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種種考驗

讀顧玉玲的《我們》當下,我總想我應該寫一首詩,但卻遲遲不能。但我想我可以分享一首詩,一首波蘭詩人 Jacek Podsiadlo所寫的詩。曾經是工地工人的Podsiadlo替我們寫下題為〈盥洗室女工之歌〉的詩,他這麼寫著:

我很幸福 我八十歲了 上帝已經把我忘記 我只需知道衛生紙在那裏 在正確、合適的位置

我很幸福 我八十歲了 上帝已經把我忘記 我只需知道衛生紙在那裏

但老實說連如何朗誦它,都是困難的。這是我或許是你永遠不會經歷的聲音,它置身於無數被忽略、被漠視,的邊緣生活中。誠如此書後記所說的:「台灣島內移動的故事,我們一點也不陌生。」我們卻視若無睹,在街道上與之擦身而過,另一方面也直指著我們如何放任這些暴力毫無阻礙的穿越我們這個島嶼。我想這也是《我們》,所能帶給我們的契機──穿過那些文字黑影之中,發現那些已經被整個文化機制消音的故事,或者更明白地說,重新認識那些鑲嵌於我們生命網絡之中,同工不等酬的付出者。

誠如大多時候,我們會開開玩笑,以為把感冒傳染給別人就能療癒。但更愚蠢的,更殘酷的是這是我們世界另一種權力運作的範疇,依此邏輯我們讓渡給他人苦難,我們可未正視過。如「這是她的家/細邊的/倒刺鐵絲」Gloria Anzaldua 的詩句,移工彷彿住在我們已滿佈刮痕的早年社會。如一部老舊的寫實電影般,我們窄仄的生活視野幾近沒有這些外邦人。那從淑華媽媽到密莉安交疊的人生,像打水漂,在這本書中才漫進我們的視野。我們未曾注目台灣這幾年移出的產業,走來的移工,如蜈蚣移動般就業景觀,在一種追求經濟成長的邏輯下,一種勞工的模控下,我們在這景氣未有變動前絲毫不對我們的生命中感覺到那種一種生命受挫的傷痂。

我們似乎還在一種幸福感之中,一種制度的保護之內,卻如同Raoul Vaneigem在《日常生活的革命》所言:「貴族階級曾經用激情和奇遇豐富了生活,如今人人都可以享受這種生活,然而這種生活只不過是一些佣人房間的集合。」使我回想《我們》毫不經意義卻意有所指地描述西寧國宅的那段文字:

「從空中俯瞰而下,西寧國宅是數棟相對成排的水泥建築,兩棟十六層高的大樓之間相距約十幾公尺,以寬不到二公尺的狹窄水泥長廊連結每一層樓的甬道,像是時餘而漂浮在空中的棋盤,田字型......出了電梯口,要走進國宅內任何一扇門,都要先行經過格狀長廊,直線轉角地探向其中兩戶人家,若是門牌看錯了,再倒回原點,重新再直角轉彎尋路......這樣看似條條相通但實則是造成隔離的走道設計,即使是光天化日之下行走,也隱隱感到危機四伏;又或者,真有危機了,也不會有人開門搶救。」

是一種影射,影射一種井然有序中的危機。好似「對於鞋匠而言,『別無他物』做鞋子是天經地義的」,那Jacques Ranciere特別畫線的別無他物(nothing else),指出哲學家所佈下的陷阱。一種哲學論述上的霸權,一種忽視,更像極了「各司其職」的道德教訓,像極了對移工的簡化,對勞工,對弱勢團體的虛弱想像,像極了我們的忽視,像極了我們不去溝通的理由。陷在一種分工秩序內,無法真正碰觸到社會的真實。

「這是懲罰嗎?

懲罰因為長期中心床位不足,家人老邁不得承擔、經濟弱勢無能聘

用本國看護工......

漏洞交由沒有發言權的外籍勞工去承擔。」

《我們》如此替國家福利資源的分配,留下了一聲感嘆的疑問。在許多方面,移工在做為我們整個社會的某種替代,像極了社會功能也有器官買賣,移植了而又進而產生一種異己的排斥,一種矛盾。

我讀著《我們》,讀著那些逃走的故事們。

我們幸而有一本可親而可讓多數人打開雙眼目睹底層生活反思的文學書。得以看到剝削使得我們這個國家總有群人得躲避著另一群人,讓他們放棄了所有他們的努力,變成隱形。得以看到我們的社會制度,我們的經濟追求、我們的社會福利,終而理解那是同一到傷口的不同面向。得以知道也有人跟我們一樣在做著夢。得以知道即使不假思索說著理性,安寧,社會和諧與和平有時也是那麼傷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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