行「市場民主」的他信(Thaksin Shinawatra)新「民主」政府底下顯得不保。政變之後,社運勢力必須很快在兩惡相權中取其輕。大部分已經涉入工運政治的人,必須在保守的統治階級所支持之「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編按:即黃衫軍﹞)、或把泰國民主發展倒退至「市場民主」的新興資本家集團﹝編按:這群人即他信的黨羽,其支持者為紅衫軍﹞之間取其一。

工運領袖無法以既存的權力關係以外的工運政治觀點動員群眾,以致只好選邊站,這使他們自己相信好像把議題政治化了。泰國的例子顯示了東亞工運政治目前的困境。這不能單單解釋為是因為沒有勞工階級政黨的因素。泰國工運領袖把工運政治理解為政治中的勞工、而非勞工的政治,以致他們認為實現工運政治的唯一路徑,就是參與那些舊的、腐化及骯髒的政治遊戲。因為如此,1973及1992年戲劇性地促成社會轉型、泰國足以自傲的民主運動歷史,就這樣化為灰燼。

單一模式工運政治的侷限,也可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體制中發現。在此體制中,工運政治被限制在國家政治底下,而無法自我動員勞工以直接控制生產及社會。在中國,神聖三位一體壓抑了勞工的顛覆性力量。官方工會體系被黨國領導制度及「社會主義」政治所牢牢控制,即使在勞動關係已經被轉化為資本主義關係的情況下。在社會主義中國,工運政治的國家化的確乃是其歷史性的結果。在革命之後,中國的工會很快被剝奪其政治性角色。被認為是勞動大眾政治志向之「催化劑」的中國共產黨,不幸地好像選擇了資本(不管本地或外資)那一邊,以試圖達到社會主義較難企及的國家快速現代化。中國的新發展好像是足以用空前速度的經濟成長來餵飽其人民,雖然是在很不平等的情況之下。工人及農民的力量雖曾加入革命以取得權力,然而現在人民對政治參與及真正民主的志向,卻沒有對黨國引導的不平等發展形成威脅。

於是不斷有個別的鋌而走險自救行動,人們成群地到北京上訪,勞工以就地聚眾及野貓罷工的方式,表達對新發展的不滿(Chen 2006, Lee 2007)。罷工再次成為日常風景的一部份。然而,事實是這其中沒有任何一件是由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中華全總」)或工人的黨所組織或協助的,這明顯證明了顛覆性工運政治在中國的死亡。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中,曾經嘗試使中華全總較具獨立性地捍衛勞工利益,即使是在黨的政治領導之下。但這些嘗試已經堵住了,中華全總被夾在其依賴黨的本質、以及代表勞工的角色之間。群眾組織如工會及婦聯逐漸變成國家機關,國家藉他們來組織物品及服務的生產與分配。今天,中國工會已經不再是勞工表達其顛覆性政治權力的工具。反而其作用比較像是黨與勞工群眾間的輸送帶。

在東亞較發展的國家也不例外。大部分工運繼續採用單一模式的工運政治。日本戰後的工運政治,大部分為「總評」(Sohyo)及日本社會黨所領導,在1960年的戰鬥性工運高峰後,確曾達到若干成就。事實是真正受益的並非那些參與激進行動、而是財閥企業的勞工,這些大企業集團提供世界級的企業內福利體系及就業穩定,來交換更佳的勞動生產力。溫和的工會如「全勞」(Zenro)及「總同盟」(Sodomei)也同意這種日本式的社會契約。在這樣的支持下,社會黨的保守翼從社會黨中退出。隨著總評以大部分來自公部門勞工之支持繼續其戰鬥性,社會黨在1960年代獲得了政治成功。社會黨在1962年的國會大選中獲得145席(大約總席次的30%)。單一模式的工運政治在那時似乎就要實現其理想。然而自從1970年代之後,日本長久以來的政黨─工會聯盟/分工並沒有再獲得甚麼新成果,因為社會黨逐漸成為議會政治的代理、逐漸妥協於調和性的政策,而總評也逐漸成為有組織的核心產業勞工的代理。新的社運如和平反戰、環境及合作社運動興起,但並未有太多機會與工運政治產生整合或有協力效果的衝擊。日本的工運政治不再是勞工階級的社會經濟渴望被政治性地動員及表達的主要途徑。在總評於1970年代中期以公部門的罷工試圖最後一次振興之後,戰鬥性的工運已被嚴重地孤立。1990年,社會黨毀棄它從事激進社會轉型的計畫,而總評在「連合」(Rengo)成功統整溫和派工會之後最終於1989年崩潰。隨著政黨逐漸成為國家傳遞社會服務的聯盟夥伴,工會不論在工作現場內外都成為社會契約的支柱。

韓國的例子也是一樣,早期的政治性工運的確達到若干成果;大部分形式上的勞動權被國家認可,勞工的政治性動員被合法化。然而,韓國工運把「民主勞動黨」(Democratic Labor Party)的議會工運政治與「民主勞總」(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草根勞工動員結合起來的嘗試,過程中雙方都遇到相當麻煩:民主勞動黨無法超越議會政治(所有其他活動都被利用來助於勝選);而民主勞總越來越成為大企業中正規職勞工的利益工具、如同日本先前的經驗。同時,勞工與農民團體、市民運動、民主勞總及民主勞動黨無法阻擋新自由主義的攻勢,透過「民主」選舉,民主化的國家為與前軍事獨裁者親近的、最新自由主義的政黨所重新佔據(李明博政府)。即使勞工左翼及社會民主勢力最近沒有從民族主義主導的民主勞動黨中分裂出來,還是不會有任何不同,因為新成立的「進步新黨」(New Progressive Party)仍然是採用單一模式的工運政治。有一件事或許不同,進步新黨公開強調動員勞工階級中更有動能的部分之重要性,那就是指非正規職勞工。如果進步新黨對於新的工運政治有貢獻,那將視進步新黨在超越「做政治」以創造人民之政治性參與的新形式這件事上,能夠走得多遠。﹝編按:進步新黨成立於2008年3月,由民主勞動黨左翼「平等派」(People's Democracy,PD)脫黨組成。﹞

三位一體公式能否再度成為拓展民主的主要工具,不僅在政治並在社會其他主要領域諸如經濟、社會、社區及家務範圍內成為我們生計的組織原則,這是令人高度質疑的。它令人質疑並非只是因為此單一模式在歷史上的失敗經驗,而是因為此單一模式乃是建立在十九世紀的產業時空、有限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發展基礎上。十九世紀的工運政治,其發展立基於產業勞工組織在工會中,從而支持代表產業工人利益的政黨,使國家成為有利勞工改革的實行工具。工運政治的領域便是沿著產業勞工階級與資本間交鋒的單一前線。

然而,工運政治變得越有影響力,資本主義政治就越將工運政治整合進去。當工運政治不再對資本主義發展產生任何真正威脅,資本就持續擴張。其結果是資本的網絡現在已擴張至包括生產、消費、社會再生產及自然的(不)再生產(Dyer-Witheford 2002, p. 12)。階級「不能單以生產面上雇主與勞工間的分工來討論之」(Dyer-Witheford 2002, p. 9),從而工運政治不能再僅是一群產業勞工試圖從資本家手中奪取生產工具而已。這意味著在顛覆性的工運政治戰鬥中有著多元的前線,其象徵是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中,新興的全球性正義運動。

結語

在單一模式的工運政治中,沒有任何一個元素可以成為引發改變的單獨或快速途徑,注意這一點是重要的。在全球資本的網絡擴張之下,相對於單一模式、謀畫多元型態的工運政治乃是要緊的。這是一種對應於人民生活面向皆已附屬於資本而成為生產者、照顧者、再生產者、消費者與循環利用者的工運政治。這是關於藉由創造許多不同的能量蓄積以收回權力、而非向既存的權力團體及機構投降的方式。這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勞工運動,其策略反映了資本主義勞動的社會化本質。第一步必須承認,各式各樣的工運都是組成新的顛覆性工運政治之重要部分。當然光是承認工運政治擁有不同前線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在許多不同運動間建立強大的水平聯盟,而民主是其組織原則。多元型態的工運政治,必須能夠作為不同社運間的共同平台,而不傷害運動間的差異或非僅是表面上的連結,允許彼此間的互相整合,如此工運政治不同前線的不平等發展才不致對於運動作為一個整體有所傷害。這個平台的任務是促成第二波的民主化,這並非指被窄化為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民主,而是民主化勞動現場、社區與家務領域的那種民主。

參考資料

Chen, J. 2006, ‘Is there a Labour Movement in China?’, Asian Labour Update, Issue 59, pp. 1-8.

Dyer-Witheford, N. 2002, ‘Global Body, Global Brain/Global Factory, Global War: Revolt of the Value-Subjects’, at http://www.commoner.org.uk/03dyer-witheford.pdf, The Commoner, No. 3.

Hadiz, V. R. and R. Robison 2005, ‘Neo-liberal Reforms and Illiberal Consolidations: The Indonesian Paradox’,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41, No.2, pp.220 – 241.

Lee, C. K.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ummis, D. C. 1996, Radical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cNally, D. 2006,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 Anti-Capitalism, Winnipeg: Arbeiter Ring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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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真是個太棒的系列了,謝謝苦勞網!!

或許如作者所言之三位一體的模式真的是有些什麼無法解決的難題,尤其在當下的代議民主體制下,選舉政治取代了所有我們對政治的其他可能性的想像空間,更可怕的事人民對政治的熱情很容易在選戰結束之後及馬上因當選人的總總作為而有被背叛、被騙或被出賣的感。因此對此文章一開始有非常高的期待。但看到最後的結語,就有一丁點的失望。

作者對三位一體單一模式的替代方案是多元政治?但什麼是社運的多元政治?作者對這麼重要的代替方案確未多作說明,好像它也本質的、不證自明的,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它是需比證明單一模式無效還要更多的例子來說明,這樣才有可能幫助人們從單一中解脫出來,而不是把要批判的東西取個名字叫單一,就以相對於單一而叫多元的東西來替代;另外,作者最後提到「我們需要在許多不同運動間建立強大的水平聯盟,而民主是其組織原則。多元型態的工運政治,必須能夠作為不同社運間的共同平台」這個平台跟黨有什麼不同?最後會不會又變成另一個黨?

希望能看到作者更進一步的申論,以啟 發更多的想像、更多的可能性的討論

批判既有的運作模式,永遠存在著也被別人批判的風險,那就是說:「如果這樣不好,那你說怎樣才好!」而另一種模式往往還在摸索之中,於是有時便只能談抽象原則,而缺乏具體事例。當然這不應成為推拖的理由,身為翻譯者,我自己也是覺得這篇文章偏重在「破」、關於「立」則輕了些。但請體會作者就是要大家反思「習以為常之事」。我會把林明賢的意見找機會轉達給作者,他是韓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