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圍城」事件之後，傳出警政單位向各媒體主管，要求所屬攝影記者，將事件中拍攝所得的衝突畫面，由記者自行「篩選」、「裁切」之後，將「特定目標」的影像給予警方。11月18日上午，十幾位各媒體的攝影記者，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及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傳播學生鬥陣…等媒體改造團體，前往警政署，要求署長王卓均出面說明並道歉；不過，在等候半個小時之後，警政署方面並沒有人出面接受抗議，各團體於是將道具紙牌、特別製作的「抓耙仔」等抗議道具留在警政署大門口，「送給王卓均署長」之後，結束抗議行動。
事實上，在11月6號「圍城」之後三、四天，網路上就已經流傳某平面媒體攝影記者收到攝影組主管的email，指出「如果同仁有拍到類似畫面，可清楚看見歹徒面相的，請將畫面裁切一下，僅留下警方需要的部份後傳檔給我」的消息。日前，在三立電視台的「大話新聞」，主持人鄭弘儀在節目中指出三立的主管也有收到類似的要求。於是引發警方利用攝影記者作「抓耙仔」、以及國家機器的「白色恐怖」滲入媒體的疑慮，同時，也讓人擔心記者在未來類似群眾運動的場合採訪的人身安全問題。
警方利用攝影記者拍攝的未見報畫面蒐證，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不過，這一次傳出透過媒體的主管對記者提出要求，據參與抗議的攝影記者回憶，似乎並沒有這樣的先例，這樣做，與個別警方人員利用個人關係，向記者要求資料的差異，在於這是透過媒體組織的權力關係在進行蒐證的工作，將使「媒體」與「國家機器」的關係更加讓人難易分辨，同時，這也將成為近日輿論對「警察國家」批判的有力例證。
19日，國際記者協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也針對此事發表新聞稿，除批判台灣警方干預新聞自主外，也呼籲「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是報導真實事件，並且應對消息來源加以保護，也不應屈服於壓力而成為協助政府蒐證的工具」。
即使是警方透過個人關係，向記者取得證據的行為，曾經擔任中國時報、路透社攝影記者，紀錄片「舞影者」導演鍾宜杰表示，如果記者提供他們拍攝到的影像給警方，對於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來說，「也是不道德的」。以記者的工作性質，特別是在與警方有密切「共生」關係的社會線記者，個別地與警方進行這種交換的現象，實在很難杜絕，雖然這一次是因為警方希望透過媒體主管取得資料，引發了更大的爭議，才釀成行動，但是將這樣的事情批露出來，攝影記者是不是擔心未來在群眾場合的人身安全問題將更有疑慮？
「就是要透過這種方式」，鍾宜杰說，不能因為擔心會發生群眾對記者不信任的問題，就對這種事情隱忍不說，記協會長莊豐嘉也認為，必須要有一種聲音，讓社會大眾了解，記者是不贊成這樣的事情的，當記者站出來反對警方的行為、把這樣的事情講出來，大家才不會對記者有所排斥。
這也表示，18日，對這些向來不習慣「抗議」的攝影記者來說，已經不只是一個對國家暴力的控訴，而且也是自己在工作的專業與自主性上的一個重要宣告，用集體的行動在社會大眾面前，向警察和自己的主管，說了一聲「不！」。聲音不是很大，但，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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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個事件之後，11月19日，聯合報以報導方式，刊登警方徵求指認「嫌疑人」的訊息，並透過其網站「聯合新聞網」刊登警方的「諧和專案辨識專刊」，該媒體以社會公器為國家機器工具的立場明確，在這種條件下，如果發生警方透過媒體主管要求攝影記者提供照片的情形，從機構的角度，勢難維持其「專業自主」，如何捍衛新聞工作者的尊嚴，實在只有記者集體集體的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