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生態轉機？

次貸危機、華爾街的崩盤、冰島政府的破產、國際貨幣基金『全球崩潰』警告，此新一波的風險事件，如同食物污染與氣候變遷的風險般，又將逼使人類回頭檢視其基礎維生體系的不堪。但若是如同以往一般，將各風險事件的回應，獨立看待與處理，是否將會促使的風險的移轉？如將金融風險的短期影響，轉嫁至長期的生態危機？

面對這波經濟危機，出版著名的史坦回顧的英國經學家史坦爵士指出對於經濟蕭條的畏懼會引導出兩種危機：『一是由於大眾在同一時間內，通常只能聚精於少數特定議題，另一則是大眾會對增加的成本較為敏感。』進一步解釋，史坦爵士擔心的是近兩三年各國將氣候變遷視為重要議題的趨勢，將被『如何救經濟』取代。另一方面，面對氣候變遷與環境問題所投注的經費也會因而降低。而前述的憂慮，已具體呈現在以下事件。

歐盟各國將於十月中旬所召開的理事會上，將就其新的氣候變遷行動方案進行表決，這次的方案乃是要確認整體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在2020年相較1990年減量20%，此外更將針對碳交易中的核配方式與核配量進行討論，因在歐洲議會中，其環境委員會以表決通過各電廠的核配量應在2013年時，百分之百採用拍賣的方式進行分配，而針對能源密集產業，至少也要有15%以上核配量需採拍賣，並於2020年時達到全部核配量均需經由拍賣。但各國政府現則紛紛提出因為當前的經濟危機，不應再增加企業負擔之類的說詞，試圖弱化的減量目標以及在碳交易制度上的修正。然而歐盟的情景，是否會對接下來全球的後京都時代的協議過程產生影響？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秘書長德布爾亦憂心各國將以對產業競爭力會有影響為藉口，延遲在氣候變遷的具體行動。特別是原本期待歐美國家仍基於清潔發展機制的精神，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氣候變遷的因應。但如今歐美各國均需提供大量資金進行紓困的狀況下，先進國家還有多少餘裕能提供落後國家科技與制度建構所需。更擔心在此議題上的南北鴻溝是否擴大，導致談判的破裂。

但此次金融危機，既然顯示現行全球資本運作體系的困境，是否能找出新的方向，使其成為發展全球綠色經濟的轉機？特別當今各國財政部門，經由不同的紓困措施，強化其對市場的影響，若公部門能發揮史坦爵士所指出面對金融危機與氣候變遷雙重風險事件下所需的領導力，而非僅是將可用的全球資本，又優先用於支持浮誇的金融市場，再度將落後國家的苦難與危機，埋藏至身背黃金降落傘的資本掮客之後。

以美國為例，其於所提出的七千億紓困方案中，既包含對綠色產業與消費者有利的措施。如該方案中提供了太陽能產業30%的投資賦稅減免，每家戶原本僅有太陽能發電設施扣除額，也由原本的兩千元美元的限制，增加至設備成本的三成，而若購買油電混合車以及其他能源效率較佳的車輛，亦同樣可獲得三千美金的扣除額。而地球之友美國分部，更進一步指出依紓困方案所接管的金融機構，如AIG集團，其應停止提供污染性產業的貸款，改為資助再生能源發展，促進能源革命。而且這些機構後續的放款計畫，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方能確保此次的紓困案，是對環境有益的。

金融風暴，從美國、歐洲、冰島再到南韓，台灣的影響是必然也是已經發生的，重點是若仍同樣採用淺牒型的思考，僅單一就將金融與資本的流動，侷限對GDP成長率以及股市漲跌幅度的關聯，於是乎，忙著呼應工商團體的訴求，減稅、環評鬆綁、促產條例持續展延、限縮溫減法的功能，這些都無助於促進台灣迎接所謂的低碳經濟。況且金融資本的流失，經濟景氣的循環，這些均屬五至十年的變化，而自然資本的流失，影響的層面，所需的復育時間都是人類經濟活動難以比擬的。如根據德國學者蘇克德夫（Pavan Sukhdev）最新研究的數據指出，喪失生物多樣性所提供的效益，每年將耗損世界二至五兆美元，高達全球6%的國民生產毛額，而當前金融危機所造成華爾街的損失，則約為一點五兆左右。因此若當前馬政府任何救經濟的方案，仍是採用犧牲台灣的自然資本為導向，走回兩蔣時代的老路，則我們所能預見的台灣，將陷入『國破，山河也不在』的窘境。