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05年8月底，美國紐奧良地區在卡崔娜來襲後，水淹了好幾英呎深。（圖文／路透） ■康世昊
這篇文章是從過去的一篇心得筆記改寫擴充完成。原本是先前關注在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造成美國密西西比河沿岸潰堤，以及紐奧良市80％淹水的大災難，引發美國社會各界的檢討與批評聲浪時，偶然發現一本書，名為《卡崔娜的社會學》（暫譯），當時先是好奇台灣社會學界是不是錯過了提出「921地震的社會學」或是「某某風災的社會學」等後續反省分析的機會，進而特別留意，其中的分析概念，是否能刺激我們正視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等被忽略的天災發生，與社會建構下不平等條件搭配下，引發更嚴重的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多位美國當地社會學者集結寫下《卡崔娜的社會學》，這本關於卡崔娜颶風的災難社會學分析，意圖針對21世紀的災難研究，提供一個從實際案例發展出的分析框架。
從環境社會學到災難社會學
全書結構共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卡崔娜風災的背景脈絡與社會環境，再到包括引發的社會問題等影響範圍。也就是說，自然界現象對人類社會引發的災害，不是單純的戰勝自然的問題，而還有受災地區原本的社會條件是什麼？當地社會發展與承受力又是什麼？例如，對於密西西比河堤岸潰堤的經驗，反映出以堤防治水觀念的不足，如何回到當地社區中成為新的知識而被接受。這是一個社會學界可以幫忙釐清和分析的內容。
第二部分針對受害災民的撤離與移居經驗，從階級、族群到信仰，和社區作為處理的單位所開展的觀察，是社會學研究中最常使用的途徑。災民對於災難損失的回應能力，更是「社會資本」如何在不同族裔與階級發揮作用，例如取得醫療給付、取得修繕貸款、接受社區互助機制等各生活層面。以上特性決定了「災難的真正影響」到底有多大。
問題在於，對台灣社會來說，由於傳統的對災難的認識習慣，使得我們以為問題是留給工程或治理部門去處理，忽略了災難的常態化已經讓我們有了新的課題；好比易淹水地區居民的農漁業收入與損失變成生活內容裡的固定交叉，這樣的特性牽連我們的食物供應的價格與機制，以及歲出和社會救助體系的要素。
卡崔娜經驗的第三部分，則是聚焦在地區重建的動員力與潛力。固然類似我們時常批評的從台北思考台灣的決策缺陷，在卡崔娜災區是白人掌控決策，反映不同膚色人種間對風災的影響認知不同；但同時也有研究分析提出，社區原有權力網絡的驟然解體，地區文化的創造力，可能是改變風災前當地社會網絡不公平性的契機。
第四部分則是從相關體制，包括教育、醫療保健到遷移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改變問題著手，羅列社會科學相關工作者可以在災難研究上提供的涉入點。
最後一部分的結論，則是在回顧美國近年來年年都有災難、風險與危險的事實上，有別於先前的分析研究，提出作者本人看到的災難社會學面對的挑戰與任務：指出既有分析系統、報導單位和行政體系的認識缺陷。
開展人造天災的社會分析觀
就第一個部分的內容比較來看，卡崔娜帶給美國民眾的啟示之一，其實呼應台灣生態環境保護團體以及地方居民近年來倡議的觀念：這些巨大的自然災害只是災難的一部分，因為另一部分其實就是人為技術的保護措施，不僅並非萬靈丹，甚至已成為災難來源；正如其中一位作者所稱的「自然暨技術災害」（na-tech disaster）。
其實，清大社會系的王俊秀老師，多年來從風險社會學的角度，即已指出在目前背景下，天災和人禍的界限已趨模糊，甚至可演繹出「人造天災」的新名詞。他說：「近年來，我們一直目睹人造土石流、人造山崩、人造坍方、人造水災等的發生，一方面應驗了：任何建設彌補不了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們才是自已最大的敵人，因為天災本為自然的一部分，但我們改變自然，促使更多的『大地反撲』。」
台大地理系退休教授張石角也強調過，要讓大家了解台灣現在的情況是「攻擊力增加、抵抗力減少」。和環保團體類似，他也強調工程手段無法防災，堤防一直做、災難一直增加，未來必須從土地利用角度去達成防災能力。只是他感嘆，所謂「非工程方法」是政治方法，比工程方法還難。
在閱讀整理後，很感嘆台灣這個帶有濃濃半邊陲特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儘管這幾年流行過用M型社會的貧富差距批評政府，更多生活體制根深蒂固的資源分配問題，卻甚少從階級差異與不平等發展等概念檢討；更遑論回顧我們的生產消費特性下，社會根本矛盾與災難分布的反省。
例如疏散與救助方案本身，甚至無視於既有資源在弱勢社區與族群上，提供不少受災難侵害者可能的階級烙印。更荒謬的是，不斷地個別修路、造橋與築堤工程，讓確定無法被就業市場吸收的人，要留在山上才有基本生存能力，同時卻又確保一群工程承包的商學利益體制，吸附在水患治理、國土開發等工程經費下的政商網絡。
這次風災再次凸顯許多台灣民眾關切卻無法突破的難題：首先是台灣這個地質高度敏感區與自然災害頻繁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卻遲遲無法形成對災害的社會共識與傳統。例如對工程專業來說，問題是一樣的，明明年年有災害，國家級的防災總署在哪裡？停滯不前的社會共識障礙，到底是如何形成，又為何如此難以撼動？
除了人道救援以外
於是，第二個問題，就刺激出自己的工作與社會實踐的反省：做為一個社會學者與環境議題行動者，我們是不是有能力拋出前述未解難題的適當回答？特別是所有災後復原措施就緊接著重建工程中最不易處理的一個問題：遷村是可行的方案嗎？就算可行，如何讓受災居民不會成為經濟與權力更弱勢的公民？
也因為這個關切，試想一個完整的災難分析視野，而不是按照目前作法，將歷年災害切割成個別經驗的零碎技術分析，或是像地質脆弱地區居民無奈地賭賭幸運與否的命運轉輪決定，或許是我被感召當志工服務災區的熱情外，另一個應該提出的社會實踐。畢竟，無論美國學者書中提示的「持續中的災難觀」，或是台大全球變遷研究中心柳中明教授警告的「今年度的災難還未終結」，持續發生中的災難，都在擴大衝擊著你我的親友家人！
（下週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