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惡性循環
港台工作者談童工議題

2008/11/08
苦勞網特約記者

「天還沒亮,我就開始工作了。在危險四伏的採石場,每天都必須工作至少十二個小時。我不知道我究竟賺了多少錢,因為我從來沒有領過工資。我,今年只有十歲。」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宣言》將屆五十年,超過二億四千萬的童工卻仍分布在世界各角落。從亞洲、非洲到拉美,許多孩子超時工作、沒有薪給、被幽禁、被毆打,被剝奪接受教育的機會。1日,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系列講座──「童工,扭曲的小螺絲釘」邀請到香港樂施會前總幹事莊陳有,探討全球童工現況、成因以及身為消費者的我們,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莊陳有表示,據統計從2001年到2004年間,童工比例共下降了百分之十一。儘管如此,十四歲以下的童工人數卻仍高達一億六千萬。其中又以亞洲的童工數量最多,佔百分之二十,非洲在比例上,則以百分之二十六居冠。至於童工形式則各有不同,對人口販子而言,兒童意味上百億美元的暴利行業。他們被視為商品般販賣為奴,甚至淪為雛妓。此外,為償還父母債務而成為「抵債童工」(Bonded Labor)者,也佔了相當大的部分。從農田、工廠到煤坑,弱小的身影在惡劣的環境下長時間工作,用微薄的薪給去償還可能一輩子都還不掉的債務。

很多人或認為童工是國家發展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只要經濟有了起色,情況就會有所改善。然而,莊陳有強調,童工和貧窮其實是一體兩面。他指出,很多孩童五、六歲被迫到工廠工作,由於根本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於是國家便出現大量的文盲,「反而成了阻礙發展的因素」。因為貧窮所以需要童工,因為童工所以更加貧窮,形成一個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莊陳有感慨道:「為甚麼我們能把太空人射上天空,卻不能提供孩子一個有尊嚴、有保障的生活?」

目前有不少國際協約的訂定,企圖達到滅貧的努力。如2000年在紐約,由一百九十個國家簽署的「千禧年發展計畫」,便致力在2015年把生活在一美元貧窮線底下的童工人數減少一半,並讓他們接受完整的基礎教育。然而,莊陳有指出,條約能發揮的功能往往是有限的,很多時候還是要回歸到企業內部的倫理規範、企業的社會責任,才能治標又治本。而民間非營利組織需持續不斷地呼籲社會關注童工問題,參與扶貧工作。他也提倡「倫理消費主義」,要消費者理解產品背後產制的過程。他強調:「你買甚麼東西、你用甚麼服務,就是對企業最大的監督。」

講座主持人、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秘書長曾昭明在回應時也補充,身為童工問題的一環,消費者在經濟鏈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以咖啡為例:「你有沒有想過你消費一杯咖啡的方式,可能決定著遙遠地球另一端的某一個人的命運?」在美國,咖啡豆的售價是原料成本的4000%。進口豆商牢牢掌控著這些初級農產品的利潤,把農民推向貧窮深淵。因此,他表示:「你可以選擇不一樣的咖啡。」透過每天點點滴滴的消費行為,發揮倫理消費的力量,推動企業履行社區和勞工責任。

不過在場有民眾提出懷疑,要求跨國企業禁止童工,在缺乏配套計畫的輔助下,會不會只是把孩子推往更陰暗、更危險的角落?莊陳有解釋童工問題成因複雜,社會背景各有不同,倫理消費可能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它在推動倫理社會、要求企業更好地管理供應面上的力量不容忽視。曾昭明也以1996年Nike的巴基斯坦外包商遭揭發雇用童工來生產足球為例說明,當時就是因為消費者拒買的聲浪越來越大,倫理消費發揮正面效應,才令Nike不得不正視血汗工廠所帶來的影響。

曾昭明進一步指出,發生童工問題即把責任推卸給供應商,並終止合約關係已是上個時代的做法,因為儘管「(童工)從Nike的供應面上消失了,但問題還在那裏」。他認為,所謂倫理供應面最好的實務做法,應該是由企業肩負協助供應商的責任,確保生產過程、生產條件能夠符合國際期待,不會製造童工問題。若面對無法避免的情況,也務必讓童工能合理合宜地工作,而且最重要的,「他們應該有受到教育的機會」。他表示,企業付學費讓童工上學,三年職業學校畢業後回來企業任職也不失為可行的方式。

最後,曾昭明總結道:「一個地區出現了童工,某個意義上那個地區所有的勞動條件就是向下沉淪。」當小孩子都工作的時候,父母就會面臨失業的窘境。父母沒辦法工作,家庭失去經濟支柱就會更需要童工,形成永無止盡的惡性循環。尤其在金融泡沫化的今天,聯合國所倡導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或可讓我們思考:究竟怎樣的經濟成長方式對全人類而言才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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